"偶像"沈颢跌入犯罪泥淖:念13分钟悔罪书 几度哽咽
原标题:“偶像”就这样跌入犯罪泥淖沈颢当庭鞠躬致歉,念13分钟悔罪书几度哽咽
他曾经写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即使新闻死了,也会留下圣徒无数”等经典语句,曾经被一代中国媒体人奉为心目中的偶像之一……然而,他却跌入犯罪泥淖,从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掌舵人变成被告人,接受法律的庄严审判。
在最后陈述阶段,沈颢整整念了13分钟,几度哽咽并鞠躬致歉,当庭认罪悔罪。
从媒体人到经营者
“我先表三个态:第一,对公诉人起诉单位犯罪的事实、证据、罪名我没有异议;第二,单位犯罪,我作为公司总裁,负有领导责任,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第三,我向因单位犯罪而受害的企业赔礼道歉。”沈颢在庭上如是说。
2001年1月,《21世纪经济报道》创办发行,主要创办者为沈颢、陈东阳等人。当时年仅30岁的沈颢,此前是《南方周末》报社新闻部主任。“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一张纸很小,但一张报纸很大;个人很渺小,但一个媒体人使命神圣。”这些激扬的文字都出自沈颢之手。
《21世纪经济报道》迅速发展。2007年,沈颢带领团队创办《理财周报》,进而形成21世纪报系。沈颢因业绩突出,被擢升为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总裁,掌控报系全面业务。
作为首屈一指的财经类媒体,21世纪报系对某家企业一旦发出负面报道,影响显而易见。被报道企业往往找上门来,希望能够通过所谓“合作”息事宁人。在报纸创办之初,对这样的“合作”,沈颢等人是刻意回避的。然而,当纯粹的媒体人转型为媒体经营管理者,要靠新闻挣钱逐利的时候,一种无形压力随之而来,“防火墙”开始松动。
采编人员发现,在稿件的签发流程中,有时会出现一张撤稿单,要求撤稿的是广告部门,涉及的稿件往往都是某些企业的负面报道。“广告部门根据客户要求,把相关诉求提交到采编部门,要求删除负面报道或者不跟踪报道。”办案人员指出,其实质就是通过运营部门影响采编部门,把企业的经营活动优先于采编部门。
此类撤稿单出现得越来越频繁,采编部门不得不执行,因为撤稿指示来自报系最高层。沈颢等人通过总裁会议纪要,确立了广告、运营公司与采编部门积极配合,以解决删稿时效性和有效性问题;还要求采编部门负责人在广告部门与客户洽谈时,一同出面配合,促使客户相信广告部门有左右舆论监督的渠道。
同时,沈颢通过制定高额考核指标,要求下属媒体利用负面报道和“有偿不闻”的方式逼迫企业“合作”,收取“广告费”。其中,明确要求跟IPO企业合作的数量要达到当年IPO企业总数的70%以上。
在这样的经营思路下,21世纪网对IPO企业进行“正反手”操作:对于上市和拟上市企业,如果愿意和自己签广告合同,就在其上市的关键期保持静默;而对于没有签约的上市企业,则刊发负面报道。
联手公关公司“夺食”
涉及此案的上海润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鑫麒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都是在业内堪称领头羊的财经公关公司。
上海润言董事长连春晖回忆,2010年起,财经公关行业乱象越来越严重。无论是一线财经媒体还是二三线财经媒体,都想分一杯羹。如果企业没有向各路媒体告知“合作”意向,则基本上难以幸免于负面报道。
福建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是受害企业之一。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吴徽荣说,公司要上市的消息在证监会网站上预披露后,润言公司等财经公关公司找到他们,希望签订财经公关服务协议。
吴徽荣说,润言公司介绍媒体时,列了包括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下属媒体在内的一个清单,上面除了媒体的名字和合作费用之外,另外两列重点提及相关媒体是否善于报道负面新闻以及负面案例。“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九牧王公司和他们所列的第一梯队里的媒体签约。”
“公司之前已从上市公司那里了解到,要成功上市就需要过媒体这一关。一些媒体掌握着话语权,往往故意捏造或者夸大事实,撰写企业的负面报道,以此来要挟企业与其进行合作。”吴徽荣说,“我们公司在上市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因为媒体的负面报道,小则影响股价,大则导致上市推迟、失败,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我们支付了合作费用300万余元。”
沈颢承认,旗下媒体的这些新闻敲诈行为,自己不仅是默许,更是领导者、支持者、协调者和参与者。
忏悔:媒体应为公共利益服务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长期小问题的累积终于造成了崩溃,悔之晚矣!”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沈颢站了起来,展开长达3000余字的悔罪书,表达自己的痛悔。
对于“有偿不闻”造成的社会危害,沈颢也一一列举:
——深深伤害了被侵害的企业。企业不仅遭受财物损失,其发展规划也被打乱了。这种事件蔓延后,实际上也扰乱了资本市场,甚至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深深伤害了媒体自身。新闻媒体本应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在新闻报道中应秉承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不应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更不应为商业利益所左右。而“有偿不闻”行为玷污了新闻业的这些基本原则,不仅使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失去了公信力,也使整个媒体业蒙羞,使社会对媒体业发出质疑,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媒体业最宝贵的社会信任度。
——深深伤害了记者,撕裂了他们的职业理想。记者报道的选题要受制于公司牟利的需要,写或者不写以及怎样写,稿件完成要不要刊登,很多时候成为“新闻敲诈”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