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他做起事来，没有“框”的概念[图]

范绪箕先生在办公室    

直到读讣告时，很多人才意识到，范绪箕这位“曝光量”并不高的老人之于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意义——我国航空教育的重要奠基人，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著名的力学家、教育家。    

一个月前的11月21日，上海交通大学老校长范绪箕先生以102岁高龄仙逝。提起这位老先生，“严谨”是其昔日同事、学生说得最多的形容词。按照与范先生共事30余年的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汪激的说法，老先生做人做事没有“框”的概念，做科研又有非常严谨的聚焦力，这使他备受尊崇与爱戴。随着访谈的深入，一个并非平常概念中的老校长形象越来越丰满……    

“他不迷信数据，很重视实验的结果”  

“老先生过世前一天，还在给我打电话谈工作上的事。”汪激说，10年前，范先生和他所在的1011研究室购买了两台贵重仪器，账挂在另一个研究室的账目上，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两台电子设备已被淘汰，对方与范先生商议是申请报废仪器还是把账转到1011研究室，范先生便给他打去电话商量。“当时我为了给老先生一个念想，还说我去把账转到我们研究室，等他出院了说不定还用得着。”说到这，汪激叹了口气，说电话里老先生思路很清爽，话语间能感觉到他对仪器的感情，这是一种对科研的留恋，“可惜，现在我真的要去申请报废仪器了。”    

汪激感到，两台过气仪器的去留对整个科研项目来说，是非常小的事情。“但工作上的小事，老先生都当大事。”他记得，范先生直到百岁还一天工作6小时以上，每天7点起床，8点到办公室看书、读论文，“到得比大多数年轻人还早”。每周有两个下午，研究室的师生们都要齐聚在范先生位于徐汇校区的办公室里做主题汇报。即使是这两年因为摔跤住院，范先生也要求同事们定期向病床上的他汇报研究进度。    

最令汪激钦佩的，是范先生对科研的态度非常严谨。他从不完全相信任何文献，坚持每个公式都要自己推导一遍，还请师生们帮忙校验。“他不迷信数据，很重视实验的结果。”汪激说，一直到100岁时，范先生每年还要带2至3名研究生。如果只有两个学生，他会让其中一个负责计算，另一个负责实验，一定要两边得出的结论一致才通过。他感到，这也就是为什么范先生到了耄耋之年，还能不断有新的科研成果问世——1999年，85岁的范先生开发用于导弹项目的模拟程序，成为导弹设计的通用方法之一，荣获当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在92岁和96岁高龄时，范先生分别完成两篇高水平论文。    

汪激说，科研总有遗憾，但范先生认为，要做就要做到极致。他记得上世纪末，计算机技术发展迅猛，当时他们实验室正在做一个导弹测试台方面的实验。就在要上交实验结果前几天，他无意中向范先生说起，如果当时能用刚刚升级的计算系统测数据，一定能比现在测得的数据更精确。“老先生一听，问我现在重新测还来得及吗？我说应该来得及。他说，好，那你们马上重新升级系统！”汪激说，“他就是这样的人，总想让你把科研上的遗憾补掉。”    

范先生的“硕士关门弟子”、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科技处工作人员郑京良记得，当时为了搭建全国第一个真空模拟层的装置平台，范先生要求大家自己动手买实验材料。为了找到最合适的陶瓷，已经96岁高龄的他和一群小青年坐在一辆很破的昌河面包车里，“绕着太湖转了好几圈，从宜兴到绍兴，就为了找到最合适的材料”。在实验过程中，范先生更是带着他们调研了好几家国内高校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范校长告诫我们，宁愿算慢一些，也不能不精确。”范先生的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工程试验中心工程师祁洋说，范先生对门下学生要求相当严。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学生曾在计算时耍小聪明跳步骤，报告交到范先生那里，“被骂得狗血淋头”。后来，这个同学按范先生要求的正规步骤去做，花的时间是之前的10倍，但数据确实精准多了。祁洋感到，虽然范先生年纪很大，但他甚至连每天哪个学生应该计算到哪个程度心里都一清二楚，没有人可能在他这里“糊弄”一下混毕业。    

“而且,范校长为学生选择的研究方向，总是极具前瞻性。”郑京良记得，2006年，当得知系里将他分到92岁的范绪箕教授名下读硕士生时，“都担心自己能不能正常毕业”。郑京良说，当时范先生给他指定的研究方向是“热防护”，而“热防护”主要应用于航天飞机。但在他刚读研时，中国并没有发展航天飞机的计划，“热防护”是相当冷门的研究方向，导致他一度紧张毕业后会不会找不到工作。没想到，他刚刚读了一年研究生，美国就公布了航天飞机制造的最新进展，而中国很快也将航天飞机列入了发展规划，“热防护”一下子成了热门研究方向。    

“后来我才知道，范先生每天必看美国NASA网站和科研学术网站。”郑京良说，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的范先生，已经在航天领域积累了70多年的经验，在90岁后将“热防护”问题作为研究的头等大事对待，“他对航空航天业的走势非常清楚，总是能‘提前一步’，发现那些当下未必用得上、但将来国家发展一定需要的研究方向。”    

汪激告诉记者，在航天航空界，范先生被尊称为“无人机之父”。1958年，他就提出研制无人驾驶飞机的构想，并根据钱学森的建议，结合国家导弹研制计划的需要研制靶机。靶机是一种用于打靶训练的专用无人驾驶飞机，上世纪50年代，靶机在我国还是空白。范先生抽调人员组织成立研究室，建成了亚跨超风洞、三轴飞行模拟转台等关键实验设备，先后研制了“南航一号”拖靶机和“南航二号”超音速靶机，还在此基础上演变为“长空一号”无人靶机。在2012年中国珠海航展上，当看到中国的各种无人机翱翔空中，范先生曾说：“这是我一生的理想之一，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理想在变成现实。”而在范先生在交大的办公室中，至今陈列着无人靶机、“歼十”、“飞豹”、ARJ21支线飞机、“天宫一号”的模型。    

在范先生的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副教授董威看来，范先生一直非常注重对尖端科技的探索，甚至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1945年8月，范先生入职浙江大学筹建航空工程系并担任系主任，力排众议在浙大建造风洞。当时抗战刚胜利，学校经费短缺、物资匮乏，但范先生认为，航空学科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要培养人才离不开实验设备。当时建造风洞没有参考样板，他就和研究人员一起设计图纸，每一关都亲自审核。缺少经费，无法委托工厂建造，他就自费千方百计搞材料，发动大家动手加工。最终，浙大建成了中国第一座3英尺低速风洞。直到前几年，风洞迁到西北工大的部分还在发挥作用。    

上世纪90年代，范先生就已相当重视查阅国外前沿科技文献。每年回北京探亲，他都会去国家信息中心查询资料。如果查不到相关信息，他就委托在美国的亲朋好友把资料寄送回国，为此还常常自掏腰包。“他很早就注意到用国外的文献数据来为我们的研究创造条件，希望给我们提供最好的科研环境，让我们为航空事业多做贡献。”董威说。    

汪激记得，上世纪90年代，他跟范先生一起去美国访问，在某大学实验室中，范先生看中了两台当时最先进的仪器，立刻在当地找朋友借钱，把这两个昂贵的宝贝买了下来。回国时，由于没有提前申报，两台机器被海关扣留要求补办手续。“老先生当时怎么都想不明白，买回来的机器为什么要被扣。在科研上，他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概念，那时还天天催着我去问海关要机器。”汪激说，当他告诉范先生补办手续要通过当时的高教局批复，范先生马上放下手头的事，拉着汪激打车直奔高教局，找到正在开会的局长处理这事。“只要是工作上认定的事，老先生一定会坚持做下去。”    

“一切要为学生培养让道”  

范先生一生未婚，他曾这样总结自己：“没有家累，思维单纯。”正如郑京良所言，在许多晚辈看来，范先生既是严师，又是慈父。“感觉范校长真的像自己父亲一样，他的关心不只是老校长对学子的关爱。”郑京良提交毕业论文时，范先生已经97岁，“范校长是一张张地帮我改，而且全是手写的”。    

汪激告诉记者，在经济补助上，范先生总为学生们考虑，尽力提供最大支持。比如，学校里很多项目经费是统一管理的，只要学生有需要，范先生认为这个项目值得做，就会在项目经费分配时有所倾斜，有时甚至从自筹经费里拨款。再比如，当项目结项时，他分配给学生的奖金比老师要多得多，而他自己是分文不要的。    

董威记得，范先生生前常说：“大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一切要为学生培养让道。”除了生活上关心，在董威看来，范先生的教育理念一直走在前列。上世纪80年代，范先生就有“走出去”的意识，注重青年学者间的国际交流，找各种途径送学生出去参加国际会议。    

最为人称道的是，1983年范先生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挑选了38位交大学子出国留学，并为每位学生选学校、选专业、选导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说：“现在看来，这已属稀松平常，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么做需要何等非凡的勇气与智慧！”如今，学有所成的38位“世行生”早已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包括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赵峰、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倪军、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机械工程系系主任姚一心等。在2013年底范先生百岁寿辰之际，首届“世行生”发起并捐赠设立了上海交通大学“范绪箕奖学金”，以弘扬老校长“潜心学术，关注人才”的精神品格，奖励品学兼优的全日制在校学生。“范绪箕奖学金”的设立秉持老先生的理念：“实行导师制，聘请各个领域的精英担任获奖同学的导师，与同学建立一对一的联系，为同学的学习和未来规划提供建议和帮助，直至同学毕业，甚至更久！”    

除了“走出去”，早在上世纪50年代，范先生就开始了“请进来”的尝试。1956年，范先生调任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董威常听南航的同行说起，范先生在南航工作的20多年间，经常请国内外研究所的教授到学校给学生讲座。可以说，南京航天航空大学从最初的中专转制成为大学本科，继而建设成为全国重点大学，离不开范先生的投入。    

与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同门五载  

汪激1984年交大毕业后，直接分配到范先生的跨学科研究室筹备组，与刚从校长职位上退下来的范先生一起工作。“读书时候不认识范先生，只晓得我们这届毕业证书上‘校长’那栏是他的签名。”汪激说，他第一次见到范先生时，只觉他气质出众，举手投足之间颇有贵族风度。“后来，我才知道老先生出身名门。这应该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关。”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杜朝辉介绍，范先生1914年1月5日出生于北京，父亲范其光是清政府选派的第一批留俄学生，母亲李国奎是李鸿章之兄李瀚章的孙女。崇文重教的家庭背景让范绪箕从小就接受优质的中西合璧式教育，1929年，范绪箕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为夺取“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多次预谋制造列车颠覆事件。有一次，范先生全家坐上了从长春开往哈尔滨的列车，在途中遭遇劫持，火车倾覆出轨，乘客全都沦为难民。此时，日军的飞机在空中盘旋轰鸣，忽上忽下，这让范先生感到了一种傲慢示威和欺凌污辱，催生了他期望学习航空知识报国的念头。1935年，范先生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求学，成为世界航空科学宗师冯·卡门教授迁美后第一个中国学生。半年后，钱学森先生从麻省理工学院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与范先生同门五载。    

“范校长直到晚年还常常说起，当时他与钱学森租住一套房，两个人常常一起出门听音乐会，冯·卡门出题只有钱学森会做……”董威说，范先生与钱先生志同道合，这为将来他们携手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而奋斗打下了基础。比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加快研制靶机，钱学森为范先生所在的研究团队提供了风洞图纸，以及一批当时紧缺的钢板。    

1938年，范先生获得加州理工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通过博士学位全部课程考试，并完成大部分毕业论文撰写，回到了抗日烽火燎原的祖国。在抗战胜利前的5年里，范先生跟随所在院校一路西迁，从国立浙江大学副教授成为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昆明）教授。解放以后，他又在浙江大学、华东航空学院、南京航空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执教。    

汪激说：“范先生上世纪50年代就评上了‘一级教授’，但他一直很低调。”直到读讣告时，很多人才意识到，范绪箕这位“曝光量”并不高的老人之于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意义——我国航空教育的重要奠基人、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著名的力学家、教育家。    

汪激说：“老先生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即使这几年，他的思路都没有慢半拍，直到去逝前他都是亲自收复邮件和使用互联网查阅相关资料。”    

郑京亮说，范先生唯一一次收学生送给他的礼物，是2013年他们给老先生买了一台平板电脑。“我们告诉他可以在这个上面上网、看书，他就收下了，而且很喜欢。”郑京亮说，“范先生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强。”    

董威告诉记者，范先生初学电脑时，已然80多岁了。“范校长就让学生把从开机、到新建文档、到关机的所有流程写下来，贴在电脑旁边，每天一遍遍地操作练习。”董威说，范先生会打字后，所有的著作都是自己一个个把字键入电脑里，包括90多岁写就的两篇论文，“他不喜欢麻烦别人。”    

董威记得，范先生曾告诉他，自己92岁那年到北京，在圆明园里一直逛到中午12点，然后再坐车到颐和园，在颐和园里走到下午2点，再坐车到天坛，在天坛里走了3个多小时。“这一天走下来，他说也没觉得累。”范先生99岁时，有天还从交大徐汇校区到城隍庙走了个来回，“他跟我说，一摸口袋没带钱，就走吧！”范先生100岁时，恰逢上海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100周年院庆，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和大家一样，坐了5个多小时的高铁从北京回到上海，又坐地铁回家了。“全程他都自己提包，也不要人搀扶。”    

“在2011年摔跤之前，老先生一直都是从家里走路到学校上班的。”汪激说，那天晚上范先生从学校走回家，在一处正在排水管的施工现场摔了一跤，跌得很严重。“第二天来上班，我们看他脸也肿了，手臂上也伤痕累累，他告诉我们，‘昨天我看那个沟也不是很宽，没想到一跳没跳过去’。那时候他已经98岁了！”汪激说，自那以后，老先生的左腿就不如以前，需要坐车到办公室了。去年，范先生因为撑在洗手间的门把手上失去重心滑了一脚，腰椎损伤，导致他只能卧床静养，前三个月连翻身都不行。“这一年对范校长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汪激说，“老先生从来没有觉得年龄是继续科研的障碍，他还有很多抱负没来得及实现。”他在病床上的最后时刻，还想着要建立一套高空返回热力模拟仿真实验平台，判断现在设计的热防护系统是否可行。    

来源：《文汇报》 2015.12.25 第14版 文汇学人    

原文： 他做起事来，没有“框”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