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来，有多少学子像那位梳着麻花辫的女孩一样汗洒琴房
有一张解放日报记者拍摄于1954年6月的黑白照片。照片拍的是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的一间琴房，两个女孩在那里练琴：背景中的短发女孩弹着钢琴，面对镜头的，是一个梳着两根麻花辫的圆脸女孩，低头拉着大提琴。
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正式更名为上海音乐学院。新中国成立70年来，这里涌现了丁善德、周小燕、桑桐、俞丽拿、廖昌永等几代卓越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表演艺术家及教学名师，诞生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交响组曲《长征》等经典之作。许多毕业生成为国内外各大乐团与音乐机构的领军人才。我想知道，照片上的女孩是谁？毕业后去了哪里？是否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将中国声音传递到更远地方
几番辗转，我找到了上音老教授、小提琴演奏家丁芷诺，她一眼认出了照片里的女孩。“卢佩林我记得，我读附中的时候，她已经在读大学了。有一次我父亲丁善德从国外买了两张唱片回来，其中有一张是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很长一段时间，卢佩林天天来我家听，非常用功，毕业后她考入了上海交响乐团。”丁芷诺说。随后，她告诉我，卢佩林上世纪80年代就去了澳大利亚，不过，听说前几年去世了。
卢佩林的老同学赵佳梓回忆起他们的校园时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上音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教授在这里教导和培养学生。卢佩林在校的时候，就曾师从俄罗斯大提琴演奏家佘甫磋夫和中国大提琴教育家陈鼎臣。他们对西洋音乐传入中国以及中国音乐的继承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上音毕业后，卢佩林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了多年。在上海交响乐团资料室无数的黑白照片里，我找到了卢佩林的影子。她虽不是独奏家，也不是声部首席，但却是乐队里必不可少的一份子。你也许不知道她的名字，但你有可能坐在台下听过她演奏的某场音乐会，她曾在这条140年流淌不息的音乐之河中，激起过属于自己的浪花。
当解放日报记者在琴房里拍下卢佩林那张黑白照片时，丁芷诺正在上音少年班就读。少年班由贺绿汀开创于1951年，是上音附中的前身，第一批招收了25名学员，除了丁芷诺，还有俞丽拿、石林、邓尔博等，他们被视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音乐家。丁芷诺还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乐器的人非常少，俞丽拿等几位同学学过钢琴，还有一位学过二胡，其余的大多数都是“白丁”，只能现场唱一首歌，展示自己的乐感。
卢佩林的弟弟卢琮辉告诉我，姐姐小时候学过一点钢琴，但直到考进上音，才开始接触大提琴。她从前在家练琴，地上总有一滩汗水。大提琴的尾针，在家里的地板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我们那一代学生，练起琴来总是这样废寝忘食。”丁芷诺说。1960年，她和俞丽拿、吴菲菲和林应荣组成的上海女子四重奏，为了去德国参加比赛，每天进行高强度练习。每天吃完午饭，只休息十分钟就接着开练了。“苏联专家劝我们，这样下去会过劳的，但当时我们很年轻，浑身充满了热情，根本感觉不到疲惫。”那一年，上海女子四重奏拿了德国舒曼弦乐四重奏国际比赛第四名，这是来自中国的重奏组合首次登上国际领奖台。
改革开放以来，无数上音学子从上海走向世界，在图鲁兹国际声乐比赛、多明戈声乐大赛、贝藏松国际作曲比赛、玛格丽特·隆国际钢琴比赛、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等世界顶级音乐赛事中屡获大奖，为国争光，将中国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
让音乐融入城市生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上海音乐学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国际视野的音乐家，然而他们的创作和演出并非曲高和寡，而是与社会生活、与人民的文化需求紧紧相连。俞丽拿提起，在上世纪50年代，她和同学们常常走出象牙塔，将音乐送到田间地头，送到老百姓身边。那时候，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并不受老百姓的喜欢，她和同学们就用小提琴为老百姓演奏《步步高》，向民间艺人讨教。正是因为扎根民族音乐，才有了中西交融、真挚动人的《梁祝》诞生。
延续注重实践、服务大众的传统，上海音乐学院在1978年创立了“星期音乐会”，每周末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在文化活动匮乏的年代，“星期音乐会”成为许多上海市民每周一次的音乐享受。演出门票在当时只要几毛钱一张，不少爱乐者会提前把下一个月的套票买下。上音老教师秦尚修还记得，“星期音乐会”总是人山人海，不少场次一票难求。“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但师生和观众的热情都很高。如今许多活跃在各大舞台的音乐家，当年第一次登台都是在星期音乐会。”
“大学不应该有围墙，艺术也是。艺术机构应该和市民、城市文化形成良性互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说。今年10月，新落成的上音歌剧院将正式投入使用，迎接广大市民的到来。
亚洲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学府，中国第一家交响音乐博物馆，交织成了这片空气中漂浮着音符的街区。倘若当年那个梳着麻花辫的大提琴女孩还在，走过这片街区，会不会感到惊喜？她当年未曾实现的梦想，是否已变成了现实？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