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开放“203档案”
“203档案”，是指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的中国福利会英文历史档案。这些档案共计203卷、17247页，简称“203档案”，形成于1938年至1964年。2018年，上海市档案馆积极响应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的倡议，携手中国福利会和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紧密合作，组织工作专班、优先安排“203档案”数字化、积极参与“203档案”翻译项目评估、编制“203档案”文件级目录、指导“203档案”解密工作、精细化开展档案划控工作，并推动《来自延安的报告》（档案汇编）出版。上海市档案馆将“203档案”的合作开发利用列入庆祝建党百年档案资源开发系列活动中。
近日，在中国福利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档案局（馆）三方合作推动下，“203档案”已完成翻译、解密、划控，依法向社会开放。
这批档案集中反映了宋庆龄及其创建的中国福利会的历史。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到中国福利会当年工作计划、总结、会议记录、财务报表、往来文函等等……它是一座尚未充分开垦的“富矿”，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让我们跟随上海市档案馆研究者的介绍，走近曾经尘封的“203档案”，了解宋庆龄一生所从事的伟大事业——
1952年，宋庆龄和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孩子们在一起
中国福利会最早的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China Defence League）。保盟于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宋庆龄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保盟是一个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救援团体，有外国友人参加，主要向海外募集资金和医药物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陷落，保盟的活动一度被迫中断。1942年8月，宋庆龄在重庆重建保盟，并继续领导保盟直至抗战胜利。重庆时期的保盟除组织对国统区战争难民和灾民的救助外，主要精力放在支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工作上。
1945年，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的声明稿（上海市档案馆藏）
1945年12月，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China Welfare Fund Committee），宋庆龄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总会从重庆迁到上海。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人民的战后恢复工作。至1946年6月，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China Welfare Fund），但组织结构和工作内容保持不变。至1950年8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简称中福会，China Welfare Institute），宋庆龄继续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此后中国福利会的工作重点是在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福利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工作，加强科学研究，扩大国际交往与合作。
1948年，中国福利基金会上海儿童工作组宣传册（局部）（上海市档案馆藏）
中福会在保卫中国同盟时期、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与中国福利基金会时期以及中国福利会初期，国际化程度相当高，有多名外国友人参与其中，并且一直与诸多海外机构及国际组织保持密切的往来，因此不仅采用的办公语言是英语，而且在长期的工作与活动过程中产生、接收、存档的公务文件资料基本上也都是英文。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中福会将一批英文历史档案移交给上海市档案馆保管。这批英文历史档案被上海市档案馆列为一个单独的全宗（全宗名称：中国福利会，全宗号：U143），共有204卷，除了最末一卷是宋庆龄早年照片，与中福会历史无直接联系以外，其他203卷都是中福会早期的文书档案及相关文字资料，因而被整理研究者称为“203档案”。其形成时间大致从1938年至1964年，以在上海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时期档案资料居多，中国福利会初期档案资料集中在1950—1952年，而保卫中国同盟时期由于抗战造成的损失，留存的档案资料较少。“203档案”的内容主要以英语记述，大部分为文字类文件材料，也有少量照片和印刷出版物。
1943年，保卫中国同盟报告：《在中国游击区》（局部）（上海市档案馆藏）
1948年，公益服务会护士Margaret Stanley拍摄的山西洛杉矶托儿所照片
（上海市档案馆藏）
中福会前身的创建和早期的发展，正好处于近现代中国最为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因此形成和留存的档案资料丰富而复杂。“203档案”从各卷的标题和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综合类：有中福会早期各个历史阶段的机构沿革史料，下属部门、工作项目的介绍与简史，中国福利基金会筹设华南分会材料，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十二周年纪念活动材料等。
1951年，宋庆龄捐赠的国际和平奖金支票及票背留言照片（上海市档案馆藏）
二、组织人事类：有组织系统表、组织结构图，该会及下属部门规章制度，人事与薪酬政策、人事介绍与人员聘用来往信函、申请人和工作人员的履历材料、岗位工作职责与工作范围规定等。
1946年，宋庆龄为介绍美国友人寒春去解放区工作事致董必武中英文函底稿
（上海市档案馆藏）
三、行政工作类：有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中国福利基金会时期的年报，年会记录、纪要、报告，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工作报告、备忘录、来往信函，员工会议记录；中国福利会早期的主席办公室会议记录、工作报告，干部会议记录等。
1950年，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的声明稿（上海市档案馆藏）
四、业务活动类：中福会早期各个历史阶段产生的业务活动类档案，可以说是“203档案”的主体，涉及内容相当广泛，包括中福会及下属部门与个人的业务活动记录、报告与备忘录等，国内外其他协作机构及个人的公务来往函电、工作报告、情况介绍等，主要有关以下几项工作任务：
1、援助中共边区、解放区的医务（包括国际和平医院和医学院校）、妇女、儿童、文教、救灾等工作；
2、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3、战灾儿童义养会（Foster Parents Plan for War Children）中国分会；
4、上海儿童工作组（Shanghai Children’s Program）；
5、救济国内文艺团体及工作者
1948年或1949年，中国福利基金会翻译项目委员会成员、译者、原著名单
（上海市档案馆藏）
五、财会审计类：有大量的国内外救济捐助资金和物资的提供清单、分配发放清单、接收清单及收据。
1947年，中国福利基金会收到境外机构寄送书籍的通知单（上海市档案馆藏）
六、协作机构类：在中福会早期各个历史阶段，与其有着协调与合作关系的国内外机构团体为数众多，国内主要有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和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协会）、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等，国外则遍及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其中主要有美国援华会（又称美国助华促进会）、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和美国援华联合会、中国福利呼吁会、战灾儿童义养会、美国教会援华救济委员会、英国援华联合会（又称全英助华联合总会）、公谊救护队和公谊服务会、响应孙夫人呼吁筹赈会、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联合会等，还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又称联合国儿童急救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中福会保存了与上述机构团体在交往联络过程中产生的不少档案，这些单位的档案较多或较集中，故而独立形成一卷或数卷。
1949年，中国福利呼吁会主席耿丽淑致宋庆龄函（上海市档案馆藏）
七、重要人物个人文书类：宋庆龄作为中福会及其前身的创办人和主要负责人，除了有散见于其他各卷的来往函电与发言讲话记录之外，在“203档案”中还有八个专卷，包括以主席身份写给国外个人捐赠者的答谢信底稿，与国内外人士的往来函电，与本会工作人员的往来函电，以及一些个人报告、讲话记录的正式文本、定稿、修改稿、初稿及中文译稿等。
1950年，宋庆龄访问东北报告修改稿（局部）（上海市档案馆藏）
此外还有两位担任要职的外籍友人专卷，即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谭宁邦（Gerald Tannebaum）与国内外往来信件一卷，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中国福利基金会驻延安代表马海德（George Hatem）来往信函一卷。事实上，谭宁邦在中国福利基金会作为总干事进行日常管理，直接参与许多工作，后在中国福利会初期改任顾问，因此他在“203档案”中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几乎遍及全部案卷，他在公务活动中产生的往来函电，除了这一个专卷外，还普遍出现于其他90多卷，如以单份文件计算，则总数更是多达上千份。
八、资料类：主要是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与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会自身印发的以及收到的其他国内外机构团体的书籍、杂志、剪报、宣传册、资料手册等。英文资料主要有保卫中国同盟会刊《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China Defence League Newsletter），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会刊《工合新闻》（Gung Ho News），美国援华会会刊《美国援华会新闻通讯》（China Aid Council Newsletter），英国援华联合会会刊《中华杂志》（China Review），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联合会会刊《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联合会新闻》（CORSO News），中国福利呼吁会会刊《中国福利会呼吁会报告》（China Welfare Appeal Report），联合国编印的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宣传册，中国福利基金会编印的《孙夫人的报告》（Madame Sun Reports）、上海儿童工作组宣传册等。中文资料有不少来自边区、解放区，如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编印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等。
1948年，中国福利基金会编印的《孙夫人的报告》（局部）（上海市档案馆藏）
（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