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记忆]交大传奇校长张元济：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先驱[图]

      [编者按] 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今日的交大源于那些被铭记至今和默默奉献的昨天，而无论震撼或平凡，都值得记取和思索。走进交大记忆的长廊，回瞰那些通往此刻的真实和感慨，注目历史，为了更好地迈向未来。

　　2014年7月20日下午，“光明·元济讲坛”在上海交大出版社张元济讲堂开讲。讲坛名为“元济”，是为追随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译书院首任院长、交通大学第二任校长张元济所开创的文化传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张元济为教育文化事业及祖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作出了极大贡献，任职南洋公学，倾心尽力，体现维新思想；投身商务印书馆并使之崛起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被誉为屈指可数的“开辟草莱”的出版家。本期“交大记忆”就将为您讲述交大这位传奇校长的生平故事。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梳其生平，张元济从一介寒士到中进士、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曾蒙光绪皇帝破格单独召见，后因参加维新运动，戊戌政变时被“革职，永不叙用”，荣枯得失几在旋踵间。所幸封建王朝步入了尾声，使得张元济摆脱了过去革职官吏老死故土的命运。

　　 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 引领国家翻译出版工作

　　1898年11月，张元济告别7年的京官生活，举家迁到上海。之所以选择上海，是因为这座城市的精神氛围和文化格局。当时的上海已成为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要冲，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人士汇聚于此，大量的新式学堂、学会、报刊、出版印刷机构以及完全不同于王朝体系的租借法权体制所构成的密集信息网络，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西学传播中心和信息聚散之地，加之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市民群体及其敢于冒险的竞争意识，使这座城市具有了海纳百川的襟怀和蓬勃发展的生机。

　　1899年初，经李鸿章推荐，盛宣怀邀张元济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译书院成立于1898年春。一方面，我国当时创新式高、中等学校，没有自己的教材，急需翻译引进；另一方面，盛宣怀在办理洋务时需要了解国外情况。就张元济而言，自甲午战争后，兴学为先、开启民智已是他的一贯主张。自此，张元济开始了他在南洋公学的工作历程。

　　张元济入主译书院时，已译书有8种，全是军事书籍。他到任后，对译书选题作了修正，除原有“兵书”外，着手策划译印现代西方重要的政治、法律、理财、商务等方面的著作。同时聘请严复担任译书院总校，时常请教译书方面的问题。为使翻译工作更加正规化，译书院向清廷建议从四方面加强、规范译书工作：“先章程而后议论”；“审流别而定宗旨”；“正文字以一耳目”；“选课本以便教育”。张元济领导译书院在这方面率先为则，将草拟规程送政务处核定颁发。版权所有，不许随意翻印，也是译书院呈请政务处公布执行的。这些举措是南洋公学译书院的经验总结，在当时对我国翻译出版工作堪称一大贡献。

　　张元济先后主持编译的物理教材有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法国包尔培与英国保罗伯德台合著的《中等格致读本》；历史方面的书籍有英国索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日本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等；实用科学有《社会统计学》几种书籍。1901年7月统计，已译书31种，出版14种。其中，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的，首推严复翻译的《原富》，这是英国人亚当·斯密所著的一本“国家理财书”。张元济看到此书的重要价值，说服盛宣怀以重金购买这部译稿，除了书稿费之外，再付两成版税。这是我国近代实行版税制度最早的实例。

　　 兼任南洋公学代总理 致力公学特班筹办

　　1901年初，张元济兼任南洋公学代总理。接任后，他便致力于公学特班的筹办，这是张元济在公学总理任上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在给盛宣怀的呈文中，详细阐述了设特班的重要性。张元济原本就有“自强之道，兴学为先”、“储才宜亟”的认识，在筹办特班的呈文中，他又一次急切呼唤世所需要的人才。在他亲自拟定的特班章程中规定：设立特班旨在“以待成材之彦士有志西学”。入学条件是：“凡学识淹通、年力健强者均可入学，有无出身勿论，曾习西文否勿论。”课程分前后两期，每期3年。前期有英文（写、诵、文法、章句）、算学（算术、代数、几何、平面三角）、格致化学（包括实验）；后期有格致化学（理论为主）、地理、历史、政治、经济、逻辑，并要求学生在攻读西学课程之余，博览中西方有关政事的书籍。

　　张元济亲自主持特班的招生考试，先笔试后面试，共取学生42名，都是二三十岁在学问方面有相当根基的人。同时，张元济对师资非常重视，认为作为一个尝试性质和尖子的特班，必须有一流的教师。当时，张元济的老友蔡元培来到上海，两人都认为康梁的失败在于事先不培养革新人才，而希望以少数人取代政权。张元济遂请蔡元培出任特班主任。

　　在教学上，特班实行与传统书院、私塾完全不同的新式教学法。特班学生的基础本来就不错，又有张元济、蔡元培这样的名师悉心教导，后来在这些学生中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如黄炎培、李叔同、胡仁源、邵力子、谢无量等。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期间，特别是任代总理期间，倾心尽力，对教学内容和形式作了改革，教学生读《盛世危言》、《劝学篇》、《原富》，体现了他的维新思想，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和爱国思想。

　　 投身商务印书馆 以出版之事业提携更多国民

　　20世纪初，秉持着“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携更多国民”的思想，张元济加盟了创设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这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文化人在多灾多难的时代里，为民族国家寻求出路的理想。从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注到出版事业中，直至终老。

　　张元济入商务伊始，即着手筹建编译所，聘请蔡元培为所长，还聘了一批有新知识结构的年轻知识分子，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编译计划。主持编纂《最新教科书》是张元济进入商务主持编译后作出的一项成果。在教育体制急剧嬗变的时代里，教科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最新教科书》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套完整的小学教科书，在当时，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最新的，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教科书的使命”，对近代中国普及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商务印书馆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张元济的筹划下，商务印书馆还编纂出版了《辞海》、《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等一批大型工具书。另在翻译西书，出版和普及传播新知新学方面亦成就不凡，出版了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历史丛书、财政丛书、商业丛书、地学丛书、战史丛书、普通学问答丛书、说部丛书、传记丛书、哲学丛书等一系列丛书和各种中外文辞书，以及《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法政杂志》等刊物，为新知新学的普及传播推波助澜。同时，锐意出版西方名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为当时其他书局所不及，对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商务印书馆也成为1901年至1910年间全国仅有的15家资本超过100万元的企业之一。不仅拥有阵容强大的编译所，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而且拥有最健全的发行网络，成为一家集编译、印刷、出版、发行、销售于一体的大型出版社，成为全国出版界的巨擘和最大的文化机关。

　　1926年7月，张元济辞去监理之职，不久，被推选为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董事长。摆脱了大量日常事务和经营管理工作，张元济此时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再抢救、整理、辑印古籍工作上。鸦片战争以来，外侵内乱绵延不绝，许多私家藏书在战乱中散佚，许多珍版秘籍毁于战火。面对惨痛的文化劫掠，张元济开始了古籍的抢救、整理、校勘和影印工作，自觉承担起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瑰宝的使命。先后主持辑印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初编》、《续古逸丛书》、《道藏》、《续道藏》、《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丛书集成初编》、《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孤本元明杂剧》，等等，使商务印书馆所拥有的古籍善本和珍本在全国首屈一指。古籍善本、珍本出版后，文化学术得以薪传。

　　1948年，张元济当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张元济受邀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会见。1953年，毛泽东签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书，任命张元济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4月，陈毅市长又聘他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

　　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因病辞世，享年93岁。

      （摘编自《春风桃李——从上海交通大学走出的文化名人》一书中“中国出版事业的先驱——张元济”，原文作者为孟宝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