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在虹口上学的两条路径，一条经过内山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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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说起林文月，文学爱好者也许知道，台湾大学教授，翻译过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她还是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的表姐。

　　最初读林文月的散文，是一篇写白令海阿拉斯加的冰山和浮冰的《白夜》，那时我正准备采访一个从白令海冰海捕鱼归来的远洋渔船船长。说实在的，船员出身的我熟悉中国沿海，但对酷寒的俄罗斯沿海所知甚少。读了林文月《白夜》后，对白令海有些了解——“近处，浮冰漂流，如猛兽、似奇禽，盛夏7月天，眼角因寒风而泪水流出，鼻尖和双耳也是冰凉的；远处，冰山巍巍峨峨，确荦嶙坚”。于是，采访时顺利多了。

　　林文月1933年出生于虹口公共租界，日本侨民聚居的东江湾路。她们家离当时也住在虹口西江湾路的连战和其父母一家人不远。林文月与连战是表姐弟，她的外祖父，是连战的祖父，为《台湾通史》的作者、台湾爱国学者连横先生。

　　林文月先后就读于上海第一和第八日本“国民学校”，其中1937年因“上海事变”（“八一三”淞沪战争），迁往东京一段时间，后又返回上海，1946年2月赴台湾。前后12年在虹口居住。

青年时期的林文月

　　近来读林文月的一本散文集《生活可以如此美好》，有3篇写到在虹口上学。我试着根据这3篇文章提供的线索，对照《上海市虹口区地名志》和虹口地图，来还原她当年她上学的两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从东江湾路到北四川路的第一国民学校，读小学一年级。林说，她家门口横亘着铁路轨道（应该是淞沪铁路），对面是虹口游泳池（在虹口公园西北角的东体育会支路上）。过铁轨后，绕过虹口游泳池和虹口公园后，向东拐入北四川路，然后朝南走一段路到学校。

　　第二条路径，从东江湾路到宝山路的第八国民学校，读小学二年级至五年级。从东江湾路拐入西江湾路，过公园坊再向下走，为六三公园。林说，走到六三公园，就是到学校路程的一半了。

　　林文月文章中的两条路径，均没有提到过桥，我想这两座学校应该在纵贯虹口中部的俞泾浦的东侧吧。

　　二

　　走第一条路径，林说，上学路上，在北四川路的方块石板铺的上街沿，不管一个人或者有同伴，她“总是顺着那石板跳行，有时也踢石子跳移”。在北四川路的尽头，有一排二层楼洋房，前段是果菜市场和杂货店等，后排是她喜欢去的地方，有一家文具店和一爿书店。但清晨上学时，书店还没有开门，她只能从玻璃窗望进去。小学一年级功课少，上午11:30就放学了。回家要等父亲回来午餐，不会太早开饭，所以她几乎每天在归途中溜进那爿书店“蹭”书看。爱看有插图的日文书。有时看书入神竟忘了肚子饿。书店的四壁全是书，门口有一收银台，轮流坐着一个日籍中年男子或老妇人，大概是母子。对她这个把书店当图书馆的小“顾客”，母子俩从无厌烦。她临走时，也会礼貌地向他们鞠躬道别。

　　某天下午，放学途中突降大雨，她从学校跑到书店避雨，全身湿透，被头顶不断旋转的吊扇一吹，打喷嚏了，身上发凉，似乎感冒了。但离家还有一段路，只能继续站着看书。此时，中年店主过来，示意她跟他上后面二楼房间。接着，老妇人上楼，提一壶热水，为她擦身，又拿出一套宽大的衣服让她替换。而后，他们铺了一个床，叫她躺下。

内山书店旧照

　　不知过了多久，她醒来了。老妇人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面食叫她吃下去。中年男子问她家的住址和电话，老妇人叫她到隔壁房间换回她自己的衣服。原来她已将林文月的湿衣烘干了。中年男子打通电话后，过了一会儿，她母亲雇了一辆黄包车来接她。她母亲用日语向他们母子道谢，双方互相一再鞠躬。

　　1979年，林文月撰文回忆此事，心中充满温暖。她说她之所以后来一直与书结缘，与此童年经历大有关系。但她已记不起那爿书店的名字，那好心的店主人母子姓什么，也一直不晓得。

　　但就在前几年，她接受上海某报记者采访，说这爿书店叫内山书店，店主人母子当然是内山完造和他的母亲咯。众所周知，内山完造是鲁迅的至交，一个具有博大胸怀、反对中日战争的日本友好人士。他们母子对小朋友的关爱，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三

　　走第二条路径，要经过六三公园，据《虹口文化志》，其位置在西江湾路240号，为日式庭院，今已不复存在。园内有绿茵草地，花木假山，潺潺流水，春天樱花甚灿，还养了一些小动物。如果早上上学时间早些，林文月会和她的同伴一起进园逛一圈。

　　上学的路上，她还常常看到日本兵野蛮地用刺刀乱翻乱戳卖水果人的摊子，弄得水果满地滚，小贩只得跪地求饶。这样肆无忌惮的恶行，日本女同学竟污蔑说：“支那人很坏，我爸爸说，他们时常藏手榴弹在水果堆里。”

　　清廷通过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于1895年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就把它当作殖民地来治理，强迫台湾儿童学日语，实行奴化教育。故林文月对自己的身份也搞不大清楚。

在写东西的林文月

　　但到抗战末期，第八国民学校驻扎进日军。有一次，在防空壕里，一个日本兵与她们交谈，问起了大家的籍贯，回答的有东京、大阪、熊本等。问到林文月时，她迟疑地说：“我是台湾人。”那个日本兵一愣，马上变得异常冷漠，不再理睬她，这次她幼小的心灵明白了，在日本兵的眼里，台湾人也是异类。

　　她开始明白台湾人在上海的尴尬地位。然而，从小在虹口接受日语教育，却为她日后熟稔地翻译日本文学作品打下了基础。

　　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虹口的日本人惶惶不可终日，见了中国人低声下气，畏畏缩缩，全然没有了往日的飞扬跋扈。台湾人陷入两难境地，我们是战败方呢，还是战胜方呢？接着，虹口的台湾人都分发到一面中国国旗。台湾人互相告知，赶紧把太阳旗烧了，插上“青天白日满地红”。

　　但因为林文月父亲在日本公司任职，时不时有人寻上门来，说他们是汉奸。

　　1946年2月，林文月举家乘船在黄浦江的寒雾中启航回台湾。

　　林文月曾说过她有三种文笔。她不仅是散文家、翻译家，亦是一位学者。她所著的研究六朝文学和文人的《谢灵运》《山水与古典》，近年大陆的三联书店已出版。现在我的书架里就有这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