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头版]上海交大李侠：信任稀缺背景下的“打折科研”

201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显示，中央本级科技支出至2014年底在财政部累计结转426亿元，超过一半结转5年以上，再次把经费划拨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老问题以石破天惊的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    

承担过课题的科研人员对此应深有感触，这些宝贵的基金就这样在远离科研前线的地方毫无作为地“沉睡”着，这种制度性浪费再次印证了粗鄙化的科技管理模式必须进行改革。    

这笔相当于两个年度自然科学基金总量的426亿元闲置基金，即便按当下一年期的利率计算，存在银行里一年也能换来约10个亿的利息，只是不知这10亿元的利息又是怎样流转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科研基金诸多配置模式中收益最低的一种。一方面科研前线普遍缺少资金，另一方面大量基金却在闲置，这种状况令人无法接受。如果追踪溯源，真不知道得有多少个项目的尾款才能累积成如此庞大的结转资金。    

这些基金尾款就像是“项目孤儿”，是否代表着项目本身的命运多舛或者无疾而终？现在是到了解决“项目孤儿”的时候了。    

按照社会分工原则，生产知识产品需要人力、资金和时间三大要素的投入。基于此，基金在科研活动中的主要作用即在于购买物质材料、科研劳动补偿、研发活动激励。明白了基金在知识生产环节中的纽带作用，也就不难明白基金闲置造成的严重浪费。    

造成基金闲置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个。其一，管理者与申报者之间彼此相互不信任，导致双方都想制约对方，以实现各自收益最大化。当整个社会的运行处于信任稀缺状态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管窥心态”，此时短视行为与“公地悲剧”现象就无法避免。客观地说，中国的科技管理部门并不大方，申报者也深知这点，这就出现了管理者有强烈的控制预算的偏好与冲动，而申报者则尝试尽量把项目故事说得漂亮、有吸引力，力图显得具有刚性特征。这种强制性制度安排是造成基金闲置的主要原因。    

其二，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滞后与粗放的思维取向，导致调控手段匮乏。为了缓解不放心的矛盾心态，只好采用强制性的资源制约，这种粗放型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代科技发展要求。例如，当国家科研经费快速增加时，管理部门并没有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配置方案，只简单地把项目资助额度翻倍，以此化解增量资源与评审量大幅增加的困境。这种老式管理模式，很难避免资源浪费与低效运行。个别部门乱设项目、草率划拨经费的现象也是这一模式的必然结果。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管理模式固化了资源配置结构的不合理的现实，资源集中造成的效率陷阱，目前已经呈现出路径依赖现象，导致基金的运行锁定在低效的路径上。    

其三，预留科研尾款造成科研活动的制度性伦理困境。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科研尾款预留幅度大约在20%至40%之间，通常规定这部分尾款在项目结项或验收后发放。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充满了矛盾。照理说，结项意味着原有研究任务或工作已经完成，那么这部分尾款与原有的科研已经无关，那么它是科研奖励，还是新研究的启动资金或补偿？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改变基金用途，都造成了科研活动违背科研伦理。在实践中，科研人员大多把这部分尾款作为前期研究的补偿，毕竟科研活动是滚动的、连续的，这个项目的前期研究很多情况下占用了上个项目的资源，作为补偿处理能规避个体遭遇的伦理困境，但这又不符合基金资助的伦理要求。科研活动与工程建设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活动，简单套用工程模式是行不通的，这种制度设置上的缺陷，让所有研究者都成为潜在的违规者。    

我们习惯上把预留尾款现象称作打折基金，那么，基金打折后是否会造成研究活动也随之打折呢？由于预留尾款没有真正参与到科研活动中，直接削弱或改变了科研活动的预期投入结构，势必造成原定研究目标与结果无法实现，而这又加剧了项目无法按计划结题，只能进入到延期行列。为了弥补这种投入不足的现实，只好编更大的故事来圆当下的故事，在这个无限倒退的循环中，管理部门累积的尾款基金会越来越多，而真正应该用于科研的基金则会从研究活动中撤出，这就造成了知识生产的打折。申报者当初为了获得资助，夸大的研究目标会令其从中标的喜悦快速陷入结项的噩梦，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结项的普遍延期。    

预留尾款、拨付不及时以及定期收缴等制度安排，都是违背常识的荒谬做法。管理落后导致整个社会的福祉跟着受到损失。监督科研活动有多种途径，笔者曾多次建议，把基金分为两部分：保障性供给与竞争性基金。对于后者中的普通中小项目取消预留尾款的做法，只要做好中期考核与严把结项关即可，只有大项目才需要预留，以便发现问题时采取相应措施。即便如此，预留尾款也应下放到基层，委托基层单位管理，只有中期考核合格才被允许激活。    

基金大量闲置现象再次警示我们，基金划拨体制必须改革，其中的关键在于改变基金的配置结构。任何个人的创新能力都是有明确峰值区间的，把所有这些个体的创造时间汇总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国家当下的创新窗口时间，经费的作用就在于最大限度扩张国家创新窗口时间，由此，才能带来科技界整体的“状态—结构—绩效”改变。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5.07.06 第1版 要闻    

原文： 信任稀缺背景下的“打折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