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晖明：供给侧改革，跟“跑马圈地”说不

思想者小传

　　张晖明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有资产管理理论、现代企业理论与实践；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十余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八项。主要著作有《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现代企业产权理论解析》《国有资本存量结构调整研究》《科技体制创新与跨越式发展》《创新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政府与市场在产学研结合中的作用研究》等；在国家级核心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

■经济运行客观上存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针对供给侧存在问题的调控措施不能都说成“供应学派”的政策主张。中国经济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刻检讨自身经济运行问题后提出来的

■在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的背景下，如果还只是沿用围绕消费、投资和出口增长的“需求管理”政策措施，就难以解决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并造成政策投放目标失准，导致低效无效

■供给侧的主要构成因素表现为各类生产要素的存在，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供给能力，还表现为如何将生产要素加以组织，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供给能力

■既有发展方式碰到资源环境等制约因素，逼迫我们必须朝着创新驱动转型。要以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能力，更好地满足新兴消费的需要，并利用信息和互联网技术平台处理好供需结构平衡

2015年，中国经济交出了增长速度为6.9%的答卷，与以往的年均增长速度相比，可谓印证了人们对于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判断。面对经济增速的换挡、经济结构再平衡的压力和前期经济政策的消化巩固，从资源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并自觉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引领新常态，已经成为经济工作的主基调。

伴随这一进程，中国政府探索创新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方式，改变过去那种“大水漫灌”的做法，选择“区间调控”“定向调控”“预调微调”“差异施策”等措施，着力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发现并驾驭中国经济增长的大逻辑。针对经济结构存在的矛盾和难点，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内容作出研究部署，明确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即“去杆杠、去库存、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

不是回到计划经济

亦非放弃需求管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初听上去似乎有些陌生。由于“供给侧”在以往的经济生活中很少提及，于是有人简单地与美国里根政府时期曾经采用的“供应学派”主张相比照，认为是舶来的东西。殊不知，当年的“供应学派”理论和政策针对的是美国经济滞涨局面，主张紧缩货币供应、放松管制、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大幅度降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实践中，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使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中国完全是不同的情况。中国经济保持了多年的中高速增长和物价相对稳定，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与既往的发展模式有关。望词生义地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供应学派”相勾连，是一种简单比赋和教条主义，属于单边或线性思维方式。说到底，经济运行客观上就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两端，针对供给侧存在问题的调控措施不能都说成“供应学派”的政策主张。中国经济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刻检讨自身经济运行问题后提出来的。

这里，还有两个误解需要加以剖析：

一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政策投放于供给一端，也就是生产一方，说成是回到“计划经济”。客观上说，针对那些过剩产能、失去产出能力的僵尸企业，就是要下决心通过兼并收购、破产重组、关停并转，坚决让其下马。所谓僵尸企业，是指占用大量生产资源，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连年亏损甚至资不抵债，依靠政府补贴和银行信贷资金维持生存的企业。从优化资源配置、校正以往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的角度而言，僵尸企业的下马是市场检验作用释放的信号，是市场作用基础上的政府主动决策，怎么能说是“计划经济”呢？

二是，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我们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要放弃对需求侧既有的调控和追加措施。扩大消费的相关政策继续坚持，努力增加出口的政策一以贯之；　对于投资而言，则需运用好“聪明投资”（具有带动产业升级的重大科技和产业项目）。这样做的结果，直接表现为即期的扩大投资需求和后续的供给侧装备水平、生产技术能力、产品档次的提升，进而优化产出结构，提高产出水平对消费需求的适配性。由此可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紧缩需求或者放松需求管理。

为什么我们不少人会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陌生感或者产生误读？这主要与我们长期以来沿用“需求管理”理论有关。

以往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和措施，在协调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时，我们比较多地采用“需求管理”的办法，主要针对形成总需求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投放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在“短缺”或“供给能力不足”状态下，只要从需求侧投放相关政策，自然就会带动供给能力的快速成长。这导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微观的企业投资行为出现“有投资必成功”的跑马圈地式发展样态，这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于“需求管理”举措的迷信。

换句话说，采用“需求管理”的宏观管理思路、做法，有一定的发展阶段背景和相对有效的客观条件要求。而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宏观上的总需求、总供给关系对比发生十分明显的变化，以满足温饱为特点的供给能力已经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快速升级的变化要求。在低端产能严重过剩、高端产能又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如果还只是沿用既往的围绕消费、投资和出口增长目标投放的“需求管理”政策措施，就难以解决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并造成政策投放目标失准，导致低效无效，贻误促进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所以说，既然宏观经济平衡关系客观上就存在“供”和“求”两侧，那么针对供给侧明显存在的问题采取宏观经济管理举措，显然是正确的抉择。这表明宏观经济管理视野和内容的拓展，以及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和能力的创新、提高。

去除产能库存积压

纠正金融杠杆错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包含三大内容，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面已经说到，国民经济构造有总量上的供给、需求两个侧面。除了总量关系是否平衡外，还有具体结构匹配需要予以重视。

具体来看，供给侧的主要构成因素表现为各类生产要素的存在，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供给能力，还表现为如何将生产要素加以组织，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供给能力。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当前消费者对于各类消费品的性能、技术含量和品牌文化的诉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能力尚无法满足需求快速变化的要求，存在结构性错配，表现为产品的“库存积压”。与此同时，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由于不同的产业和体制领域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出来的过程中，改革深度和市场化发育程度存在高低不均状态，导致金融杠杆工具被投机性使用，由此带来杠杆错配，加剧了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正是针对这种状况，才有“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的“三去”任务。

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总供求关系，供给侧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产能过剩。据新华社相关报道，有的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正是这样，国务院已经对如何压缩钢铁、煤炭、水泥等产量作出具体规划。对于煤炭行业而言，从2016年开始，用3至5年的时间，要退出5亿吨左右产能、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较大幅度压缩产能。同时，还要适度减少煤矿数量，以促成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得到有效化解，实现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进展。对于钢铁行业而言，从2016年开始，在近年来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吨至1.5亿吨，实现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取得实质性进展，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产能利用率趋于合理，产品质量和高端产品供给能力显著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好转，市场预期明显向好。

其二，结构失衡。具体表现为在产业、区域、要素投入、排放、经济增长动力和收入分配等六个方面的问题。产业结构失衡的表现，除了前述相关行业存在的产能过剩外，还表现为实体经济与服务经济（主要是金融、保险、物流等）和虚拟经济之间的不适配，反映市场发育深度差异的体制性结构问题。此外，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医疗、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能力水平的差异，已经是长期累积滞存的问题。

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同样存在结构性矛盾，这与产业存量和生产力布局相关、装备技术水平以及自然资源禀赋和开发利用的管理体制相关。在经济增长动力方面，既往的主要依靠资源驱动、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已经触到资源生态的“天花板”，需要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型，呼唤通过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组织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最后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市场深化进程中的阶段性、领域性差异，使得劳动贡献与收入分配评价方式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多元标准，这导致了收入分配水平悬殊的不合理现象存在。

回到生活消费场合，伴随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升级对于供给侧能力提出了考验。中国游客境外抢购电饭煲、马桶盖、药妆和奢侈品品牌产品，诚然其中有消费采购行为体验的因素，但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一些消费者对于国产商品质量性能和品牌文化的信任不足。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经济政策抉择，从正面出击，直接作用于供给侧，克服经济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形成了叠加之力。

善用兼并收购重组

提高制度供给能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落实，需要形成定向精准的宏观调控管理措施，作用于中国经济运行，兼顾“需求管理”诸多措施的存续优化，着重围绕供给侧行为主体能力优化、动力结构优化、组织方式优化、体制协调机制优化、经济经营活动方式优化、运行效率优化，投放改革措施，促进发展动力转换、经济结构调整，收获稳定发展之果。

一、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善用兼并收购重组手段，解决“去产能”的工作任务。实体经济的产能是本体性的，通过过剩产能的处置，消解过剩产能对资源的占用，提高资源配置的产出能力和产出效率。通过淘汰一批、转移一批（国际产能合作）、升级一批的具体路径，实现在新技术平台上的结构平衡。

二、在此过程中，可以借助财务约束评价，辅之以运用环境标准、能源消耗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等杠杆工具，通过市场化公开信息，推进兼并收购行为对过剩产能加以重新配置。同时，果断淘汰低端技术的低效资产，这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成本付出。特别值得深入讨论的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可以客观地对重组资产赋予客观的价格认定。这项工作的推进，还可促进企业改革深化和产权关系明晰，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育，发挥企业家要素在资源流动重组过程中的作用。

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解决供给侧问题的主要阵地。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供给侧的重要主体，供给侧问题与国有企业直接相关。在明确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路径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资本存量证券化，提高国有资本的流动性，这将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兼并收购、优化重组；结合企业“混改”，有助于让劳动力资本能力对照量化；实行“员工持股”，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实现资本与劳动的制度性融合，形成新型产权组合关系。

四、重视并追加科研投入，形成持续的投入能力，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创新的内容和具体路径表现在理论、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多个层面。我们已经走过资源驱动、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既有发展方式碰到资源环境、技术进步等制约因素，逼迫我们必须朝着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型，以支撑供给侧步入可持续轨道。要以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能力，更好地满足新兴消费的需要，并利用信息和互联网技术平台处理好供需结构平衡。

五、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企关系，推进以“营改增”为主要标志的结构性减税措施，带动企业减负，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存竞争能力。今年5月1日起，“营改增”就要全面推开，由此将促成相对公平的企业经营环境。至于减少行政审批，旨在更好地赋予企业经营活动灵活自主权，带动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引入“负面清单”管理方式，更好地探索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的积极性。

总之，推进供给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在增强和优化经济体制的供给能力上下大气力。客观上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体制构造的不同侧面存在着不配套、不均齐的状况，表现在实体经济与（虚拟）服务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度不均齐、实体经济内部不同产业领域和产业部门之间体制改革深度的不协调、服务经济领域不同产业的市场发育深度不均齐，以及金融产业内部的银行信贷与信托、基金、证券、期货等市场发育深度的不均齐，等等。这些体制因素会导致公众对实体经济抱着没有信心、恒心的逃离心态。因此，体制改革配套的步伐有必要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