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遗迹映照不愿健忘的民族 德国多元化显现战后包容
“战争只会把我们最坏的一面带出来。”面对哥哥温特“战争会让一个男人成长”的说法，第二天就将奔赴东线战场的弟弟弗里德汉姆这样说道。在德国电视二台拍摄的迷你电视剧《我们的父辈》中，这句“战争只会把我们最坏的一面带出来”出现了多次。
残暴、杀戮、血腥……侵略战争确实会把人们最坏的一面带出来。但战争过后，正视自己最坏的一面，至少让人们静下心来好好思考未来，也许最终能让这一切渐渐淡去。
今年7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教育比较研究中心和德国奥格斯堡大学人文历史系、国际历史教育学会共同举办了第一届历史教育海外研修暑期学校活动。在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教授的帮助下，我有幸跟随他们的脚步，参观了达豪集中营、纽伦堡审判法庭，并与奥格斯堡大学的学者们交流，在安静的德国看看历史留下的脚印，想想过去与未来。
疯狂的日子逐渐淡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清算纳粹德国战犯罪行的审判在位于慕尼黑西北的纽伦堡进行，这里战前是一座“纳粹党代会之城”，自1927年起便为纳粹党所钟情。
1934年，希特勒的首席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受命对纽伦堡市郊杜琴湖畔的公园和疗养区进行改造，西岸是集会礼堂，东岸则是齐柏林集会场。1933年至1939年间，纳粹党徒将一年一度的纳粹党代会搬到了这里，成为他们狂欢的“乐土”。正是在1935年的所谓“自由全国党代会”上，纳粹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规定凡有犹太裔祖父母的德国人都会被视为“犹太人”，并剥夺了犹太人作为德国国民的基本权利。而在作为阅兵场地的齐柏林集会场，希特勒曾向他那帮狂热的追随者大放厥词，场面宏大、群情激昂、风光无限。
当时未能完工的集会礼堂如今被改建成纽伦堡纳粹党代会集会场档案中心，曾经喧嚣的齐柏林集会场则变得荒凉一片，很是落寞。怀着好奇心，我步行到此，最先看到的是检阅台杂草丛生的台阶。原本看台顶部巨大的纳粹标志已不复存在，盟军的炸弹让这座一度辉煌的建筑面目全非，甚至成为危险建筑，标着危险字样的警示牌立在一旁。附近没什么人，冷冷清清，一辆蓝色的甲壳虫老爷车停在看台前，一位老先生坐在台阶上。
从希特勒站过的检阅台上走下来，我来到老先生身边。“那是您的车？”“对！”“这里很冷清。”“没错。不过，明天这里要举行甲壳虫老爷车的聚会，我也会参加。”老先生告诉我，被废弃、成了危险建筑的齐柏林集会场如今只有在举行重大活动的时候才会人气满满。人们早已淡忘了那段疯狂的日子。
与之相仿的还有慕尼黑的国王广场。几座立柱式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碧绿的草坪。优美的环境很难让人想到那竟然曾经是纳粹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的地方。而如今，年轻人夏天在此举办派对狂欢，唱歌、跳舞，或是练习剑术……依然喧闹，这是一种与那个年代截然不同的喧嚣。
随时与战争“撞个满怀”
走在德国首都柏林的街头，不难找到有故事的历史建筑。但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优哉闲逛的游客随时都可能与战争“撞个满怀”。
从地铁动物园站下车，一出站就能远远看到一幢缺了屋顶、教堂模样的建筑。没错，那就是一座教堂——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这座坐落于热闹的选帝侯大街上，距离德国人最引以为豪的、欧洲大陆最大的百货商店KaDewe不远的教堂就是一个有故事的建筑。
“疯狂、荒唐的政治主张把人们带向了发生在1939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疯狂、荒唐？”没错，介绍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历史的展板上确确实实地写着这样一个单词“insane”。1943年11月22日晚上，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第一次在空袭中被炸弹击中，令这座曾经是柏林最高建筑的教堂主钟楼一下子从113米高被削得只剩下68米。战后，柏林人决定将这座见证了战争恐怖、险些被夷为平地的教堂残垣保留下来，用来警示世人战争的残酷。
70年过去了，被炸成一片废墟的选帝侯大街恢复了往日的繁华。这座主钟楼残缺、外墙被炸弹炸得不成样的“断头”教堂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但游人对这座教堂的热情不减，这里甚至不逊于附近大商场的热闹程度。如今，在威廉皇帝纪念教堂里，常年有着关于那段“糟糕记忆”的展览。面对今昔照片的对比、轰炸留下的碎片，人们不仅仅是对这座曾经精美、辉煌的教堂感到惋惜，还有对战争的思考。
除了这座必去的著名景点外，走在德国的街头总能意外地发现战争留下的痕迹。
从查理检查哨步行回酒店的路上，草坪边一座仅残存了前门墙壁的建筑吸引了我的注意。拱门、砖红色的墙体、顶部精美的人形塑像似乎预示着它曾经是一幢十分漂亮的建筑，它好像想要向我讲些什么。我走近跟前，“纪念被驱逐到特雷津集中营的人们”，立在一旁的介绍牌证实着它的历史。1942年6月初，纳粹开始驱逐居住在柏林的年纪较大的犹太市民，通过火车将他们送到特雷津的犹太人区(位于今天的捷克)，而安哈尔特火车站是“一个十分繁忙的车站”。每批50至100人，共116批，超过9600名犹太人从这儿被赶出柏林。特雷津“实际上只是个中转站，没有在那儿病死和饿死的人会被送到更东边的地方，大部分去了奥斯维辛”。在介绍牌右边的列表里，你能看到驱逐犹太人的批次、日期、人数。
如今，“安哈尔特火车站”地名仍在，但火车站早已不复存在。在1943至1945年间的轰炸中，火车站的前门侥幸躲过了炮火，留了下来。
在我看来，德国人除了严谨外，还热爱历史，哪怕是并不让人骄傲的历史。无论近到上世纪末分裂几十年的两德合并，还是70年前的盟军轰炸，他们都会竭尽全力留下一些历史的痕迹，并给它们标注上详尽的介绍。与留下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以及象征意义完全不同的靖国神社的日本相比，同样犯过错的德国显得太“另类”了。德国人是不健忘的，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做健忘的民族。“也许，是因为大屠杀发生在德国境内，而战火也同样烧到了这里。”我的德国朋友这样说道。
多元化显现战后包容
还记得慕尼黑大学的大学生帕特里克·冯·海姆伯格吗？他说自己很喜欢现在的慕尼黑，因为移民的到来正让它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没有数据，我说不好反对移民、支持种族主义的新纳粹在德国究竟还有多大能量，更不确定像帕特里克这样的德国年轻人有多少，只知道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告诉我，德国社会不会放任新纳粹分子肆无忌惮。正如帕特里克的体验，他曾不受英国老爷爷待见的亲身经历说明德国的年轻人也曾背上过二战历史的包袱，但“情况在变，德国人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回想起那些日子里采访对象们对我说的，以及我亲眼看到的，可以清楚地明白为什么“情况在变”。几乎在每一家书店里，都有那本在悲惨时代背景下书写乐观、勇敢与信念的《安妮日记》。人们会翻看介绍纽伦堡审判的书籍，封底评价道那是一场“正义的、推动现代国际法诞生”的审判，或者被披露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研究新发现的书籍所吸引……而在德国波鸿，在去超市的路上，一个白底黑字的标语引起了我的注意。“把种族主义踢出去”，没有任何标点，仅仅只是黑白两色，简单的文字，大大方方、明明白白地讲出了张贴标语者的想法。在柏林一家小餐馆遇到的印尼老先生曾台维也说，与他十多年前刚来德国时相比，“这里的移民越来越多，德国人对待移民也变得更包容”。独立撰稿人泰森先生说，很多年以前他曾接触过德国的右翼媒体，但如今似乎已经很难听到它们的声音。也几乎是每一个采访对象都会跟我强调欧盟这个“奇迹”。在他们眼中，是欧盟打破了过去各国实力不均、彼此军备竞赛的“魔咒”，让人们认同自己是欧洲人，关注整个欧洲的发展，而不再只局限于“小家”。深刻反省和批判纳粹，不再单纯强调德国历史，而是更关注整个欧洲发展的教育，让大多数的德国人产生了对右翼势力的“免疫力”，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拥抱这个日益多元化的德国，更让它与它的邻国翻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同样是70年，在曾台维先生看来，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与科尔曾分别在波兰和以色列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当年打着“大东亚共荣圈”旗号侵略中国、印尼和菲律宾的日本至今仍不愿正视历史，甚至企图否定历史。“日本显然应当真心实意地做些什么。”曾老先生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