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际友人的身影:斯诺从上海走向延安
原标题:抗战风云里，那些国际友人的身影
斯诺与宋庆龄
不久前，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与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联合举办了“2015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友人与上海”论坛，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下是论坛部分演讲内容精编。
埃德加·斯诺：从上海走向延安
■董云飞
埃德加·斯诺，是一位给予中国和中国人民抗日援助的国际典范。他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和有着良好职业道德的美国记者，也是我的父亲董健吾一见如故的好朋友。
当年在上海，斯诺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引发了他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想法。后来他对萧乾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他正是在鲁迅的引导下认识中国的。
斯诺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本想探访拥有古老文明、历史积淀的美丽中国，他万万没有想到，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自己赶赴东北采访，看到的是东三省的沦陷，是难民的流离失所。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上海，遭到上海军民的顽强抵抗。29日天亮后，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军飞机也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大火焚毁，包括众多古籍善本在内的30多万册馆藏图书被付之一炬。战火迅速蔓延，国民党守军第156旅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坚守每一寸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向日军实施反击，打退了日军的连续进攻。当时据日军自供：“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埃德加·斯诺始终坚守在一线采访，在题为《远东战线》的报告通讯集中，他揭露了日本“不宣而战”的事实真相。
1935年6月，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的特派记者，并在北平燕京大学兼课。同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当天，斯诺联络了好几个国家的记者到示威现场采访。他和夫人海伦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横幅标语下，满眼看到的都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疯狂镇压学生运动、屠杀青年学生的景象。次日，斯诺夫妇在萧乾的陪同下，走访多家医院慰问被打伤的同学。由于以斯诺夫妇为首的众多中外记者的努力，“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很快被传播到全世界。
斯诺的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他通过大量的通讯报道，反映中国民生凋敝的现状，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
当他得知在中国大西北的黄土地上，还有一支英勇杀敌的红军时，他发誓要到那里采访报道，但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无法通过白区封锁线。
于是，在上海遇到宋庆龄时，斯诺当即恳请宋庆龄帮助他去苏区看看。庆龄先生很严肃地告诫他——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斯诺则斩钉截铁地表示：为了能如实报道真相，唤起中国民众抗击日寇的决心，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一切艰难险阻他都在所不惜。他的真诚和执着感动了庆龄先生，于是，在庆龄先生的安排下，我的父亲董健吾受命护送斯诺进入苏区。
之所以选中我的父亲担此重任，一是因为我的父亲谙熟英语，便于与斯诺交流；二来父亲去过陕北，人事方面驾轻就熟，便于联络。临走前，庆龄先生与父亲交代了同斯诺接头的地点、信物、暗号等诸多事宜。
到了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父亲见到了斯诺以及马海德。父亲取出庆龄先生给的半张写有英文诗句的卡片，与斯诺手中的另半张拼对吻合，两人相互笑了。
由于陕北派来护送的同志尚未到达，父亲与斯诺有了较充裕的时间互相交流，每天要聊上四五个小时。两人一见如故，相互之间坦率、真诚、融洽，成了“千杯少”的挚友。在《西行漫记》中，斯诺不吝笔墨，以近7000字的篇幅，细致描绘了他与父亲相见时的情景，可见两人的深情厚谊。
不久，父亲顺利完成了护送任务，与斯诺依依不舍地告别。而斯诺到了苏区后，把所见所闻撰写成长篇纪实报道《西行漫记》。1937年，该书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发行，震惊了世界，也震动了中国——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纷纷奔赴延安，投入到抗日前沿——这对壮大革命队伍、增强抗日力量、促进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斯诺在《西行漫记》的结尾处预言：中国抗日必胜！果然，抗战八年，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了。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深情缅怀斯诺先生在华的抗日功勋，是为了给后来者以启迪：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国际友人为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给予的无私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落后是要挨打的，我们只有团结一心，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真正捍卫我们的祖国永不受侵犯！
（演讲者为“红色牧师”董健吾之子）
金九
金九：策划震惊世界的“虹口爆炸案”
■石源华
金九是著名的韩国独立运动家、韩国独立元勋，被誉为“韩国国父”。他也是一位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卓越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金九曾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1919年4月13日抵达上海，至1932年5月亡命浙江，在上海整整生活和战斗了13个年头。
韩国“三一运动”（日本殖民统治下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爆发后，金九毅然离开祖国来到上海，投奔刚刚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心想当一名临时政府的普通门卫，他说，“这世界上最好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国家的百姓，终老死去。”后在各方劝说下，他才担任了临时政府警务局长，并成为临时议政院9名内务委员之一。
1926年底，金九出任国务领，成为临时政府的核心领导，同时参与组建韩国独党，担任上海韩侨居留民团团长等，率领临时政府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日子，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金九直接参加上海的抗战，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金九授命倾尽临时政府的全部财力，组建“韩人爱国团”，专事暗杀等“铁血行动”。以这种特殊的斗争方式，扩大临时政府的影响，振奋民族的反日精神，开创韩国反日独立运动的新局面，也使韩国独立反日斗争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融为一体。
金九以极其秘密的单线联络方式，召集死士，密谋策划行动。1932年1月8日，经金九长期筹划，31岁的李昌奉在日本东京狙击日本天皇，虽因投掷的炸弹未中天皇而告失败，但影响巨大。消息传出，侨居海外的韩国侨民抗日精神为之一振，支持、鼓励的信函雪片一样寄到上海，热血青年不断来访，纷纷要求为国献身。
金九对上海抗战最大的贡献，是于1932年4月29日策划的一起震惊世界的暗杀活动。韩国义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举行的日本帝国主义“上海事变祝捷仪式”暨祝贺天皇生日的大会上，一举炸毙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大将，炸伤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等数名高级官员。这起事件极大地鼓舞了中韩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志和士气。
1932年5月10日，金九为了阻止日本宪警对在沪韩国侨民的野蛮搜捕，在上海多家报刊发表了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的公开信，宣布他对此事件负责，公开昭示“韩人爱国团”的宗旨：“谋杀敌人之重要人物，并破坏敌人之行政机关，藉以恢复祖国之独立！”并明确宣布：“余之武器，惟手枪数支，炸弹数枚，今后余仍将奋斗不懈非至我国独立恢复，决不止也！”表现出领袖人物的大无畏的奋斗精神。
虹口公园壮举发生后，金九和韩国临时政府再也无法在上海存身，不得不离开生活和战斗13年之久的上海。金九开始了他长达8年之久的逃亡之路。但也正是在这桩震惊中外的“虹口爆炸案”之后，金九和韩国临时政府开始和中国官方建立了实质性的联络，并得到了援助和支持，为他们日后全方位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金九领导的反日斗争由此纳入了整个中国抗日斗争的行列，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国际纵队，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演讲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佐尔格
佐尔格：卓越的间谍事业开端于上海
■苏智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各种政治势力的活动中心，也是世界情报战的重要战场。各种力量在其中犬牙交错、相互重叠。在这种极其复杂的环境下，有一位二战中著名的情报人员，他的间谍事业就开端于上海。他，就是佐尔格。
佐尔格在一战时当过兵，因为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而加入了共产国际。1929年11月，他在柏林取得德国护照，并获得了《德意志粮食报》特派记者的头衔。1930年1月，佐尔格来到上海，化名亚历山大·约翰逊。佐尔格的公开使命是研究银行业务，这是他在汉堡经济学院研究过的课题。
佐尔格到上海后不久，定居于现在的山阴路145弄2号，并以此为基地展开活动。他在上海时，喜欢骑摩托车，而且速度飞快，以至于曾发生车祸而住进医院。
这一时期，佐尔格逐渐在上海建立了他的情报小组。他的上海情报网被前苏联称为“拉姆扎小组”。这是一个国际小组，其中有很多名人，包括美国共产党的一位传奇女战士史沫特莱，后来她去了延安。小组中还有一位名叫鲁特·维尔纳的德国人，她的代号叫索尼娅，她的家中藏有“拉姆扎小组”最隐秘的电台。
佐尔格在上海活动的使命是了解和判断日本对华侵略的可能。当时美国有一份秘密备忘录即费森登报告，评估中日关系、蒋介石与西方的关系、美国的态度等。该报告尚未公布，而佐尔格已获得并送往莫斯科。他是如何获得该情报的，细节至今仍不清楚。
佐尔格具有卓越的情报才能。一位红色情报人员回忆，“当时的环境异常复杂，人们很容易晕头转向，但是佐尔格却十分冷静。我们在上海见面时说话必须简明扼要，约会时间不能过长，他总能在短短几分钟内介绍一些复杂情况，说明敌人的意图和计划。”他的工作领域非常广泛。他以上海为大本营建立了至少6个小组，包括广州、南京、大连、北京、哈尔滨、武汉等。
根据革命老人张文秋的回忆，周恩来曾在上海密会佐尔格，这一首次披露的信息，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轰动。这个新解密的史实，为人们进一步研究佐尔格在上海的情报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1931年4月，中共领导人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将离开上海。张文秋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931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周恩来同志亲自带着我，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高级宾馆门前，下车后由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把我们迎进了一个房间，房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我认出他就是我在董秋斯家见过的那个外国人。周恩来对我介绍说：‘这位就是共产国际方面的负责人佐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又对佐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化名张文秋）同志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做出适当的安排。’”从这段叙述中可知，周恩来与佐尔格关系密切，“拉姆扎小组”中的中国成员，应该是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加入的。对此，日本时事社曾以《佐尔格和周恩来在上海秘密接触——1931年在情报领域合作》为总标题，作了长篇报道。
顾顺章叛变后，根据他的供述，国民党顺藤摸瓜，逮捕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关键人物牛兰夫妇。为安全起见，佐尔格接到命令，于1932年11月12日匆匆离开上海，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
佐尔格回到莫斯科不久又被派往东京，在东京，他再一次与上海的战友们合作，收集了很多情报。1941年10月18日佐尔格不幸在东京被捕，1944年11月7日被日本秘密警察处以绞刑。战后，前苏联政府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并给予了他最高荣誉——列宁勋章。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佐尔格曾在东京巢鸭监狱的狱中日记里写道：“假如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去年我们出了一本书——《佐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这也代表我们中国人对佐尔格的一个纪念。
如今，佐尔格所处的战争与革命年代已经远去，回望过去，我们对这些为战胜法西斯、为人类进步而献身的人们，应该永远怀抱崇高的敬意。
（演讲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