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 姜锋：谨防抹黑中国的“假命题”固化
蓄意制造的“假新闻”一般是短命的，各国对此已保持高度警惕，一些国家还立法防范和打击，与此不同，刻意想出来的“假命题”却往往能比较顽固地长寿，它们通常是某些专家和智库的意见，因此带着很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决策层对此宁肯信其有，不愿疑其无。也因此，假命题比假新闻对现实可能有更加持久和强烈的破坏力。更有甚者，假命题可以引导出策略和政策的误判，比如，在欧美不断出现的“中国崩溃论”“中国拖垮世界论”和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等。之所以称之为假命题，是因为那些言之凿凿的观点一再被证实是假设或妄想，与事实的发展和真理相悖。类似假命题近年来还在不断出现，有的呈现出蔓延之势，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当前，一个在欧美比较流行的假命题是把中国描述为造成“后西方”和“后秩序”的主要力量。去年2月，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智库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其年度报告中称，民粹主义和“非自由的力量”正在冲击基于西方“价值体系”建立起来的现存世界秩序，全球正在进入“后西方”和“后秩序”的时代。该文件实际上把欧美国家内部以特朗普现象为代表的民粹主义，以及俄罗斯等被列入威权或独裁的国家解释为来自外部的“非自由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也被捎带进去。一些欧美智库断言，威权政治在全球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也特别不忘把中国列入其中，变着说法地指称中国是针对西方价值体系上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者。这个假命题已使欧美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对中国忧心忡忡，有的甚至呼吁防范中国对西方的“制度性”冲击，笔者近来在与欧美学者和政府层面人士的交流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和由此表达的焦虑。
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观察就不难看出，世界的制度结构始终在不同文明的互动中发生或消亡着。区域或全球性的制度是不同文明体集体经验和智慧的贡献与积累，不是某一文明体独一构建。无可否认，近代以来，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西方在全球贸易制度构建上做得多了一些，但这不应成为唯我独尊的理由，更不应该当作全球制度建设排他主义的借口。
然而，各国各文明体发展的愿望是不可永远被遏制住的，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为包括西方体系在内的全球经济贡献出巨大的增长。这本该是信奉“人生就平等”的西方国家感到高兴的，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不安与焦虑，“唯我优先”成了主导的学说，美国当先，直截了当。用美国现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话就是美国“要决定做什么怎么做，规矩是什么”。
与美国的“我优先论”有所不同，一些既受美国气，又指望被美国领导的工业化国家面对新兴国家自觉不自觉地热衷于“我们优先论”，它们也一样既从新兴国家的发展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又难以超越西方文化中“优胜劣汰”的古老理论，看不清全人类同处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特征，把充满活力的新兴国家，尤其是发展迅速的中国当作制度对手。于是，“后西方”“后秩序”的观点在不断蔓延，欧美一些智库和学者不断游说称：西方原期待中国随着经济发展能够变成现有国际秩序的“负责任”成员，而现状与西方愿望相悖，或称西方向西方开放，中国却越来越封闭，抑或是中国正把经济实力转化成政治优势与西方抗衡，云云。德国政坛已经出现“民主制度处于危险”之中的说法，态度若明若暗，似乎中国已经成为破坏这种制度的“非民主力量”的一员。
已经有欧洲有识之士对中欧中德间的“误解”表示担忧，期待双方加强信息和观点交流，避免“假命题”不断固化，成为双方关系的障碍。一位接近德国政府高层的人士借用汉语“危机”一词建议，当前的误解已经很深，任其发展可能危及双方的关系，应该加强交流，为中德关系注入新的理解和信任。的确，在密切的经贸和政治关系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加强高质量的人文交流，促进在理念和观点层面上的相互了解和理解，说明白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