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时八载跨越千年，天文巨典展春秋

[编者按] 一百多年来，交大人用知识和智慧创造累累硕果，谱写了近现代史上的诸多“第一”。这是人才培养的智慧、科学研究的智慧、服务社会的智慧、为国争光的智慧。新闻网特推出“交大智慧”专栏，聚焦交大人的智慧之光，展现交大人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指的是天体运行所呈现的景象。古人夜观天象虽然大都用于占卜吉凶，但这些关于天象的记录却是天文学研究的宝贵历史资源。可惜的是，这些记录大都散见于各个时代，而且有的记录深奥难懂，为研究、继承中国古代天学遗产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近日，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国家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出版工程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华大典》之《天文典》（5卷）终于付梓，这部1000多万字的巨著跨越千年，汇编、甄选了中国历代古籍中最有价值的天学记录，再现了中国辉煌的天学遗产。    

《中华大典·天文典》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担当主编，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著名历史学家熊月之教授，东德驻华大使馆原科技参赞、著名汉学家赫尔曼教授等专家学者给予《中华大典·天文典》高度评价。国家出版基金委对《中华大典·天文典》的出版表示祝贺。    

历时8年，1096万字《天文典》终付梓

天文在中国古人的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示部”引《易经》说：“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可见“天象”经常和“吉凶”发生联系。由于古人对天象吉凶的重视，所以历朝历代典籍里都留下了丰富的天象记载，《史记》还有《天官书》专门记载天学知识、天象、天文事件和星占。在科技史研究的推动下，过去虽然有很多天文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出版，但缺少汇聚历朝历代、网罗广泛的大型类书，这次出版的《天文典》正好弥补了这个缺失。    

《中华大典·天文典》项目启动于2008年，是1990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的《中华大典》项目的一部分。《中华大典》是以国家的名义和力量组织编写的一部全面的中华古籍大型系列类书，被列为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分为24个典，共8亿多字，所收的汉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文学、历史、农学、林学、医学、药学、地学、天文学、语言学等各门学科，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是一部可以和明朝《永乐大典》相媲美的中国古典文化集成。《天文典》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负责编纂，包括《历法分典》、《天文分典》和《仪象分典》三个分典，编纂耗时8年，总字数达1096万字。    

《天文典》各分典按文献年代从早到晚排列，编纂者把我国1911年以前历代典籍中含有天文历法内容的资料摘录出来，提取出最有价值的部分进行了标点和科学分类，使分散的材料得以系统化；同时，《天文典》将板刻、手抄等形式的古籍转化为现代排版方式，大大提高了古籍的使用效率，为后人继承、利用各类中国古代天学遗产，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史料库。    

遍查千年文献，交大学者再现辉煌天学遗产

《中华大典·天文典》的完成出版是各方通力合作的成果。本书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师生编写，研究院的前身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作为国内高校中的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交大科学史系是我国天文学史研究的重地和权威。《天文典》总主编江晓原教授、《天文分典》主编钮卫星教授在天文学领域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丰富的学术成果，主编人员的学术建树和研究院的良好平台无疑是《天文典》学术品质的最佳保证。    

编纂工作开始后，参与人员意识到，这项工作并不像最初想象的那样简单：《天文典》5卷本的编纂，不单是一个资料的汇集过程，它还意味着典籍梳理、删繁就简、标点句读、知识考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古代浩瀚天学资料的整体把握和重新理解，这对今人来说无疑一个巨大的挑战。古代天学文献除正史中的天文律历志外，大多分散在各典籍中，再加上现存古籍材料大多未标点，古代天学的涉及面又很广，而且内容高深晦涩，面对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资料，搜集、查阅、选录、整理、分类、排序只是编写过程中的第一步，但这项工作却费时费力，对细节要求极高，一个标点、一个字不对就有可能使整体文意发生变化。    

“古话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编写中的一点小错也有可能给天文学研究带来灾难。我们几乎翻遍了上千年的文献，对文献上的每一段天象记载都反复推敲，参考大量学术成果，生怕因为考证得不对误导大家。”参与编纂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在编纂过程中，熬夜通宵是常有的事，历经8年时间，《天文典》几易其稿，如今5卷本终于得以完美呈现，它是古人非凡创造力的体现，也是今人为传承文化垒基造石、坚韧付出的见证。    

与古人隔空对话，天文巨典成多学科资料库

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对于皇家来说涉及到政治、王权、星占，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又和农业、气候息息相关，一个人如果“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往往被认为是很有学问的人。那么在没有古代天文星占的政治背景、农业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我们编纂《天文典》有什么用处呢？    

江晓原教授介绍说，虽然天体演变要经历几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古代记录的天文现象科学性、准确性又较差，但仍然可以作为现代天文学研究的珍贵参考资料。“上世纪40年代，天体物理学家证实，金牛座蟹状星云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恒星演化晚期星体剧烈爆炸的现象）的遗迹，这次爆发在中国古籍中也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随着射电天文学兴起，研究者随后在蟹状星云、公元1572年、公元1604年的超新星遗迹中都发现了射电源。所以大家猜想，超新星爆发后可能会形成射电源。但超新星爆发非常罕见，几千年才能有那么一次，所以这个猜想一直也没有被证实。1955年，中国科学院席泽宗院士通过考订从殷商时代到公元1700年间共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的记录，发表了《古新星新表》，在古代天文记录中寻找到了“超新星遗迹”，为超新星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    

江晓原教授介绍说，古人相信“天人感应”的说法，认为天象和人间事务之间有神秘的联系，所以古人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发生、重要人物诞生死亡时，会把当时特殊的天象（如日月交食、彗星、客星、行星特殊位置等）虔诚地记录下来。“天文学家借助现代手段，对这些天象进行回推计算，就能确定某个历史事件的具体年代。比方说，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在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研究小组根据早期史籍里关于武王伐纣时的各种天象记载，确定了周武王在牧野攻克商纣王的时间发生在公元前1044年1月9日清晨。”    

另外，江晓原教授还表示，古代的天学遗产还是现代人了解古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文献资料，并且还能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料。现有天学记录中保留了大量古代中国人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记录，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且目前除了专业的科研人员之外，业余天文爱好者也越来越多，和其他科学学科相比，天文学具有特殊的审美性，它是对普通市民进行科普教育的广阔领地，是培养孩子科学兴趣的最佳切入点，对于天文发烧友来说，这部内容精简、分门别类、句读清晰的《天文典》非常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