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基层之变：从“管理”转向“治理”

　　走进基层，倾听民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触发了上海社会各界对基层社区的深度关注。上海各区县、街镇在开展活动时沉入社区，从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听取群众意见、解决民生问题，也对现行的社区管理体制进行了反思。过去一年多来，上海基层社区发生了诸多变化，居委会的运行方式、社区队伍的培育方式、社区自治的激励方式，都从“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理念转变。

　　 台账之变，激活基层居委会

　　“台账之变”是基层社区治理方式变化的一个缩影。

　　去年，上海开展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居委会工作者应邀向市级四套班子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提出意见建议，“吐槽”了台账压力，呼吁缩减那些让人不堪负累的行政事务和台账工作。上海市委常委会的整改方案把“减轻基层负担”作为任务之一，要求开展居(村)委会工作台账专项清理规范工作，建立准入把关制度；推行居(村)委会电子台账，实现信息共享。

　　宝山、虹口、杨浦等区县纷纷推出居委会减负措施。宝山区将居委会的81本、3213页台账压缩至4本、324页，登记项目从736项减至163项；虹口区在全市率先发布居委会工作电子台账，把居委会工作事项从146项“砍”到58项，台账数量从100多本“砍”至36本；杨浦区推出研发近两年的社区信息管理系统软件，录入居民基础信息，在电子台账中实现共享，并对全区居委会干部进行了社区智能化管理培训。

台账问题的一大症结，在于传统社区管理手段对当下社区管理需求的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城市人口结构日益复杂、市民需求日益多元。作为浓缩版的社会，基层社区也面临同样的形势，但居委会在低效的传统管理方式上耗时过多，腾不出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解决社区中的新生问题。“台账之变”，被视作激活基层居委会的重要手段。

　 　鼓励自治，释放基层能量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并不是要把人民群众仅仅当作服务的消极承受者，更不能对‘为人民服务’做消费主义和家长主义的理解。”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既要承认治理主体的多样性，还要提高治理主体尤其是党和政府以外的治理主体的能动性。

庞大的社区工作者队伍，正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市委一号调研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深入推进，鼓励社区自治和基层创新正逐渐成为共识。“减负”之后，居委会应该获得更多社区治理的自主权。

　　居民区物业管理问题，是沪上很多社区都面临的自治难题。闸北区把“求解”的主动权交给社区，由基层党组织、居委会牵头，因地制宜地探索自治模式。临汾街道场中路1011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谌静珠，为居委会下辖四个不同形态的小区探索了四种不同的物业管理方式。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该居民区的故事作为典型案例，被临汾街道和闸北区重点学习。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基层社区智慧无限，关键是要给他们探索的空间，同时做好托底工作，由政府出面解决社区无力解决的共性问题。”

　　近年来，上海社区鲜活的自治案例不断涌现，普陀区的梁慧丽、徐汇区的尚艳华、虹口区的杨如明等沪上知名“小巷总理”，通过多年实践为上海创造了众多成功的社区自治先例，让人们看到了基层的能量，也为整个城市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倒逼改革，提升治理效能

　　不久前，杨浦区推出了一份“居委会协助政府工作目录”，把不合理的行政工作排除在外——今后，居委会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目录外的任务”，职能部门如要提出目录外任务，必须向区里的审核小组申报。虹口区推出的电子台账则配有预警系统，居委会可以反馈近期工作是“不堪重负”、“压力较大”还是“正常”，如果三分之二以上居委会选择前两项，系统可以发出预警，通过短信提醒有关职能部门。

　　“权力有限，责任无限”的基层现实，是中国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一大积弊。居委会作为行政系统之外的自治组织，同样难免被政府部门“责任下沉”的惯性影响。亮出工作目录，也是让群众监督政府部门的手段。

　　要配合新的社区治理格局，政府必须学会自我约束。相信随着社区转型的不断深入，对行政管理方式的“倒逼”将越发明显。着眼长远，政府如何以社区为基层自治的主体，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支持，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正如东华大学教授贺善侃所言：“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要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结合。坚持群众路线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贯彻群众路线是实现以民主性与有效性相结合为根本特征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切实保障。” 阅读原文

  来源｜ 文汇报　 记者｜ 钱蓓　 编辑｜ 戴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