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网｜胡春春：重整军备、调整外交，俄乌冲突催生德国转折？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22年2月21日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人民共和国”，并派出军队进入两地维和。24日清晨，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在顿巴斯地区进行“特别军事行动”。据各国媒体的报导，俄罗斯武装力量从东、南、北三个方向进入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以实现对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俄乌危机从西方国家和媒体近期集中的炒作和“信息战”，一下子变成正面冲突的现实。
虽然俄罗斯发起军事行动的突然性和烈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但是俄乌冲突并不是平地起风波，即使只从2013年乌克兰因为与欧盟签署深入合作协议而引发国内政治危机、2014年原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宣布独立开始计算，也已经酝酿了8年多的时间。从表面上看，这事关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矛盾；但是矛盾的焦点却集中在乌克兰是应该加入西方即俄罗斯的敌对阵营，还是留在俄罗斯阵营这一点上。也就是说， 俄乌矛盾的深层逻辑只能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之中去寻找。
俄罗斯与西方的决裂与欧盟的无助
1989年至1991年间，欧洲见证了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华约组织解散、苏联解体等一系列政治格局巨变和民族国家重建等重大事件。不过，西方认为在冷战胜利后迎来了由自己定义的“历史的终结”，以及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对于拥抱西方阵营的一厢情愿，最终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幻觉，历史仍在以固有的逻辑继续前行。华约解散之后，其冷战时的对手北约不但仍旧存在，而且一步步向东扩张，国力衰弱而处于守势的俄罗斯从叶利钦时期就不断提出安全关切，却一再被北约轻视，甚至刻意无视。 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北约集团国家之间的关系，终于在曾属于苏联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在寻求加入北约的节点上先后发生了断裂。
欧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第一时间谴责俄罗斯，迅速宣布“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以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25日致电27个欧盟国家领导人，直接寻求后者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时，他没有得到任何肯定的答案。26日，泽连斯基又抛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时刻已到”，同样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正面回应。欧盟在数次扩盟以及英国脱欧等重重危机之后，当务之急显然不是继续吸收一个与俄罗斯处于严重对立关系的国家。随着事态发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个人于27日表态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但这还不是欧盟机制性决定。 欧盟对于乌克兰的“爱莫能助”，也印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呼吁并非虚言，即欧盟缺乏所谓的“战略自主”。 目前，随着冲突升级，众多欧盟国家纷纷加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力度，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是仍不愿意介入与俄罗斯的正面冲突。
德国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
俄罗斯选择以军事手段向乌克兰、实际是北约集团和西方国家摊牌，对于欧盟的核心国家——德国意味着什么？作为欧盟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德国的感觉无疑是五味杂陈。这是因为，在西方阵营中，德国对俄罗斯以及苏联的关系比较“特殊”。
首先，德国对于苏联和俄罗斯具有强烈的历史负罪感， 这是因为纳粹德国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正是出于二战的沉痛记忆，德国在勃兰特政府时期（1969-1974）采取主动，向东欧国家和苏联展开了以所谓“以接近求改变”为核心的“新东方政策”，实现了与后者的初步和解。
在1990年欧洲巨变过程中，也是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首肯，两德才最终走向统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属西方阵营的英国坚决反对、法国有条件支持德国统一。所以， 考察德国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关系，不能忽略其中源自历史的负罪和感谢等情感因素， 这区别于所有其他西方和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在德国的政治力量中，社会民主党继承了勃兰特传统，一向支持与俄罗斯保持对话，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与普京也建立了深厚的私交。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普京认为德国正在成为“超级大国”。执政早期的普京，曾经怀有携手德国和欧洲共塑未来的幻想。他曾于2001年9月2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以德语发表演说，引用德国历史学家称“俄罗斯与美国之间是大洋，俄罗斯与德国之间是伟大的历史”，当时的德国联邦议员对普京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事件，被德国认为是单方面改变国家边界的行为，与德国所理解的国际规则格格不入，俄罗斯还支持乌东地区的分离主义行为。德俄关系自此彻底走向低谷。不过，德国媒体此间已经报道，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机密外交文件表明，西方在商谈事关德国统一的“二加四条约”时，向苏联表示北约“既不会正式也不会非正式东扩”。至少在这一点上，德国承认俄罗斯对于北约不断东扩的关切是有理可依的。
其次，德国和俄罗斯的经贸关系在欧盟和西方国家之间曾经一枝独秀。 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前的2013年，统计数据表明，德国在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出口额中占据了30.21%。与之相比，欧盟对俄罗斯的第二大出口国意大利仅占总额的9.04%，法国才占6.46%。在全球范围来看，德国也是俄罗斯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仅排在中国之后。由于克里米亚入俄事件，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制裁，德国所受的损失首当其冲，2015年德俄的双边贸易额下降了23.9%，2016年又进一步下降6.8%，之后有所恢复。目前，俄罗斯在德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仅为2.3%（德国联邦统计局2021年统计数据）。但是，德国的能源供应严重依赖俄罗斯，其中55%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从施罗德时期开始，德俄开始建设俄罗斯经由波罗的海直接向德国供气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无须过境乌克兰等东欧国家，一度引起东欧国家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的不满。美国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对这条管线建设进行打压，特朗普时期更是祭出对德国相关企业和人员进行制裁的手段。虽说德国总理朔尔茨目前已经因为俄乌冲突而宣布中止对“北溪二号”管线的运营审查，但是德国一时之间很难在俄罗斯之外找到稳定而可靠的能源提供者。
德国的长期外交努力失败
二战结束后，德国不再是国际政治格局的主导性力量，其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关系构建不能脱离西方和欧盟的框架。出于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德国逐渐把自己定位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非军事强国”（Zivilmacht，或译“文明力量”），在军事方面遵守“克制文化”，主动维护国际规范，坚持以外交和对话手段调解国际争端。德国外交最为自豪的成就，莫过于自己虽然既非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不是拥核国家，却能够在伊朗核争端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现今的俄乌冲突自2013年年底显性化。当时的乌克兰政府因为不签署与欧盟的联合协议而引发国内动荡， 德国就在第一时间介入， 时任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与法国、波兰外长飞往基辅进行调停。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努力下，当时的乌克兰政府与反对派之间于2014年2月21日签署了“解决乌克兰政治危机的协议”。法国、德国、乌克兰与俄罗斯还采用了半官方的所谓“诺曼底模式”，就乌克兰问题保持沟通。
2014年9月5日，乌克兰政府、乌东两地代表、俄罗斯政府与欧安组织签署了致力于实现乌东地区停火的明斯克协议（后又被称为“明斯克协议一”），而且经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在乌东地区2015年战事重启之后，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经过马拉松式的彻夜谈判，乌克兰、乌东地区、俄罗斯和欧安组织最终于2015年2月12日签署了“落实明斯克协议的一揽子措施”（又称“明斯克协议二”或“新明斯克协议”）。“新明斯克协议”事实上也未得到遵守，乌东地区冲突双方都缺乏落实乌克兰修宪、乌东地区在乌克兰法律框架下获得自治，从而实现和平的意愿。为此，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的斡旋，以及提出折中的“施泰因迈尔方案”，最后都未能推动解决乌东问题，从而缓和更为根本的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矛盾。
2019年乌克兰修宪，正式把加入欧盟和北约写入宪法，这就在深层次上刺激了俄罗斯的安全疑虑，为现今的冲突总爆发埋下了伏笔。德国新一届外长贝尔博克在政府就职之后，最初的出访行程就安排了基辅。在乌克兰局势日渐严峻之际，德国总理朔尔茨也于2月14日和15日亲赴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总统会谈，呼吁俄乌双方回到“新明斯克协议”的政治解决轨道。随着2月21日俄军进入乌东“维和”以及24日军事行动升级，德国从2014年以来三届政府围绕乌东问题进行的外交努力宣告彻底失败。
尴尬的调停者角色
长年的外交资源和经济援助的投入无果，自然令人沮丧。除了指责俄罗斯违反国际规范之外，德国也开始就导致欧洲安全局势恶化的原因展开反思。因为从媒体传达的实际效果来看， 德国在乌东问题发展到俄乌冲突过程中所扮演的调停人角色、所持的和平主义立场以及外交解决路径受到多方的质疑，德国甚至一度成为最不受乌克兰民意欢迎的西方国家。 如果单单从急于加入西方的乌克兰角度看德国，也确实颇能找到一些令乌克兰不满之处。
首先，德国对于乌克兰加入北约、寻求安全保障究竟持什么立场？2008年4月初北约国家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反对美国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吸收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建议。同时持反对意见的还有法国和意大利，但是乌克兰人记住的是其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
其次，德国为什么无视自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默克尔政府和朔尔茨政府都拒绝把直接联通德俄的“北溪二号”作为地缘政治的筹码，坚称管线为经济项目，前总理施罗德全力为德俄能源合作辩护，这与乌克兰的立场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乌克兰认为自己是“北溪二号”开通后的牺牲品。
第三，德国为什么直到冲突爆发还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德国通过法律和行政审批程序严控向存在武装冲突的国家提供武器，而乌克兰认为自己属于冲突的弱者一方，强烈要求德国提供进攻性武器。德国在应乌克兰的请求向后者提供5000顶头盔之后，遭到了乌克兰以及国际舆论的冷嘲热讽。
第四，德国为什么反对运用“核武器级”的金融手段制裁俄罗斯，即把俄罗斯排除出全球银行间支付系统SWIFT？德国当然明白这种制裁手段属于典型的双刃剑，遭受损失的不仅是俄罗斯，欧盟、尤其是德国的能源进口都会受到巨大冲击。而德国在新政府力主能源转型背景下，并不能放弃作为“过渡性能源”的天然气。德国的反对也引起了乌克兰方面的极大不满。
在俄乌冲突升级之后，德国政府未能顶住盟友和舆论的压力，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先是宣布中止“北溪二号”的运营资格审查，然后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00件反坦克武器和500件“毒刺”地对空导弹，以及支持把俄罗斯的主要银行排除出SWIFT系统。 虽然德国政府这种立场转变涉及了德国的原则和根本利益，但是这种迟来的、貌似不情愿的转变尚未转化为德国外交的正面资源。
德国的内政外交即将发生巨变？
俄乌冲突不排除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其对于冲突双方、乃至世界的政治后果目前尚不可预料。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世界的政治与安全格局、欧盟以及德国的内政外交都将随之发生巨变。 2月2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德国联邦议院就乌克兰局势发表了讲话， 这被德国和国际舆论视为德国内政外交即将发生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路线转折。
朔尔茨在讲话中认为德国和世界的安全观随着俄乌冲突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变化并不是在积极的意义上。“年轻人很难想象，在今天的欧洲会再一次燃起战火”，世界面临重回“19世纪大国沙文主义时代”的危险，“已经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现有欧洲安全秩序”处于崩塌的边缘。
朔尔茨把德国面临的当务之急总结为五点：一是支持乌克兰；二是制裁俄罗斯；三是重申北约的同盟义务，重整德国和欧洲军备；四是改变能源策略，“摆脱对个别供应商的地域依赖性”，加快能源转型；五是改变外交政策，在不放弃外交协调的同时，不再“为了对话而对话”。
显然，德国这一届政府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德国发展的规划被俄乌冲突完全打乱。 与三党联合政府三个月前发布的联合执政协议相比，雄心勃勃的进步主义设想不得不让位于退步的欧洲安全格局重构，以及围绕着安全格局展开有限的经济和能源政策调整。 就在不久前，德国社会话语中压倒一切的主题还是气候变化，现在气候变化已经从朔尔茨总理的议程中消失。作为历来信奉和平主义和环保主义的政治力量，绿党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担任一个完全违背自己理念的角色，即为扩大德国军事实力、把军事手段作为外交工具共同承担责任的执政党。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与玩笑：绿党第一次进入联邦政府的时候，担任外交部长的费舍尔就不得不为德国参加科索沃战争辩护；这一次又是绿党主持外交部，贝尔博克会不会成为德国历史上又一位“绿色战争部长”？
朔尔茨宣布了一系列强军措施：为军备额外拨款1000亿欧元，落实北约成员国军事开支超过国内生产总值2%的承诺，加快欧洲先进武器系统的研发等等。临危之际的政治宣告，掩盖了德国社会可能会就此面临的困难： 未经全社会讨论而形成共识的强军“急就章”，如何能够与根深蒂固的德国反战文化与和平主义观念共处？而后者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立国的核心价值观念。 就在朔尔茨发表讲话的当天，左翼党和绿党的青年组织就表达了不同意见。这么看来，朔尔茨的讲话，可能并不是德国内政外交巨变的开端，而是揭开了德国有关未来道路选择的漫长争论。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负责人胡春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