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科技奖励制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热议

  “这样的评奖，合理吗？我当时有点激动，忍不住问他们。”

“作为真正解决关键技术的研究所，为何在某重大科技项目的获奖单位排序中，才排第四位？而一些牵头单位，甚至是地方政府却排名一二，可他们几乎没在科技上做多大贡献！”

尽管已经过去多年，但每每谈起一次有关科技奖励制度问题的调研见闻时，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苏国萃总是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

在此间举行的全国两会科技界别小组讨论会上，他再次说起这个问题，“我也知道是老话题，但尚未真正解决，我们还要等下去吗？”

后来，这家解决关键技术的研究所负责人告诉苏国萃，他们曾找过有关部门进行复议，结果对方态度强硬，“如果不接受这个结果，你们连获奖名单都上不了”。

这让苏国萃真切地意识到，为何目前现有的一些科技奖励，非但没有起到激励作用，反而挫伤了部分科技人员潜心钻研技术的积极性，“相比行政人员的强势，科技人员成了弱势群体”。

科技奖励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让苏国萃欣慰的是，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改革科技评价、职称评定和国家奖励制度”。

在不少政协委员看来，明确将改革科技奖励制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个信号。

作为曾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十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的老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程津培还发现，此前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及科技评价和奖励机制时，前面所用的动词更多的是“完善”，如今，这个词变成了“改革”。

“看来是真的要改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晓明说。

这是科技界一个呼吁已久的问题。就在今年年初，科技界还因此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暴。1月10日，作为国家基础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颁给了某计算机领域科技成果，随后，不少人围绕这一成果的含金量及其主要完成人展开质疑。

其间，中国计算机学会在其官网发布一条名为“建议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的建议，建议政府有关部门退出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等奖项的评审工作。据介绍，该文件1月15日已被提交给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部和教育部。

如今，李晓明把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建议带上两会，并作为个人提案上交给了大会。

“我原封不动，一字未改。这也代表了我个人的建议。”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李晓明如是说。

这份建议写道，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和科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实施多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国家科学技术奖(以下简称国家科技奖)，其管理体制和评审过程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的科技评奖没有建立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无法对政府部门主导的国家科技奖评审过程中的作为实行有效监督，容易在奖项评审过程中产生不端行为和滋生腐败。

这种声音近年来频频见诸报端。全国政协委员、海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在两会上也谈到这一问题，他说，“大家久居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评奖获利形成一条产业链，成了腐败温床了，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是制度化的腐败。”

“评科技奖，我参加了很多年，最后干脆不去了。”尹卓曾参与过一些部门的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他告诉记者，“每次评奖前都会有人来做工作。如果你不收礼，他评不上奖就认为可能是你阻碍的。有的人就来踹门了。唯一避免风险的办法：不参加了。”

尹卓说，一些科技评奖培养了一大批人，形成了黑产业链，因为企业如给产品贴上国家奖的标签，销路马上打开了。许多企业都搭上了这一门路，其背后的运作都是拿不到桌面上的。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对此也颇有感触。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现行的评奖制度中，不少报奖人，有些还是有行政权力的领导，为了获得看上去“亮丽”的材料，采用行政命令等手段，把不同个人发表的成果拼凑在一起，然后搞一个贡献者排序。

进入评奖程序后，通过专家投票来确定获奖者，然而，由于评审专家无法从提交的材料中判断成果的性质和实际贡献人，也难以提出对这两个问题的疑问，因此在高抒看来，他们的投票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也就难以保证评奖的质量。

他说，这也是不少科技人员对一些获奖成果，以及“谁应获得奖励”产生疑问的原因所在。

毕竟，政府不是学术共同体。

按照李晓明的意见，政府对专业发展和水平并不具有专业判断力，尽管在国家科技奖评审过程中，政府部门会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作为评委，但涉及的专业领域非常广泛，在当今科技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政府部门难以把握各个科技领域的发展趋势，也并不了解哪些专家在哪个领域具有真正的学术判断力，所以评奖过程容易出现误判、错判。

他也同意计算机学会的意见，国家科技奖项评审工作交由专业学术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完成。

当然，对此科技界也有不同意见。

苏国萃就认为此举需要慎重，尽管他认为由政府来评奖“有不可取之处”，但他也认为，目前包括一些学会在内的学术机构还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我们对一些学会，还没有足够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有的甚至成为‘二政府’”。

程津培也同意这一点，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学会这个二传手还没受到足够训练，很难说能否承接好政府的这些职能。”

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目前所遇到的一些所谓权力寻租、利益交换的问题，在交予学会组织和评审的时候，就未必不会出现，“还是要有一拨人去组织，然后去找一拨人去评审”。

在李晓明看来，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承认，交给学会去评，依然可能出现问题，但这时候就需要政府出面监管了。相应的，如果是政府来组织，谁来监管呢？”李晓明说。

他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政府职能的错位，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晰。政府部门作为行政机构，在国家科技奖评审中拥有决定权，而专业学术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的作用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

他援引计算机学会的建议说，政府部门应致力于建立评价体系、制定奖励政策、遴选评选机构、构建评审平台等管理和服务工作，为国家科技奖励工作提供政策依据和机制保证，并严格监督评审过程。

“这才是他们该做的事情。”李晓明说。

现在，他把提案上交给了全国两会，他告诉记者，如此一来便多了一个渠道让有关部门倾听科技界的声音，“希望他们有所回应”。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