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大泄密事件内幕：一封匿名电邮，一次香港的神秘接头，曝出一个接一个震惊世界的秘密……

    一切皆始于一封电邮，没有名字，没有职务，没有细节。就这样，《卫报》开始了与这位神秘线人的联系。2013年6月3日，《卫报》记者按照加密指令，在香港与线人悄然接头；6月4日，他们对线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度采访；6月5日，《卫报》顶住美国政府的压力，报道了美国国安局秘密监控电信用户通话记录的新闻；6月6日，这位线人主动向全世界亮明身份——爱德华·斯诺登。此后，斯诺登接连曝出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秘密，而被独家授权报道的《卫报》也卷入这场巨大的风暴之中……

　　格伦·格林沃尔德46岁，是同时代人中较为著名的美国政治评论家之一。关于斯诺登的报道使格林沃尔德的名字家喻户晓，但早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名声大噪了。从职业角度看，格林沃尔德对抗意识强、做事绝不后悔、说话尖酸刻薄、思辨严格缜密。在他的长篇巨制中，在他有时如疾风暴雨般的网帖里，他记录了据称是美国政府在世界各地所犯下的罪行。格林沃尔德在隐私这个问题上的仗义执言，使他差不多成了批判政府监控行为的最知名的美国批评家。2012年8月，格林沃尔德加入《卫报》，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专栏作家。

　　2012年12月，格林沃尔德收到一名读者发来的电子邮件。这封邮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每天都会收到几十封类似邮件。发信人并未亮明自己的身份，他（或她）写道：“我手头有些东西，你可能会感兴趣。”

　　这个神秘来信人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要求：他让格林沃尔德在笔记本电脑上安装PGP加密软件。安装完毕并执行后，该软件可以让双方在网上进行加密聊天。

　　由于没有及时安装PGP软件，几个星期毫无意义地过去了。这个神秘来信人就是斯诺登，他似乎找不到安全渠道跟格林沃尔德取得更深入的联系。

　　2013年1月底，斯诺登尝试用一种新方式跟格林沃尔德联系。他发了电子邮件给劳拉·珀特阿斯，希望打开一条通道，匿名跟这位纪录片制片人取得联系。珀特阿斯是格林沃尔德的朋友，也是他的亲密合作者。珀特阿斯是另一个对美国的安全政策提出严厉批判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最深受其害的人之一。从2006年到2012年的六年间，珀特阿斯每次出入美国，都会遭到国土安全部特工的拘禁。她说，这种情况发生了约40次，每次特工都会讯问她，没收她的手提电脑和移动电话，要求她供述都见过什么人。有时，她会被关押三四个小时。但他们从未找到任何罪证。

　　2012年，珀特阿斯正在柏林做三部曲长篇电影结尾部分的工作。这一次的主题是美国以及监控行为在美国国内的惊人发展。她的采访对象之一是威廉·宾尼，他是国家安全局的一位揭露者。宾尼是位数学家，曾在国家安全局工作了近40年，帮助国家安全局实现了对外监听工作的自动化。他于2001年离开国家安全局，并开始检举美国国内的监听行为。

　　那年夏天，珀特阿斯为《纽约时报》网站制作了一部短片，介绍了她的电影制作进程。在同时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中，她描述了作为国家安全局“目标”的感觉。

　　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斯诺登目睹了珀特阿斯所遭遇的粗暴对待。他知道她是谁，她经历了什么。

　　在柏林，看着斯诺登刚刚发来的电子邮件，珀特阿斯陷入了沉思。邮件中说：“我是美国情报界的一名资深成员，你不会因此白费时间……” 斯诺登还说：“我并不打算向你问任何事情，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她继续收到电邮。差不多一周一封，通常是周末的时候到，那是斯诺登能够脱得开身的时间。发件人语气严肃，尽管不时也有幽默。有一次，斯诺登曾建议珀特阿斯把手机放进冰箱里。他口风也很紧，绝口不提个人的事情。随后，斯诺登抛出了一枚炸弹。他说，他手里掌握了《第20号总统政策指令》，那是2012年10月发布的一份长达18页的绝密文件。

　　3月下旬，她回到了美国。在那里，她给格林沃尔德发了条手机短信，建议双方见个面，随身不要带任何电子设备。这时正赶上格林沃尔德需要飞往纽约，跟美国的穆斯林人权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谈话。于是，在扬克斯市，两人在格林沃尔德人住的万豪酒店大堂里见了面。珀特阿斯给格林沃尔德出示了两封电子邮件。她并不知道，这个线人已经尝试过跟格林沃尔德本人取得联系。

　　斯诺登并不希望珀特阿斯直接参与其中。相反，他让她推荐其他的记者，让他们发表这份文件，而不提及他的名字。他想把网撒得再大一些。随后，他给她发送了一份加密文件。里面是关于“棱镜”计划的PPT。然后是第二份文件，但内容让人大吃一惊：“你的目的地是香港。”

　　斯诺登随后使用新的加密渠道，联系了格林沃尔德本人：“我一直在跟你的朋友合作……我们需要谈一谈，急。”终于，这位揭露者要做一件差不多6个月以来他一直渴望的事：直接而安全地联系上那个难以捉摸的作家。他显然对格林沃尔德的工作非常熟悉。一人开始聊天。斯诺登写道：“你能来一趟香港吗？”斯诺登再次联系了珀特阿斯，试图通过她让格林沃尔德能够“立刻”飞往香港。

　　格林沃尔德通过聊天软件联系斯诺登：“我想掌握一点更为实在的信息，明确为什么我要去香港，为什么值得我去？”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斯诺登一直在给格林沃尔德解释如何启动台尔斯系统。这是最为安全的通信形式之一，使用的是匿名的洋葱路由网络技术。最后，系统终于安装成功。随后，斯诺登话锋一转，漫不经心地写道：“我要给你发几份文件过去。”

　　斯诺登的见面礼是一个文件包，里面有大约20份从国家安全局核心禁区弄来的文件，大多盖有“绝密”字样。其中包括“棱镜”计划的幻灯片，还有可填补有关“星风”计划所空缺信息的文件——这个计划是格林沃尔德新书中研究高层豁免权问题的重点案例。

　　两天后，5月31日，星期五，格林沃尔德从里约热内卢的加利昂国际机场飞往纽约肯尼迪机场，径直去了《卫报》在美国苏豪区的总部，坐进了总编吉布森的办公室。他说，去一趟香港，就会让《卫报》把那位神秘线人的情况弄个水落石出了。吉布森指示让第三个人加入这一团队。他就是《卫报》驻华盛顿的资深通讯员埃文·马卡斯基尔，一位61岁的苏格兰人，经验丰富的专业政治记者。

　　在肯尼迪机场，这个混搭三人组登上了一架国泰航空的航班。

　　——摘选自《斯诺登档案：世界最大泄密事件内幕揭秘》 金城出版社出版

　　作者：[英]卢克·哈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