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把阿姨”：见义勇为，根本不是个事儿

　　7月21日，周一。早上6点50分，保洁阿姨顾金芳站在农业银行北蔡支行的后门，等待同事来帮她开门，这是她一周以来第一天正常上班，她到得特别早。之前，因为在这家银行大堂里面对持刀歹徒的见义勇为表现，顾金芳一夜成名，获得“拖把阿姨”的江湖名号。在遭遇抢劫、一夜成名、接受采访、休假换岗之后，她的生活终于恢复平静。

　　持续一周的生猛热炒，对于小人物传奇来说，时间已经足够持久了。小人物传奇往往在一夜间上演，大部分人在第二天被“打回原形”，这是草莽英雄的定律。对于一位64岁的老人来说，这个道理是再明白不过了，甚至，她还觉得恢复平静所用的时间，拖得稍微久了点。

　　7月14日中午，北蔡支行发生劫案，作案男子持刀挟持了女客户经理。当时，1名保洁阿姨、2名银行保安和2名市民挺身而出，将劫匪堵死在银行内，并最终将他擒获。经过媒体报道，“英雄五人组”很快就为市民所熟知。

　　顾金芳身材矮墩墩的。在“英雄五人组”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她抄起“长兵器”拖把追打歹徒，在银行监控画面中格外显眼。在电视采访中，她说：“我不怕的。”拖把在一起抢劫案中代表的幽默元素，加上本地大妈的勇猛、平实和淡定，让她格外上镜，并成为了这则报道中最受欢迎的人。

　　顾金芳随“英雄五人组”获得了市级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提名，农业银行重奖10万，她也分得了1万元奖金。意外成名改变了顾金芳的生活节奏，她本来是“做六休一”的，领导派人帮她代班，让她回家休息。结果，不断有媒体跑到银行，问：“你们的保洁阿姨在哪里？”行长又不得不临时让顾金芳回来接受采访。

　　面对采访，顾金芳挺轻松的。奖金也好，荣誉也好，采访也好，相比起来，她还是更关心小儿子的上岗培训，以及家里房子的拆迁前景。她已经64岁了，为了解决生计奔波了半生，剩下那些还没能解决的难题，她也没指望靠这次见义勇为来起作用。她相信，万事靠自己，只要身体还健朗，能继续工作下去，就能让家里宽裕些，让后半生稳当些。

　　 “小人物的传奇”

　　“我看很多电视就是这样演的，一定要拿拖把去打他，拖把长，刀子短，他就打不到我。”顾金芳说。

　　7月14日的抢劫发生以前，在做银行保洁员的2年里，64岁的北蔡人顾金芳过着紧巴巴的日子。每天7点10分从后门进入银行，必须在开门前把大厅弄干净。银行正式开门的时间是8点半，她每天早上第一个等在后门，因为没有钥匙，只能等别人开门。进来把衣服一换，第一件事是拿起拖把，地要拖干净，香烟头要捡掉，垃圾都要倒掉。银行有2层楼，上面卫生也是她负责，底楼大厅弄干净了，她再上楼，顺序一定不能错。到了4点半下班，她强调说，一般是要提前点走的，因为早上7点出门，来不及做家务，要利用下班后的时间买菜。

　　每天到了上午10点钟以后，所有的地方都打扫过了，她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喝几口水。中午，银行职工是有定点食堂的，她从不去，一顿饭要9块钱，对她的收入来说，有点贵。她也不是抠门节省到不合群，行长发了句话，说她白头发多，不好看，她马上跑去焗了黑发。她有一部手机，但是记不住自己的电话号码，“反正别人打过来，我听电话就是了。”

　　她家离银行很近，走路只要五六分钟，每天中午走回家吃点泡饭。顾家世代住在北蔡镇，如今的家在虹桥北街内。从银行的后门出来，走进乡间辅路，走过五金店铺，穿过窄窄的巷子，在一片非专业建筑样式丛生的典型城中村里，找到了一幢楼。小楼与邻居房子间距不足10厘米，楼的底层有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除掉一台液晶电视、一台挂壁空调，其余的家具都像是上世纪80年代的样式。顾金芳说过她喜欢看电视，这是她除了打麻将以外最大的爱好。屋子里光照很暗，泥灰墙面，没有地板，屋外有邻居洗完了衣服正往外泼水。饭桌上晾着一碗剩菜，碗里是一只玉米面馒头和数只咸鸭蛋。这屋子是顾金芳自己搭的，现在大儿子住在川沙，40多岁的小儿子参加入职培训，这里只有她和丈夫住。

　　吃完午饭，算好不超过半个小时，她就回来。有时下午客户多，弄干净地上的烟头，这是她的任务。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她不喜欢坐在通风不良的狭小休息室里，而是喜欢趴在保安站的迎宾柜台边，看着排队的客户。

　　7月14日，周一。顾金芳6点40分就到银行后门了。她是做六天、休一天的，这天做完周二就可以休息了。中午12点20分，农业银行北蔡支行并不是最忙碌的时段，大堂里安安静静，只有两三位客户等待着办理业务。这时候，顾金芳已吃完午饭回到银行了，看着大厅各处都挺干净的，便趴在保安站的柜台边。

　　她刚刚和保安聊起话来，听见有人“哇”地叫了一声。尖叫的人是俞雯静，顾金芳说:“我一看，那个人把刀放在我们银行小姑娘的脖子上。我说你把刀放下来。他没反应。”

　　“我‘蹬蹬噔’进去叫人。我知道还有一个保安在休息室里。叫完人我想到去拿个拖把。我看很多电视就是这样演的，一定要拿拖把去打他，拖把长，刀子短，他就打不到我。他把刀举起来，我拿拖把打他。他往后退，我用拖把推。他靠墙换个方向想出去，我又堵到了。就这样打他，把他帽子打掉。我和另外两个保安，三个人把他逼在角落。后来有人冲进来拿凳子砸他。”结果，铝合金制成的拖把杆被打折了，靠近拖布一端的柄上有个凹塘。顾金芳说:“这个男的(嫌疑人)很紧张的，手脚都在发抖，说话语速也很快。我觉得这个来抢钱的人挺‘山寨’的，不是那种老手。”

　　一度被劫持的银行员工叫俞雯静，是北蔡支行的一名客户经理。她说:“那天下午，我看到那人(嫌疑人)站在大堂，一般人都取号排队的，他没有取号。我把他当成是办理财业务的老客户，准备带他到2楼去谈的。结果他就拉住我，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后来趁他分心，我就慢慢蹲下去，挣脱了。”俞雯静也是北蔡本地人，她在银行工作10年，“每天8点上班，下班很晚，不定时间。”她和保洁阿姨并无多少交集，况且顾金芳到银行才2年。

　　尽管顾金芳和俞雯静天天在一家银行上下班，却因为种种不同，她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事”。银行的员工或许很少会想到要和一个保洁阿姨聊聊，但这并不妨碍当歹徒拿刀逼住俞雯静时，顾金芳奋勇相助。在顾金芳眼里，歹徒是把刀放在“小姑娘”的脖子上，“小姑娘”三个字，就是俞雯静在顾金芳心中的定位。为了让这个“小姑娘”不被伤害，这位年过六旬且没有安保责任的老大妈义无反顾地出手了。

　　据北蔡支行行长李晓云介绍，包括俞雯静在内，银行员工均参与过应对突发状况的演练，所以能在第一时间使用技防按钮。不过，由物业公司派到银行的保洁阿姨，则不在参与演练的人员之列。

　　顾金芳没把“勇斗歹徒”当成一桩事儿，当天事情全部结束大概是五六点钟，她谁也没告诉。“我是走路回家的，其实回家比平时晚。我男人有糖尿病，早就睡了。我没有吃晚饭，累了，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再晚一点，大儿子和媳妇打电话来了，他说妈妈倒是很勇敢的。再后来邻居看过电视都知道了，过来把我围住。小儿子那天第一天进公司基地培训，手机信号也封住的，所以还不知道。过了几天，基地里有个门卫和我们家有亲故的，告诉他了，他也打电话来了。”

　　第二天，她来到了银行，等待她的是蜂拥而至的电视媒体，以及银行、公安局的领导。行长告诉她，这个星期保洁公司专门请人帮她代班。一夜之间，“拖把阿姨”成就了“小人物的传奇”。

　　 “应激反应”从哪来

　　“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生活经历，就能理解这对她根本不是事儿。”顾金芳的丈夫说。

　　在“英雄五人组”里，顾金芳是唯一的女性，而且年纪超过60岁。她备受关注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好奇:面对持刀歹徒，这个大妈何以反应这么快，表现得如此勇猛？丈夫张连贵却对老伴的行为一点都不奇怪，甚至没有表现出一点担心。他用一口北京话说道:“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生活经历，就能理解这对她根本不是事儿。”在丈夫看来，顾金芳的人生里，勇斗歹徒实在算不上是最严峻的一次“搏斗”，这种应激反应，是在特殊的极限环境中磨练出的。

　　这种“生活经历”指的是支援新疆。顾金芳1966年前往新疆建设兵团支边，当时16岁，在新疆待了近20年。

　　1960年到1970年间，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项长期政策，上海知识青年被号召到新疆去。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艰难探索1956－1965》，1965年和1966年上半年，上海又分别组织了3.1万多名知识青年到新疆参加建设兵团，并在生活工作上采取军事化管理。

　　顾金芳说，去新疆的机会是她争取来的。她是北蔡本地人，文化不高，读到小学二年级。父母都是本地人，家里兄弟姐妹有6个，她是二姐，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因为子女很多，地又没有几分，家里境况不是很好。正好那时候国家号召自愿支援新疆，她就动了离家的念头。她和大哥都想到新疆去，但是爸爸妈妈不同意，因为他们是长兄、长姐，父母希望他们留下，帮衬家里干活。为了让他们去不成新疆，妈妈把户口本埋在屋子地下的泥里。后来顾金芳还是成功报上名了。她说:“我想去呢，主要还是家里经济不好，苦来兮的。我心思活，想换个环境，想着到新疆生活可能会好一点。那时16岁，什么都不懂，宣传片里放出来的新疆景色，很漂亮的。”

　　1966年7月，顾金芳动身前往新疆。她所在的建设兵团在巴楚。巴楚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夹在西部的喀什、北部的阿克苏之间。巴楚在大沙漠的边缘，天山上流下来的水，流到巴楚就干涸了。她在巴楚住的是“地窝子”，就是地窖。青年们自己动手挖出5米长、4米宽、2米深的坑，里面铺满了树枝，叶子都没来得及除掉。“地窝子”中心用梧桐树枯死的树干做梁柱子，地面上留一个出入洞口。新疆食物匮乏，最常吃的菜就是炒海带。洋葱切碎，抹盐腌制，就算是很好的蔬菜了。实在饿了，拿牲畜吃的苜蓿炒一炒吃，好处是有腹胀之效，可以耐饥，坏处是吃了要吐。很多姑娘，怀孕的时候嘴淡，偷偷摘老乡的辣椒吃，也是有的。

　　顾金芳说：“在新疆主要的工作是种麦子地，割麦子时，整个人跪在地上，可麦子地有那么大，沙漠那么远，别想回家了。那时候经常哭，不是躲着暗暗流泪，而是整个班的女孩子放声一起哭，你能想象那种场景吗？”

　　在新疆，一切都得先满足眼前的需要。青年们每人发了一条被子、一条被絮。“这条被子是要扣钱的。”顾金芳说，后来她的丈夫、北京来的青年张连贵，用一条被子从老乡那儿换来了3斤玉米粉，这样每顿饭可以多吃些。没有被子怎么办？新疆冬天干冷，四十多人挤在一起睡觉，互相取暖，也就熬过去了。真的不冷吗？顾金芳说，冬天只要哈一口气，眉毛全挂着冰柱子。当时，每人每月工资是28元7角5分，她把工资大部分拿去买了棉花籽油。“在当时，如果不‘争’，可能什么都没有。”顾金芳说，四十多人挤在一个“地窝子”里睡觉，铺盖紧挨在一起，头碰头、脚碰脚，解放鞋集中放在中心位置。早上起床，谁才不管你的鞋、我的鞋，穿上就走，反正都是年轻人，尺码也都差不多——总比你抢不到没有鞋穿要好吧。

　　对自己“被困”的人生，顾金芳想尽办法闪转腾挪。她和张连贵在巴楚结婚后，趁着回上海探亲，在家里生下大儿子。儿子就不回新疆了，一直寄放在北蔡，由奶奶抚养。过了2年又生了小儿子，小儿子跟在父母身边。上海家里要寄点糖来，都寄不成功。第一次寄的是白砂糖，到了新疆，早都全部化成糖水了。后来改寄块状的冰糖，结果，收到的是和包装纸粘在一起的一大坨。她想，就算是为了孩子，也得想法回到上海。

　　她和丈夫想了很多离开新疆的办法。第一次出现机会，是很多青年闹事，要回到城市去，结果有的被抓了，有的受伤了。但经这么一闹，有些运气好的人，拿到了自己的户口材料，顺利回城了。顾金芳说:“我胆子小，不敢闹事，结果就没拿到材料。”第二次，由张连贵在北京的亲戚想法子，托人先把户口放到河北廊坊固安县的一家农户，夫妻俩再到上海来打工。给了农户一点报酬，对方同意，事就成了。1984年，顾金芳终于回到了浦东北蔡。

　　 生活才是难题

　　过了退休的年纪还拿起拖把，顾金芳不是为了打贼，而是为了打工。

　　“拖把阿姨”在7月14日走红的第二天，上海警方为她申报市级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她同时领到了农业银行奖励的1万元人民币。不过，顾金芳坦言，她的生活并未因此改变，64岁的她不会休息。她也完全没有指望这件事的发生，能够帮助她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难题。小人物的传奇，往往一夜间上演，第二天被“打回原形”。这个问题对顾金芳来说并不存在。她从没觉得拿起拖把或者面对媒体的那一刻是走上了人生巅峰。对她来说，最大的难题一直是生活。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断与之搏斗，如今过了退休的年纪还拿起拖把，不是为了打贼，而是为了打工。

　　严酷一点来说，顾金芳最大的难题是生存。对于这个难题，她有自己的答案:“你自己不做呀，一分钱都没得。”上世纪80年代，她从新疆回上海，户口还没落回来，医疗、养老统统都没保障，这是她最焦虑的问题。回到北蔡，经过妹妹介绍，她到一家饮食店上班。饮食店里做做菜汤面，卖卖粢饭，样样点心都有。她这样描绘回来后的第一份工作:“晚上12点钟上工，先把鼓风机一开，十多斤的稻米，用水‘哗哗哗’地冲，冲好以后倒在锅里蒸。然后开始做豆腐浆，先把所有材料浸好。最后骑着黄鱼车去采购油条。买完油条回来洗把脸，弄弄干净，准备开张。老板看我是新来的，样样事情要我做。”她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个轧钢厂里，那有一条生产钢锹的流水线，有个滚槽在滚动，她负责从流水线上搬金属工件。粉尘很大，弄得脸上黑乎乎的。第三份工作是帮小商贩批发衣服、香烟等货品。

　　顾金芳口中最好的一份工作则是在川沙一家房地产相关业务公司打工。她从48岁起在那里做了13年，负责保洁、烧饭、递送报纸。她觉得这份工作好，每年老板总会安排一趟或两趟的旅游，不去的话可以领2000元。不过，家里仍是不宽裕，开始上班的一段时间，她觉得公司离家太远，单程公交车费要6元，她不舍得，于是就在公司里过夜:“我也怕，窗锁好，门锁好。睡就睡在地板上，挺冷的。”有一次感冒了，吃药也压不住，晚上儿子带她去医院，“一会儿要拍片，一会儿躺下检查(CT)，结果查出来是肺炎，住院花了1万多元，这都是自己掏的钱，我那时没有医保卡的，我想这回真是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了，工作也辞了，她就回北蔡家里歇着。但是，她并没有就此安定下来。工作并不稳定、尚未婚配的小儿子成了她的心病。“我想，没钱，那怎么行？小儿子不好不管吧，所以我停了一段时间，还是想办法到保洁公司做事。”

　　她对小儿子多少是有一点歉疚和怜惜的——大儿子是在上海长大的，小儿子则一直跟在自己身边。“他小时候，从新疆到上海来，改吃泡饭嘛。他在新疆吃惯饼的，吃泡饭就吐了，吐出来的水是青菜叶那么绿的。送到医院，医疗费要几千块钱，我没问亲戚借一分钱。不是所有人都肯给，很多人是不做声的，我也知道看脸色，我也就不开口借了。那时候，我在饮食店上班，晚上12点钟上工，白天再去医院看孩子，想想真挺惨的。”成年以后，小儿子想把户口落回上海，因此一直没在新疆结婚成家。“为了户口的事情，一直在闹别扭呗。”

　　前些年，顾金芳在上海拿到的低保金是850元，这笔低保金一度又降到700多元。2年前，她等到了“政策”，户口才算回到上海。“那现在每月能拿到多少钱？”记者问。“我拿到保障金1240元，上海再补贴300多元，加起来1500多元。加上打工的工资，比如现在做保洁员，每个月2050元，总收入有3000多元。这样我家里宽松多了、好得多了，否则没办法过日子。”

　　顾金芳64岁了，论年龄，到了该歇下来的时候。不过，因为生活所需，也为帮衬儿子，她只能选择继续干下去。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像顾金芳一样的人，为了基本的生存需要疲于奔命，费尽心力才能“赢”下每一次机会，没有其他的路子。不过，这并不妨碍她在7月14日下午银行大堂出现持刀男子的时候，举起平时伏于人们脚下的拖把，做出一个非常勇敢的、又令众多普通市民拍手称快的选择。原来，她就是那种从来不愿向命运低头的人，无论命运举起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