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按 前阵子华政学子告“国拍行”的微信推出后引起了不少关注，今天21世纪报报道了“国拍行成被告，上海牌照拍卖收100元手续费已立案”的事件，为华政学子的执着精神点赞。 该篇报道如下。核心摘要 华政青年 实际上，上海牌照拍卖过程中，因为系统问题，输不进价格的大有人在。封亮说，“这犹如只能容纳200人的拍卖厅，卖出了1000份标书，而大量投标者根本挤不进去举牌。”也有网友对此评价为，“只能容纳200人的电影院，卖出了1000张票，而大多数人买了电影票却看不到电影”。 牌照拍卖使上海市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下称“国拍行”） 年入近2亿元人民币，这笔收入究竟合不合法，事件正在进一步发酵。 日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的几名本科生，已在今年1月12日，就上海市场牌照拍卖收取100元手续费是否合理合法的问题，向上海市黄浦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1月23日，黄浦区人民法院民庭立案。目前，该案正在等待开庭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试图与华东政法的这几位学生取得联系，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愿接受采访。
近日，某国家级工程软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高级工程师封亮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拍牌用户使用国拍软件时普遍遭遇的无法出价（俗称"卡死"）现象，本质上是国拍拍卖系统达不到"实时系统"要求。而参拍用户在耗费时间成本的同时，仍被收取100元拍卖手续费，有违反公平、信用原则之嫌。”
华政学子转告国拍行 华东政法几名本科生专门为此案组成“公益梦之队”，在微信公众号“第一辩护”一篇名为《车牌拍卖手续费属于无效格式条款》的文章中，明确写道：从法律层面来看，国拍行从私车额度拍卖过程中攫取高额利益并无依据，它违背了拍卖法有关佣金条款的相关规定。 该文称，首先对未成功竞买人收取费用无依据。根据《上海市非营业性客车额度拍卖收入收缴和使用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拍卖人，是接受政府主管部门委托，从事非营业性客车额度竞拍的拍卖机构。本办法所称买受人，是指参加非营业性客车额度竞拍后取得非营业性客车额度的个人和单位。” 也就是说，拍卖本身是非营业性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五十六条也规定：“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佣金的比例。拍卖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人、买受人各收取不超过拍卖成交价5%的佣金；拍卖未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人收取约定的费用；未做约定的，可以向委托人收取为拍卖支出的合理费用。” 也就是说中标与未中标，应该区别对待。而国拍行将“佣金”与“合理费用”混为一谈，拍到与未拍到两种情况同样对待，有侵犯广大市民在合同上平等权之嫌。 其次，100元手续费的定价没有依据。《制定重要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第三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二十三条认为，是否收取手续费，收取多少手续费应由政府定价，建立听证会制度并征求消费者经营者意见。而“公益梦之队”就此问题提起信息公开申请，在交通委的回复沪交信息告（2015）第12号中并没有了解到国拍行的定价是否经过听证程序。 第三，“公益梦之队”认为，国拍行滥用自身地位，擅自定价的行为是对广大市民合法权益的蔑视。拍卖合同部分条款，包括且不限于100元手续费的表述，是国拍行利用自己优势的垄断地位签订的合同，合同两方权利义务不对等，违反等价原则，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五十四条的规定，属于显失公平合同。 “公益梦之队”认为，国拍行作为上海私车牌照拍卖的独家指定机构，不仅具有排他唯一性，也显然占据市场支配及垄断地位。而广大市民作为急需拍卖的合同一方，其选择、拍卖合同的内容、具体条款是没有任何协商机会的，拍牌者被迫接受，属于显失公平合同。
为何广州不收上海收对于牌照拍卖是否该交100元手续费的问题，国拍行曾多次回应，“该费用用于系统升级”。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在当今IT软件、硬件成本与人员费用日益透明的情况下，一套每月仅生产运行1小时的信息系统却逐月耗费1000余万元的维护升级费用，令很多人觉得无法理解，而且对于强调运行稳定性的IT系统而言，频繁升级并不符合系统的运行规律。“公益梦之队”也认为“100元手续费用于系统升级”的说法不合理。同样是网络拍卖，为何淘宝可以做到零佣金？他们认为，网络拍卖只需提供网络平台，故而没有拍卖标的保管费用、举行拍卖的场地费用等。同时由于公告受众面广，完全没必要收取如此高昂的手续费。 另外，参考面临相同交通压力城市所采取的措施，比如广州参与车牌竞拍只需缴纳2000元保证金，每次参拍无需支付所谓的手续费，也实现了拍卖系统的正常运行。在广州，关于车牌拍卖的社会热点新闻远少于上海。 目前，在上海参与牌照拍卖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有超过15万人参与牌照拍卖，一人交100元，一年手续费1.8亿元，加上每人拍牌所付押金的利息收益所得，国拍行一年的拍牌收入接近2亿元。虽然之前因为牌照拍卖，国牌行也曾亏损过，不过那时大都由上海市政府补贴。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私车额度拍卖活动实行“警示价”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拍行收取了参拍用户的手续费，却没有提供相应服务。
“买了电影票却看不到电影”↑ 封亮在2015年3月与5月拍牌那天，专门做了实验，截取并分析客户端计算机以太网数据包。“参拍用户的计算机与其他IP地址，均显示处于正常通信状态，唯独在关键出价的几分钟内与国拍服务器的连接出现异常，说明国拍的服务器系统承载与处理能力出现了问题。” 实际上，上海牌照拍卖过程中，因为系统问题，输不进价格的大有人在。封亮说，“这犹如只能容纳200人的拍卖厅，卖出了1000份标书，而大量投标者根本挤不进去举牌。”也有网友对此评价为，“只能容纳200人的电影院，卖出了1000张票，而大多数人买了电影票却看不到电影”。 “以2015年5月4.8%的中标率计算，平均一张标书要拍20次，即2000元拍卖保证金用完才可能会中标，同时意味着需要耗费20个以上周末时间参与拍卖，并占用3个以上工作日时间去国拍公司换投标卡续费。”封亮认为，参拍用户在牌照拍卖过程中，付出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成本，关键问题是，上海市民合理获得车牌使用额度机会前是否必须向一家企业缴纳这笔费用？ 对此事件，《民主与法制》总编辑刘桂明公开撰文表示，“上海私车牌照拍卖之所以备受指责，是因为三大现实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一是独家垄断与公平竞争；二是程序公开与信息透明；三是管理水平与服务能力”。 刘桂明认为，“如何规范公权力的运行，如何遵循法定程序的公开原则，如何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应当是我们所有公权力部门乃至获得公权力授权的单位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源：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俞凌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