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 马丽蓉：推动丝路国家形象传播系统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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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是个系统工程，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既有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中国丝路国家形象传播的系统工程建设。从辉煌的“丝路古国”到崛起的“丝路大国”，再到复兴的“丝路强国”，应作为总体传播战略，并以此为主线创建中国国家形象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三维传播机制，打造古今丝路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特色项目，以及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辐射国家“中国形象”传播成效，进而形成中国丝路国家形象传播的系统工程。

“郑和符号”与“丝路古国”形象传播

历史上，郑和在28年间出访30多个亚非国家的出色外交实践影响深远，集中体现为由“郑和崇拜”、“郑和文化”及“郑和精神”所建构的“郑和符号”的出现。具体而言，借助“郑和符号”，往来于丝路的人们共享了和合、仁爱、协和万邦等儒家文化观，劝善、戒恶、普慈的多元宗教文化信息，以及互惠、包容、合作的丝路精神等，影响了丝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对中国的认知，在中国“丝路古国”形象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郑和符号”在东南亚主要通过“郑和崇拜”（以伊、佛、道为主的混合型信仰崇拜）来传播“中国形象”，包括有关郑和的寺庙、郑和的遗迹与传说、郑和布施的寺碑及郑和传教的相关史实等。如现存于斯里兰卡国立博物馆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成为“郑和和平宽容精神的体现和象征”，“表明中国当时已经有世界性的眼光”。郑和在东南亚传播伊斯兰教的事实不容否认，在一定程度上柔化了从西亚、南亚等西向传入的伊斯兰教，为温和的东南亚伊斯兰信仰板块注入了中国的和合价值观、贡献了“中国智慧”。

“郑和符号”在中东主要通过“郑和文化”（经济互惠、文化包容、安全合作）来传播“中国形象”，包括以经促文的丝路相处模式、以朝觐为主的宗教外交、双向宗教交流所催发的非传统安全观等，使得“郑和7次远航，加深了中国人民和阿拉伯等亚非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发展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郑和符号”在非洲主要通过“郑和精神”（和平与发展精神）来传播“中国形象”，且以“文献记载”、“传说与遗迹”及“后裔归祖”等方式“残存”至今，这些多属社会层面的“直接影响”。另外，“间接影响”则揭示出“郑和符号”对于中非关系的外交意义， “郑和精神”在这方面对非洲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宗教社会层面。

“郑和符号”也对一带一路支点型伊斯兰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印尼的影响体现在“郑和崇拜”上，主要包括华人华侨与穆斯林有关郑和的祭拜活动及其集体认同潜念、郑和所传播的中国伊斯兰对东南亚伊斯兰的柔化作用、郑和船队所开展的不等值的贡赐贸易与等值的互市贸易对中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借鉴作用等；对巴基斯坦的影响体现在“郑和文化”上，主要包括中巴一贯秉持包容的人文观而夯实了社会民意基础且产生了“巴铁”成效，以合作的安全观作指导积极开展反恐合作且形成了“三管齐下”的安全合作模式，在互惠的经济观引领下正在深化两国经贸合作且以“中巴经济走廊”为抓手打造示范性项目等。另外，对哈萨克斯坦的影响体现为“和平与发展”是古丝路上中哈共同命运诉求，“郑和精神”已成为中哈打造丝路“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的重要影响因子。

宗教文明与“丝路大国”新挑战

宗教文明不仅是丝路文明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在国家形象传播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早在7世纪，伊斯兰教“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圣训，折射出作为“丝路古国”的中国不仅是和平、富裕、文明之所，更是崇智、尚知、学习的对象，“大唐盛世”的软实力所及高度即可略见一斑。但是，21世纪以来，我国周边外交中的宗教变量已成为传播中国“丝路大国”形象的新挑战。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穆斯林人口占比超半数以上的有37个国家，天主教、东正教与基督教三大信仰群体人口占比超半数以上国家分别是9个、7个、2个，表明基督教在中东欧影响力仍不容忽视；佛教徒占比超过半数国家有7个，除蒙古国外，其他6国均属东南亚地区，佛教在东南亚影响力依然强大，华人华侨中信仰道教及佛教的居多，但也有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多元信仰结构已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普遍现象。据皮尤研究中心预测统计表明，截至2050年印度将成为全球穆斯林人数最多、印度教信徒最多亦即全球宗教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型大国……这些值得深究的现象，既是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开展“民心相通”面临的教情现状，也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中国国家形象面临的新课题。

事实上，在西方强势语境中，中国的价值观和传统被贬低和边缘化，尤其是西方媒体通过炒作一些议题来肆意歪曲中国国家形象，已成为传播中国“丝路大国”形象的最大挑战。因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其认知的结合，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作为反映在媒介和人们心理上对于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历史、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的综合印象，国家形象是国家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然而，近些年来，西方主要通过歪曲事实，误导国际舆论以强化外界对中国形象的消极构塑。因此，中国人文外交应正视相关严峻挑战，应在履行“价值沟通”、“增信释疑”及“培育反恐共识”三大使命中，着力修复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形象以助力于“丝路大国”的形象传播。

公共产品与“丝路强国”

相比较而言，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有限，既影响了“丝路大国”形象的传播，也对“丝路强国”形象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应从以下几方面着力提升中国的公共产品供给力。

一是捍卫丝路话语权。“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后冷战时代，软、硬实力的发展现状是有话语权却正在衰落的发达国家与没有话语权却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集团的并存。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关键之一是扩大中国价值观的影响力，进而在全球治理的相关议题设定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更多地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

二是构建丝路话语体系。全球化时代需要对话多于对抗，霸权话语与非霸权话语需要走出压制与抵制的恶性循环，在多重语境中开展文明对话，在求同存异中进行价值观沟通。因此，应在弘扬丝路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消泯话语体系间的隔阂，以构建丝路话语体系。

三是强化古今丝路公共产品统筹传播意识。既要传播“协和万邦”、“求同存异”、“丝绸之路”等丝路历史公共产品，还要传播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命运共同体”等丝路现实公共产品，在统筹传播中增强丝路公共产品供给力。唯有向世界不断提供公共产品，才能最终实现“国强语盛”。总之，加强中国丝路国家形象传播的系统工程建设，旨在增强中国国家形象的系统传播效应，以服务于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