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的另一种样本:上海南市难民区里的勇气与付出

饶家驹

惊慌失措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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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网5月11日消息：七十多年前，上海饶家驹区（南市难民区）里发生的故事，是抗战的另一种样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争中，你可以触摸到国际友人援手的温度，感知到普通人坚韧生存的勇气、教育工作者永不放弃的执着和地下党员们默默无畏的付出。这是一个不低头的民族，书写的一部抗战传奇。

【壹】

这是一段几乎被忘却的历史。

1937年的上海，当无数战士为抵抗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轰隆炮火的背后，上海这座城市的无数普通人也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抗战”。

他们与敌人斗智，与疾病、饥饿与恐惧斗勇。最终，他们拯救出一个个平凡而又鲜活的生命。在废墟中，他们与这些生命一起，从未放弃生活、学习，也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冀。

这场抗战的战场就是“南市难民区”——战争爆发时，获得交战双方认可，最终保护了30万平民的避难区。它开创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先例；它是《拉贝日记》主人翁约翰·拉贝学习的母版。而继南京之后，它的模式继续在武汉、杭州、广州、福州、汉口等多地被复制推广，保守估计，至少让50多万中国难民幸免于难。1938年，这段事迹被美国《时代》杂志报道。

最重要的是，这一“上海模式”被写入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从此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于全球践行。

至今，在世界战火纷飞处，只要看到国际红十字会的身影，就依然能看到它背后深潜的上海历史记忆。

时隔70多年后，在南市难民区的故土上，或破损的老屋、或崭新的楼宇已无法诉说尘封往事。这块覆盖着城隍庙的地标地段几经变迁，如今依然是上海文化与商业的象征之地。九曲桥下每一块黑压压的石砖、每一道抹不平的刮痕，或许曾经都是难民的陪伴者和安枕处。它们在褪去岁月的沧桑后，涌动出的是热腾腾的繁华烟火气。这大概是多年前，难民们躺在此地风餐露宿时、摸着石头喃喃自语时，对未来生活最美好的想象。

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拨开历史的灰烬，以期告诉更多人，这段普通人的抗战故事。

【贰】

1913年，一名法国神父来到上海。从黄浦江远望时，他大概未曾料到，24年后，这里有30万人的命运与自己牢牢维系在一起。

他叫饶家驹。

他的右臂在徐汇教书时被烟火炸飞，从此成为“独臂神父”。《申报》报道说，他精通英、法、中、希腊、拉丁等语言，是天生的演说家。他有着一抹浓须，满面微笑，身躯颀长，且爱好交际，与盘踞上海的各方势力私交甚笃。关键是，他乐意运用这些关系救助难民。

1931年长江水灾，饶家驹积极救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为被困妇孺四方奔走；而当时间流走至1937年8月13日，他已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上海国际救济会的常务委员和救济组主任。

1937年8月13日，是上海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满目疮痍的城市，浸满死亡与恐怖。侵略的日军在焦土中继续烧杀掠抢。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哀嚎声在狭窄的街巷与弄堂里此起彼伏，人们死于轰炸、死于饥饿、死于无力救治的疾病、死于妻离子散的晕厥。

而难民们的信念只有一个——逃出上海，或躲进租界。租界顿时人满为患，最多时集中了70多万难民。全城的难民如蚂蚁般密密麻麻，迅速填满外滩、外白渡桥，几乎没有一丝缝隙。露宿街头的成年人每日冻饿死者逾百，儿童死亡人数翻倍。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均表示“束手无策”。

公共租界指示：“不要卷入难民事务，而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国际红十字会，其他国际组织，以及传统的中国救济组织。”法租界更是干脆，与华界交界口安装起铁栅门、架设铁丝网，阻止难民继续涌入。“大批民众被摒门外，万头耸动，号泣救援，秩序混乱已极。”

无数难民集聚在南市。他们挤在民国路（今人民路）上，眼巴巴地望着法租界的大门，缺衣少食，处境悲惨。

救济会的收容所难以为继，救济组主任饶家驹想出了一个主意——“就商于中日军事当局，将方浜路以北一带，划为安全区，为难民避难所”，这便是1937年11月9日成立的南市难民区，亦称饶家驹区。

　 　【叁】

斡旋于每一方的顾虑和利益，最初的谈判无比艰难。

饶家驹需保证，安全区不会成为扩张的租界，不会成为中日双方的军事用地，不会成为任何一方的“后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要赞同、中方要赞同、日方也要赞同，交战双方都签署书面协议，安全区方名正言顺。

这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然让饶家驹凭借高超的交际技巧办成功了。

1937年11月4日，上海市政府首先同意。随后日方也勉强同意，这得益于饶家驹一贯积累的人脉和声誉。而后来在南京试图建立安全区的拉贝，由于没能获得日方认可，在其压力下，南京安全区不到半年便被迫关闭。

书面协议的好处马上体现出来。11月11日，日军占领南市大半，沿街纵火，连烧数日，但南市安全区没有被波及。

烽烟蔽日中，7根竹子支撑的临时帐篷缓缓撑起，充满希望地出现在震旦大学校园里。7000多名难民挤在一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门诊部、难民登记处、培训班、分发定额食物处、煤供应部等基础服务设施紧张有序地建立起来。

而南市难民区开放的第一天，城隍庙、小世界、学校、公园、教堂、寺庙，但凡有空间，收容所就如雨后春笋一个个冒出来。

安全区面临的是另一种孤岛般的挑战：一个被围住的区域，生活着几十万惊慌失措的难民。维持秩序，相当于管理一座中等城市。

安全区是自治的，监察委员会首先成立，饶家驹任主席，各国外籍人士任委员。这是高明之举。不少委员其实在租界、商会担任要职，他们独特的身份便于协调矛盾，更便于募集资源。

难民区被划成9个分区。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消洁、登记、调査、医务等职，工作人员均由中国人担任。总办事处下设难民组、居民组、警卫组、卫生组、给养组等。财政预算分4块：食物、衣服、医院和其他。

这哪是“小小的难民区”，这几乎就是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日子久了，难民们自己发动起来，与慈善组织分工合作。最终，大家一起让这个孤岛社区拥有了行政机构、警察、医院、学校、手工工场甚至刑事法庭。

南市难民区能被写入《日内瓦公约》，其独特的范例价值正在于此。因为它不仅孕育而生，而且还创造了一套战时难民管理体制，这套制度至今都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