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工匠军团”亟需职业教育发力
大国呼唤工匠、工匠离不开工人、而工人从何而来？
作为国家战略之一的《中国制造2025》，首次描绘了建设制造强国的十年蓝图，其中明确提出，中国制造业的人才队伍建设不能落下，必须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注重强化大国工匠后备人才培养。
提及工匠“后备军团”，其“军校”无疑在于职校。然而，现实情况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并没有完全担当起“大国工匠”强有力的“输出器”责任。在本次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李守镇就在发言中指出，目前，我国职业院校中技工院校超过2500所，职业培训每年500万人次，但职业教育投入不足、质量不高、吸引力不强等问题依然突出。
面临“三不”追问，职业教育该如何发力，从而培育出更多拥有一技之长、具备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产业工人？这一点，成为了今年全国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技能大赛金牌背后的“尴尬”
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加大职教财政投入
就在不久之前，一个消息传来，上海将代表我国申办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一旦成功，这意味着这一世界级的技能“奥林匹克”将首次将主场设在中国。
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名字，是随着我国2010年10月加入世界技能组织，才从陌生到逐渐为人熟知。特别是在2015年，我国选手在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更是引发广泛关注。
但是，少数选手登顶奖台的背后，无法掩盖的是我国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的严峻事实。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数量严重不足，只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19%左右，高技能人才的数量还不足5%。
金牌背后的尴尬，如何化解？职业教育重视不够、质量不高的现状不容忽视。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对《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职业教育存在缺钱少人等现象，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配备普遍低于普通学校，许多地方把职业院校放在中招、高招最后批次录取;一些职业教育机构盲目追求学历“升格”，偏离了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和就业导向。
数据显示，作为我国“学习对象”的德国，每年有65%的初中毕业生放弃读高中继而读大学的道路，直接进入职业学校。其职业教育由政府全额拨款，一个学生一年可获政府4100欧元的教育经费。学生在职业学校学习期间就被企业“订购”成为企业的准员工，企业要按规定向“订购”的技校生每月支付600-800欧元的学习津贴。
与德国相比，我国的职业院校现状显然相形逊色。
对此，李守镇委员指出，应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加强职业技能教育的财政投入。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让职业院校真正成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摇篮。”
“要提升‘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必须从源头抓起，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胡卫也认为，不能让职校空喊“口渴”，要规定职业院校生均教育经费的最低标准，保证对职业教育的“输血”。除此之外，还应该通过税收减免、资金配套、招生补贴等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主动参与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推进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过程与产业升级、行业标准、企业需求相对接。
问题二：质量不高
走出了校门企业却没法用
要密切联系先进制造业有前瞻性地培养人才
产业转型，人才先行。但多位代表委员纷纷认为，虽然这几年职业院校开始重视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投入的钱也比较多，但感觉还是缺了“地气”，培养出的人难以满足企业需求。许多学生甚至要回炉重新“锻造”，让师傅带上不少时间，才能走上操作岗位。更有的职业院校培育的学子居然图纸看不懂、工具用不来、设备型号更是“一问三不知”。
职业教育，到底能不能培养出企业上手就能用的工人？这个问号背后，还是映射出了职业教育内部体系设计的滞后性。
作为流体力学方面的专家，沈志刚代表曾经在德国留学5年。“回来后我就一直在反思，为什么这个国家可以有那么庞大的现代制造业体系？答案是，德国举国办职业教育的制度强有力地支撑了它的产业发展需求。”
沈志刚表示，德国具有非常完善的职业培训和教育布局，政府提供各种政策上的支持，有些甚至是强制性的。德国的小学只有4年，小升初时有三种升学渠道，一种是进入5年制的国民中学，毕业后升入职业技术学校；第二种是进入7年制的实用中学，升学方向是高职高专；第三种选择是进入9年制普通中学，毕业后进入本科，这部分学生仅占15%。“也就是说，只有不到两成人有机会念大学本科，大多数通过专业培训成为技术工人。”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已经逐年加重职教的比重，较之前几年已经有了明显改观。不过沈志刚认为，仍然存在两大问题。
首先，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没有体现出先进制造业的前瞻性。他说，高等职教的专业设置、定位，可以引领产业新方向，为产业转型提供大量人才。但是，现在的大学中，只有第一梯队的高校具备专业设置自主权，譬如复旦、交大等，大多数高等职教属于第二、第三梯队，在学科设置上没有自主性。“如果所有的专业都要在产业成熟时再培养，就体现不出引领作用。”
此前，沈志刚曾考察了某高等职教大学。该校有一个基因技术检测专业，主要培养学生利用新的基因技术处理设备，对人体、植物开展基因测序。这是一门技能型职业，学生不需学习如何开展基因研究，而是学习如何操作设备进行检测，应用实用性很强。但是，专业申请过程中却遇到了困难，最后只能以其他专业名义把学生招进来，再调整到这个专业。他建议，适当放宽高等职业教育学校设立新兴、前端性学科的自主性。
其次，高等职教仍然处于和产业疏离的状态。沈志刚表示，高等职教学校要培育先进制造业产业真正需要的人才，同时制造业产业也应当为人才培养提供一线支持，培养什么人，开哪门课，引进什么样的新技术培训体系，不能学校拍脑袋想出来，而要在和产业的融合中，由市场需求说了算。
“在这方面，上海过去做得很好。”沈志刚指出，上海的技校、中专、大专、大学，梯度教育体系设置非常精细，几乎所有的产业都有技工学校，有企业就有学校，互相融合度也很高，因为学校都是企业办的。“培养出来的技工，都是应用型人才。”
问题三：吸引力不强
工人的职业上升空间在哪里
设置独立发展体系迈向四个人生阶梯
年轻人，为何你不来当工人？除了待遇等问题，职校本身缺乏吸引力也是一大因素。考大学是“星光大道”、当公务员是“金光大道”，进了职校就成了“单行道”，这种思想在不少年轻人心中依然存在。
如何让更多优秀学生报考高等职教、投身一线技术岗位？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骞芳莉代表说，当前学生和家长把高职院校当成低层次的高等教育，加上社会上分配机制不合理、技能人才没有地位，这就形成了本科高校生源过热，而高职院校生源短缺，甚至发生“零投档”的生源危机。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2016年就业增长超出预期，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人数再创新高，而2017年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骞芳莉说，除了本科院校，高职院校也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虽然同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却在招生和就业市场上地位不足。不少人印象中将高职院校视作低层次的高等院校，使得本科大学生源过热，而优秀学生不愿报考高职院校。
骞芳莉认为，不少高职院校为了摆脱这一局面特意更名为本科大学，这对高职本身的专业特色发展其实并不利。我国要培养“大国工匠”，高职教育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她建议，尽快建立高职和本科教育之间的直通车，互相承认学分，使得高职毕业生在就业和继续深造方面有更多可能，而不是“一校定终生”。同时改变目前高职院校有学历、无学位的问题，不妨在高职院校设“副学士”学位。她建议，可以在一部分高职院校先行试点，逐步推开。
而严诚忠代表则认为，目前应用型大学标识还不够突出，他建议把春考改为专门针对技术工匠培养的考试，“应用型大学应理直气壮亮出工匠旗帜，打出招牌。”
“手脑并用，不仅动手能力强，而且文化素质也得高。”这是严诚忠代表对未来工匠人才的概括。他认为，时代在变，工匠的形象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工人言语举止粗放，文化程度不高，而在先进制造业产业背景下的工匠，则至少接受过大学专科起点的高等教育，有较强的基础教育背景。
按照他的解读，未来高等教育将划分为学术型和技能型两大阵营，其中技能型高教将设置一个完全独立的发展体系，“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应用技术型本科和工程硕士，如果未来你选择当工人，人生的四个阶梯已经帮你设计好了。”严诚忠认为，四大阶梯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改变了过去一旦放弃考大学，人生从此被社会边缘化的命运“单行道”，是社会根据对人才的需求作出的科学分流，“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分流，而是依然给你纵向上升空间，即便你选择当工人，也仍然可以有机会拿到硕士学位，甚至攀登社会的金字塔尖。”
来源:劳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