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语翻译程莹 一个“真不像95后”的“95后”
初见程莹，是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的《论语》讲座上。她站在观众席前，用手语飞快地跟坐在第一排的几位聋哑人交谈。讲座开始，程莹站到了主席台一侧——她是这场国学讲座的手语翻译。这也是难得一见的、配备了手语翻译的讲座现场，不仅是前排的聋人听众，就连其他听众也时不时望向程莹的方向，想知道“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这些句子，用手语是怎么表达出来的。
她的工作结束后，我走上前去问了第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开始学习手语的呢？“我从小就会手语，我的父母都是聋人。”她一边收拾背包，一边抬起眼来，眼神里写着四个字：坦坦荡荡。
这，是我决定约程莹聊聊的原因。
第二次见面，我很坦率地告诉她这个原因。程莹笑：“可能外人一听说我是聋人夫妻的小孩，家境又很普通，就立刻觉得这肯定是一个苦孩子的故事，或者起码是经历过很多艰难困苦的故事。但真的不是耶，我觉得我一路走过来，都还蛮正常的。”
有没有抱怨过某种命运的“不公平”？
“真的没有。我从很小就知道要帮助父母，要独立面对很多事情，那时候还小嘛，不知道居然还可以抱怨，还有抱怨这个选择项。等到长大了，听过了周围很多同龄人的抱怨，发现抱怨真没什么用处，于是就更加不喜欢抱怨了。”
于是，今年23岁的程莹，长成了一个被很多人认为“真不像95后”的“95后”。
“同龄小姑娘在撒娇时，我已经是家里顶梁柱了”
程莹的爸爸生于1967年，妈妈生于1970年，两人都在三四岁的时候因为打针意外致聋。当时全社会能够提供给聋哑人群的教育条件有限，程妈妈还上过高中，程爸爸则只读到初中。
在程莹的记忆中，父母是上海最普通的基层工人，社交圈子非常窄，除了两边亲戚，平时交往的都是聋人朋友。不过，父母并没有像很多聋人朋友那样，把唯一的女儿交给老人抚养，而是坚持带在自己身边。爷爷奶奶为了照顾孙女，搬来与儿子一家同住。
“我们这群人，有个俗称叫CODA（ChildrenofDeafAdults），意思就是聋人父母的小孩。很多CODA都是被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的，老人觉得孩子不能跟着聋人父母生活，觉得这样没法学习语言，还有老人觉得小孩子比比划划的，带出去很没面子。其实现在想想，这不也是所谓的双语环境吗？如果中外联姻家庭的小孩可以同时学两门语言，CODA也可以同时学习说话和手语呀。”
爷爷奶奶的手语并不熟练。从记事开始，小程莹就是父母与外界沟通最重要的通道。一家三口出去玩、进菜场、逛街，父母都会把程莹往前推。“当同年龄的小姑娘还在撒娇的时候，我就已经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了，我要学着去解决父母碰到的各种问题。”
小程莹并没有觉得，这样的家庭有什么不妥。进入小学，她就直截了当去跟老师说，她的父母无法来开家长会，老师在知道了她的家庭情况后表示了理解。初中时程莹当上了班长，经常领着小伙伴来家里玩，碰到父母在家，就跟小伙伴们说一句：“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不会说话。”也并没有小伙伴表现出过度的惊诧。
但外人对这个家庭，还是充满各种在礼貌范围内的好奇。程莹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不止一次有小伙伴问她：为啥你家的钱能这么够用？“刚开始我还挺奇怪，同学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来。再大点我就明白了，在他们心目中，像我这种家庭出来的小孩，应该非常困难、没什么零花钱才对。但我从小并没有经济上的压力，父母给我非常自由宽松的家庭氛围，只要是我需要的，他们都愿意满足我。尤其是我妈妈，她性格很开朗，很少诉苦。”
“听人对聋人的无知，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父母在学业上无法给程莹什么帮助，但也没有给过她什么压力。初中毕业，程莹上了中专，学会计专业。18岁从中专出来，在继续上学和上班之间犹豫过一阵子，然后决定边工作，边读夜大。
直到正式踏上工作岗位，程莹才清楚地看到自己与同龄人相比的优势所在。“我的长处可能是比较有条理，愿意观察别人怎么做，然后悄悄地跟着学。对，我也很少会胆怯，你想从小出门就是我来负责问路的。”
正是在此期间，父母以及更多聋人在生活、就业方面遇到的困境，进入了程莹的视野。“像我父母这代以及更年长的聋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绝大多数文娱活动都没法享受，最喜欢的就是出去旅游。我父母遇到过好几次，旅行团领队没法听懂他们，行程安排得不令人满意。进博物馆，没有聋人服务，只能看热闹。还有的聋人出去被人骗，50块钱的门票，导游收他们100块，他们都没法理论。”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仅在上海共有残疾人40.13万人，其中听力残疾占9.82%、言语残疾占1.02%。也就是说，有超过4万聋/哑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手语。与之相对的，是绝大多数听人（相对聋人而言）对手语和手语体系的认知缺失，以及对聋人不自觉的歧视，“真的就像歌里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以被认为是“聋人福音”的电视新闻手语翻译为例，除了屏幕太小外，很多聋人都反映他们经常看不懂手语翻译的手语。“电视台请的手语翻译都是听人，他们的手语系统跟聋人不太一样。比如听人手语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而聋人手语包括手各种词组和意译；再比如，受播出限制，手语翻译的面部表情要求非常平和，但聋人的日常手语中包括大量面部表情。”
程莹的一位朋友，曾经为一场婚礼担任过手语翻译。“两个新人都是聋人，也请了两桌聋人朋友。双方家长为了场面好看，要求手语翻译站在这两桌聋人来宾旁边，专门翻译给他们看。新郎新娘在台上全程什么也听不到，只能跟着司仪的手势做动作。你说家长不爱子女吗？或者他们请的客人不知道这对新人是聋人吗？应该都不是。老一派的父母就是这样，‘聋’对他们来说更像一种耻辱，即使大家都知道，也一定要遮掩。”
程莹逐渐开始做起手语翻译的工作，一开始是兼职，今年5月份，程莹与上海资深手语翻译唐文妍，以及多年从事聋人教育的外方老板合作，注册成立了手声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这也是在上海寥寥无几、在全国范围内都不超过50家的专业手语翻译公司之一。
“我一直知道要干什么，最多过程曲折一点而已”
之所以下决心成立专业公司，是因为拥有了稳定的企业客户，其中之一就是迪士尼。“我们目前主要做企业培训、无障碍服务和环境建设方面的工作。比如一家企业招收了聋人员工，在入职培训的时候就需要手语翻译，让他们可以逐渐融入企业环境。我们也会告诉企业聋人的一些特殊习惯，其他听人同事可能需要注意点什么，等等。”
真正进入手语翻译领域之后，程莹才发现，自己从小就会的手语还远远不够用。听人可能无法想象，其实手语也有南北差异。今年暑期，百老汇音乐剧《长靴皇后》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登台，在三地各开了一场聋人专场，程莹团队应邀担任三站的手语翻译。
在到北京和广州的当天，团队都请了当地的聋协成员，请教剧中一些常见词汇的用法。“比如上海跟广州手语差异最大的就是‘鞋子’，而这个词在剧中是经常出现的，我们翻译的时候就有意识地使用广州手语。”
为国学讲座担任手语翻译是更大的挑战。开场之前，程莹就在与聋人听众沟通“孔子”“老子”等手语怎么打。“跟语言翻译一样，专业词汇对手语翻译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得知将要翻译的大概内容之后，需要做点准备工作；到了现场，也会先征求聋人听众对不同词汇手语的意见。”
经常会有聋人问程莹：你手语打得这么地道，你是不是聋人家的小孩？“我们圈子里确实也有人不太愿意被提到聋人父母的话题。我呢，我不会主动去说，但如果有人问起来，我就承认。然后我发现对方就是一副了然的神情，觉得你手语打得好那是应该的，可能就忽略了你付出的努力。其实虽然我从小就会手语，但做专业的手语翻译，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程莹的“野心”，并不止于做一名出色的手语翻译。在她的规划当中，未来更有发展空间的，是为残疾人提供各类生活服务。“不止是聋人，还包括盲人、肢残人士，我们想普及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很看好这一块。我好像一直都挺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最多就是过程曲折一点而已。”
“外人认为我是生活所迫，但这就是生活本身”
能在23岁的时候，就说出“一直都挺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样的话，程莹显示出了绝大多数同龄人都没有的成熟稳重。
她依然是家里的顶梁柱，为爸爸办理了提前退休，教妈妈学习怎么使用网络购物，外出时跟父母用视频联系。“他们已经养成了习惯，有点什么事就容易慌张，一定要来问我的意见。我对他们是有点强势的，我经常会跟我妈妈说：我教你一次两次三次都行，但最后你一定得自己学会，你不能什么都指望我。”
从小到大，有没有哪怕是隐隐地抱怨过“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父母”？程莹摇头。“因为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想都没想就接受了，不像突发意外那样容易让人有心理落差。当然，人人都有觉得辛苦的时候，我呢，就是很少抱怨，一旦抱怨，原本撑着自己的力量就会松下来了，还不如想办法解决问题来得有用。我常说反正我还年轻，失败了也可以从头来过。”
如果将来遇到心仪的男孩子，家庭情况会不会是一重障碍？程莹答得非常爽快：“我会在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就告诉对方我家的情况。因为我确实看到过我父母朋友的子女遇到很多类似的偏见。有个在银行工作的姐姐，父母都是聋人，但她本身非常优秀，她跟男朋友已经到谈婚论嫁的时候，男方父母要求她做一个很详细的基因检测，结果测出来她带有一点点聋的基因，对方家庭很强势地提出分手了。我不是要批评这种做法，但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不是自己能做主的。”
程莹话锋一转，“以后如果我有了小孩，我会很愿意让他学手语，哪怕他不当手语翻译，多掌握一门语言有什么不好？”
整个采访过程中，也只有在谈到小孩的时候，程莹流露出了一丝年轻女孩的羞涩。“很多人猜我年龄都会猜错，说我看不起来真不像一个‘95后’。真的，我就没经历过那种娇滴滴的阶段，确实没有这种机会。也有很多人觉得，你的成熟啊，稳重啊，其实都是被生活所迫吧？不是的，我觉得这不是生活所迫，这只是生活本身而已。我不引以为荣，但也不引以为耻。”
来源:解放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