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瓷娃娃都曾是泥娃娃

　　BBC的三集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国式教学》终于收官，看着片子里这群九年级的英国熊孩子，我想起了我初三时候的老师。

　　我就读于上海一所区重点中学，不算很好，也不算很差。每周举行升旗仪式，每天会做广播体操，操场很小，体育课总是改成语数外，老师上课总是操着各种不标准的普通话，擅长罚站、没收和喊家长，我每天顶多坚持到第三节总是昏昏欲睡，有时真睡着了会被揪耳朵揪醒……典型的中国式课堂，可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足够坚强吗？

　　我永远都不够坚强，初三的孩子，念着青春的开场白，用叛逆强调着自己的成长。总想明里暗里跟老师对着干，总觉得闯祸是一件很出风头的事情，但真的闯了点儿祸，被老师拎到办公室里，马上又鄙鄙索索地缩回小男孩模样。

　　当时我的班主任姓蒋，教我们政治课，最擅长的事情是“钓鱼式执法”，比如上完半节课离开教室让大家自习，实际上是拐个弯就到教室后门偷看，把不遵守纪律的同学一一记下，然后集中处罚。少年郎们不谙世事，老是着她的道儿。最离谱的一次是蒋老师离开教室后二十分钟没有出现在后门，于是大家经过激烈讨论，一致认定这次她是真的有事情不会来了，于是抱着皮球就冲向了操场。下场可想而知，她罚没了我们的皮球，然后放学之后全班男生一起被迫对整座教学楼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扫除。

　　我的同桌小毛委屈地问蒋老师，为什么我没有去踢球也要跟他们一起大扫除？蒋老师白了他一眼，那他们去你不会拉着啊？小毛委屈地哭了，暗地里跟我说，我恨死蒋老师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哪天等我有本事了，一定要报这个仇。

　　小毛现在可有本事了，好大一家投资公司的合伙人，挥挥手就是几个亿的进出。去年初中同学聚会，小毛端着酒杯到蒋老师面前一饮而尽，说了五个字，“谢谢蒋老师”。

　　当年小毛是班上最胆小怕事的男孩子，蒋老师把他和我这个皮大王安排做同桌，鼓励我们相互检举揭发。我对小毛恩威并施，一方面告诉他好兄弟要讲义气，不能做老师的走狗。一方面威胁他要敢打我小报告，我会给予他最严厉的报复。但小毛显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给暗恋的女生写情书，让小毛给我送去，他一送就送进了蒋老师的办公室。结果我的情书在年级办公室流转了一圈，流转到语文老师手里，语文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劈头就骂我:“写这样的狗屁东西，人家除了觉得你恶心之外还是觉得你恶心。”

　　语文老师给我开了一个学期小灶，给我从余秋雨讲到余光中。下半学期的时候她让我们以“青春”为题目写作文，我的作文她批了满分，并让我在全班诵读，读完之后我看到我暗恋的女生在讲台下拍手。我傻乐傻乐的，有一种被卖了还帮忙数钱的感觉。十多年后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暗恋的女生的样子，但我记得语文老师给我讲余光中时候的样子。

　　为了报复小毛打我小报告的事情，我也向蒋老师打了他的小报告。我说小毛最近迷上了听相声，上课的时候不好好听讲，偷偷地塞着耳机听。

　　蒋老师“哦”了一声。当时她的课上有一个环节，是每节课同学们轮流上台做5分钟的演讲。过了几天她把我和小毛叫过去，说明天的课轮到我和小毛演讲，让我跟小毛一起讲一段相声。

　　小毛期期艾艾地表示讲不了，蒋老师眼睛一瞪:“今天就在我办公室排，排不完不准回家。”

　　于是我们排到了很晚，第二天原本5分钟的演讲变成了半个多小时的表演，我至今还记得小毛站在讲台上一板一眼地念，“天王盖地虎。”我接道，“宝塔震河妖。”小毛说，“脸怎么红了？”我又接道，“红光焕发。”

　　老是期期艾艾的小男孩第一次在班级里如此容光焕发。

　　我永远都不够坚强，即使在十几二十年以后，想到这些事情，仍然止不住那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感动。没有一个孩子是坚强的，九年级的年龄，或许是一生当中最脆弱的时光，但被老师骂哭并不代表砸碎这种脆弱，被老师放弃才是粉身碎骨的结局。

　　可是一个班五十多个人，老师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份责任。

　　BBC的纪录片讲得没错，在中国式课堂里，学生要在学校里呆上十个小时或更多，这就意味着，平时和我们相处最多的，不是家长，而是老师。那个时候我们咒骂着老师老是罚我们不许回家，可曾想到无论是大扫除还是排相声其实老师都陪在我们身旁。那个时候最烦听到的就是老师说“以后你们就明白了我这样做是为你们好”，哪曾想到以后真的会明白确实是为我们好。

　　我不知道你们的老师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长大的。教育体制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码事，那是老师也无能为力的事情。但在伴你我长大的“中国式课堂”里，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老师在现有体制下对我们的尽心尽责。

　　BBC的纪录片能记录熊孩子的叛逆和自我，但记录不了的是，为何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时时想去看看母校老师的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