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关注户口:"上海人"三个字是长在心口的一根刺

陈成志与嵇德珍的结婚照

　　 陈家故事3：

　　 父母跟阿拉相处不太像亲人，更像客人

　　徐瑞康黄婷婷在羡慕陈建荣少年时代能留在上海，而陈建荣也在羡慕着他们。在介绍徐家黄家经历的时候，他说：“他们比阿拉好，是跟着父母一起去的。”　

　　陈建荣说，这两年他细一思量，发现自己早在几十年前，就做了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分离，千人一例，大家的感情都是一样的。阿拉这一代人没有抱怨，觉得一切都很自然，但回过头想想，这种事还是越少越好。现在我看一些讲述留守儿童的纪录片，对他们的心情非常理解，他们内心肯定很痛苦，他们对亲情的渴望和要求都是最真实的，挡都挡不住，稀释也稀释不了。就像我当时一样，读书不要，什么考大学，什么发展，我啥都不要，就要和父母呆在一起。”

　　当父母因为安徽教学质量不好，不得已把陈建荣再送回上海的时候，他哭得很伤心，他还记得自己说：某某叔叔高中毕业，他会做代数，我就跟着他学好了。

　　这样的哭泣在他小学时每年要发生两次。“寒假暑假去山里的时候很开心，不过假期总有结束的时候，要回上海了，我很不想回去，想呆在父母身边，呆在父母身边的感觉和独自在上海生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可是没有办法，必须要回来，怎么办？我上车的时候就开始哭，一路哭哭啼啼，回到上海还要哭三天，哭满三天，算是哭醒，接受现实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跟上海的小朋友一起白相了。”

　　和父母难得相聚，所以彼此之间相处的关系有点微妙。陈建荣记得两个细节：一次是妈妈回家探亲，一天早上送我去上学，路上我看到油条大饼吵着要吃。妈妈一开始想省点钱，说算了不要买了。我就有点生气了，妈妈马上掏出钱来说吃吧吃吧。事后我想想自己实在不懂事，很愧疚。还有一次是我已经读高中了，爸爸回来探亲，埃个辰光，电视机很少，他去隔壁人家家里看电视，我对他讲隔壁人家小姑娘要高考，你别去看了。这件小事，阿拉父子俩有点小争执，弄得不开心。第二天他要去山里，一早就起床了，其实我也很早就醒了，想想和他昨晚有点不愉快，心里很难过。可毕竟年纪大了，我只能克制着自己，偷偷地哭。这两个片段，我印象很深，就是说，和父母相处分分秒秒阿拉都很珍惜，相处的那些瞬间，大人很在乎，小孩也很在乎。而且由于长久不在一起的缘故，父母跟阿拉的相处有点不太像亲人，更像是客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一直生活在一起的，闹点小矛盾么闹好了，过两天也就好了，可由于没在一起，就特别在意。

　　陈建国说他性格上更为“硬气”一点，大概作为哥哥，他不能像弟弟那样，难受了就哭，而是得担当起一个老大的责任。他所记得的细节是：小时候阿拉蛮皮的，有时人家会说两句，对我来说最触心境的话是，这家人家两个小孩是没爷娘教育的。对我来说这是一句骂得最厉害的话，这个时候我有点怨父母，心想你们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害得阿拉要被人家讲。在学校里老师知道阿拉是支内职工子女，但同学不了解，他们问阿拉父母在哪里，我说在安徽。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同学们一致认为我父母是被抓进去吃官司了，因为安徽有很多劳改农场，他们会说，什么支内，是骗人的呀，到安徽去么肯定是到劳改农场去了。从小我就觉得自己有嘴说不清，很多事只能闷在心里，压力老大的，让我觉得对生活很厌倦。

　　父母不在身边，有一些好的邻居会帮衬一下，但也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会欺负这两个小孩。陈建国说被骗掉钱的事情也曾发生过，所以他对人始终有一种防备之心。“在那么小的孩子身上有那种性格其实是一种扭曲吧。”他说。

　　那一段经历，对于陈建国的正面影响是，他感觉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不一样，对生活甜酸苦辣的感受比一般人要深。他独立生活的能力也远远高于同龄人。“这16年，我失去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只有吃过苦的人，才更知道今天的好。很多同龄人，一直在父母身边，没怎么吃过苦，所以也没有意识到今天的好，而这其中的反差我感受得很深。”当然，也有深深的遗憾，“我没有享受过童年期，少年期。”

　　这样的遗憾，陈建荣也深有体会。现在，他坐在能看得到黄浦江江景的办公室内回忆过去的往事，在记忆中，他没有和父母一起在黄浦江畔留念的照片。“最大的影响就是童年少年青年时期，没有跟父母呆在一起，失去了很多阖家欢乐的内容。人家一家人出去白相，我好像从来没有和父母一起旅游过，一起看电影，这些都没有的。我们没有带着仇恨去回忆这段历史，但就是感到我缺失了这一块，是记忆中的缺失。现在看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如果儿子在学校里呆一个星期不回来，我感觉时间很漫长，我希望孩子能呆在自己身边，这是过去自己不呆在父母身边的一种条件反射。”

　　陈建国陈建荣兄弟俩多少还是幸运的，陈建国1976年进了杨浦发电厂工作，现在在工作上发展得不错。陈建荣1981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了电视台工作。读大学时暑假去山里，陈建荣还常常被爸妈的同事叫去，要作为“榜样”的身份去和他们的子女谈谈。和他们兄弟俩一样，同样被留在上海的二代子弟并不在少数，子女的教育成了远在山沟里，鞭长莫及的父母的一大心事。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缺乏管教，孩子“轧坏道”的也有一些。“以前觉得父母和孩子分开，没什么影响，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是没学坏，但学坏的人也有很多。有的不学好，父母就很担心，让我去和他们的孩子谈谈，他们希望我的故事来感化他。对孩子来说，家庭的完整不完整，对人格的建立，是很重要的，如果缺失，是老容易豁边的。”

　　 徐家故事3：

　　 到昆山，一个山沟沟跳到另一个山沟沟

　　在陈建国陈建荣为不能为呆在父母身边而难过的时候，黄婷婷徐瑞康在为不能回上海而忧伤。

　　在上海的探亲假期总过得很快，到了要回去的日子，黄婷婷总忍不住伤心，要落泪。“我想我本身是上海人，为啥要到山里去。火车缓缓启动的时候，我就特别伤心，但也知道是没办法的。等到火车开到商丘，是盐碱地，望出去一望无际，寸草不生，这个时候又觉得特别难过。”这种情绪，在上海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晚上四五点，我看着下班的人流，心想如果我也是这人群中的一员那就好了，我很想融入其中。如果能成为其中的一员，那就太幸福了。”

　　那个时候，是不知道还有机会再回上海的，以为自己就要扎根山里一辈子。王秀英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来上海把自己老去时要穿的棉衣棉裤都置办好了。第一代三线职工对于自己的命运算是“死心”了，但并不想“献了青春献子孙”，他们还是筹划着让自己的子女回上海的机会。不过机会是如此渺茫，男孩子要破釜沉舟，扔掉关系，不要户口，可是在户口就代表着食品配给的年代，能走出这一步的人实在不多；女孩子倒是有更多的机会，她们到了适婚年龄，父母会托在上海的亲戚朋友做介绍，给她们找一个上海的男朋友，上海的找不到，找个江浙一带的也好。王秀英有一个同事，家里有好几个女儿，每次回上海，同事们都揶揄他，又去上海推销女儿了。

　　要找上海的男朋友，自然是得降低一点要求的，毕竟当时上海户口吃香，人家凭啥找一个外地户口的小姑娘。王秀英也托亲戚朋友给黄婷婷介绍了一个对象，黄婷婷接触了几次，从对方的谈吐，为人处世的方式上就觉得没办法接受。我真的要把自己的一辈子交托在这个人身上吗？她对此非常质疑，后来终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写信回绝了对方。“我知道父母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想让我回去，那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通过婚姻，就有可能一辈子都呆在山里了。可是让我用一辈子的婚姻做代价，我有点不甘心。”黄婷婷回忆那时的心境。

　　当时的黄婷婷已经技校毕业，分配到厂里工作了，她和父母成了同事，他们那批三线二代大部分的出路都是如此，就比如徐瑞康。“由于一直生活在那个小环境中，阿拉眼光比较短浅，脑子僵化。考到上海没有那个能力，就想着考技校在厂里找份工作算了。只是心还是一直想着要回上海，如果一辈子呆在上海，怎么弄，子子孙孙要成为那里的人了。并不是说那里的人有什么不好，只是我是从上海过去的，根在上海，总归想回去，这就是一种归属感。放弃了上海对象的机会，担心总归有一点的，但哪能办？权衡一下，还是自己的幸福最重要。而且等我到谈婚论嫁年龄的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身边有很多人到广州深圳打工，我就没有那么担心，自己一辈子都会呆在那个山沟里了，而且我也有信心，即使自己呆在那里，自己的下一代一定不会在那里。”

　　没有想到的是，随着改革开放，上海机电厂和昆山的一家工厂谈妥，建立联营厂，根据政策，厂里一批年轻职工可以到昆山去工作。当时的政策是这样定的，每户一个名额，未婚青年才能去。黄婷婷家就只有她一个孩子，她当仁不让地拿到了这个机会。徐瑞康家虽然有三个孩子，但年长的两个都已经结婚了，所以机会落在他的头上。有一些家庭如果符合政策的子女多，派谁去实在是伤透了脑筋，公平一点的采用抽签的方式，如果是由父母指定某个孩子去的，兄弟姐妹之间产生隔阂，导致关系不好的也有不少。

　　黄婷婷拿到通知的时候很高兴，“好到上海去了，好做上海人了。”他们是统一到上海人民广场集合，再由厂车拉到昆山去的，当时的昆山还很落后，一路上设施破旧，有的还是芦苇荡。黄婷婷又哭了一路：“我想自己怎么从一个山沟沟跳到另一个山沟沟来了。”之前，她对昆山一无所知，就像她的父母当年去支内的时候，对汉中一无所知一样。“到厂里的第一天，领导们就给我们开会，说晚上不可以出去。晚上站在阳台上，看外面，一片黑暗，连一点灯光都没有，我就心里难过，心想自己怎么来了噶戆的地方。逢年过节，宿舍里的女孩子们一起给父母写信，回头一看，大家都在哭。那时失落得不得了，心想还不如在汉中呢，好歹还在父母身边，有一个家。”

　　徐瑞康接到通知的时候正在上海出差，他不紧不慢地又在上海玩了几天，再回汉中办手续，办好手续后来到昆山，第一眼，也是失落。“都是烂泥地，草棚棚。”

　　那种失落感和离开父母的孤独感，是在他们谈了恋爱，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后才慢慢消减的。到昆山之后，对于再回上海的愿望，他们就自动消化掉了，“我们到这里后，已经不可能回上海了，到昆山了，就没有过高的想法了，已经在上海做隔壁邻居了。现在其实，可以有政策让退休职工报户口回去，但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在陕西时那么迫切了，可以去就去，不回去也无所谓。”

　　而在那个回不了上海的年代，“上海人”这三个字是长在心口的一根刺。“去上海的时候不是大采购嘛，大包小包总要拎很多，埃个辰光，上海公交车又很挤，有的人就会讲：乡下人。这个时候我恨得不得了，本来心里就有怨气，还被骂乡下人。有一次我火大得不得了，和人对骂，我讲，你眼睛睁睁大，看看清楚。我在上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你骂我乡下人，你才是乡下人呢。”黄婷婷现在能笑着回忆这些往事，“可能当时心态也扭曲了。”

　　 陈家徐家共同的故事：

　　 《凡人歌》看哭很多人

　　1986年，嵇德珍陈成志在的安徽312厂根据政策关停，所有符合政策的人员都可以回到上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安排到石洞口电厂。他们一家在分开了16年后终于在上海团聚。这个时候陈建国陈建荣兄弟俩也从孩子成长为大人了，虽然对和父母呆在一起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但能在吃晚饭的时候大家一起谈谈，还是觉得有了家的味道。

　　直到现在，嵇德珍的家里还留有浓浓的小三线标志，家里的搪瓷碗碟上都印有312厂的标志。两年前，陈成志去世，孙子陈和丰在整理爷爷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老照片，以及个人文件和档案资料，读历史系专业的他决定好好记录一下爷爷以及这个家庭的故事。

　　陈家的故事被陈和丰拍成纪录片《凡人歌》，黄婷婷连着看了四五遍，每一遍她都看哭了，大概是在其中唤起了自己很多共同的情感。

　　徐佳祺和陈和丰在校园里认识的时候，照例也被问了这个问题：“你会说上海话，是上海人，怎么住在昆山？”这个问题，徐佳祺一直被问到，她再次仔细地解释了一遍，这一回，不像他人茫然不解，陈和丰说：哦，和我家一样，我爷爷奶奶是小三线的。

　　后来当他们谈了恋爱之后，陈和丰带徐佳祺去见自己的奶奶，嵇德珍只是微笑地看着这个女孩，忙不迭地说：“大三线的，好，好。”

　　好像是延续了父母对上海的感情，徐佳祺也一直认定自己是上海人，即使录取分数要比江苏高很多，但在她高考的时候，所有的志愿都填了上海的大学，没给自己留一点余地。

　　2014年11月份，她终于把户口报回了上海。王秀英兴奋地给老家打电话：“阿拉程程（徐佳祺小名）是上海人了。”在和老同事聚会的时候，她也忍不住“显摆”：“阿拉程程是上海户口了。”户口回上海这件事，仍然是他们圈子里最热的话题。

　　此时，距离王秀英黄祥珊把户口迁出上海，已过了整整45年。

　　亲历历史的三线人被改变了人生轨迹，他们的第二代也深受影响。下一期，我们将为读者呈现小三线二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