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弄堂故事解读上海城市化 弄堂怎样塑造"上海性格"
●弄堂的变迁，是对上海人的性格整合。上海人性格中呈现的某些特点，常常被人批判“冷漠”，比如动不动就说“管侬啥事体”，但事实上这并不是冷漠。在弄堂里，大家彼此拥挤在有限的空间中，慢慢养成了这样一种处理矛盾的习惯：还是先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吧。
●上海人非常遵守规则，这种“规则意识”，多少也与狭小空间的居住经验有关，比如公用设施你什么时候用，我什么时候用，彼此形成了一定默契，达成共识。
●弄堂其实是充满温暖的，“串门子”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这也是今天上海人住上了独门独户的公寓后，反而会怀念弄堂生活景象的原因。
●弄堂成就了上海的方言和上海的滑稽戏。上海方言的形成，一直以吸纳五湖四海各地读音、甚至是英语读音为特色，这种混杂各种读音的方式，背后意味着各种人群长期混杂在一起交流，弄堂正是为此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弄堂的名字大致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比喻“吉祥”，第二类是知识分子避世色彩的名字，第三类是以职业命名。
●从石库门里弄的物理形态变化，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它也体现出中西文化交汇的特色。可以说，上海的弄堂历史，正是上海城市化过程的浓缩。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一直致力于上海史的相关研究。他和他的团队用八年时间，绘制成一册上海历史人文地图，同样也用十年的时间，写就一部《上海街区史》。个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那么，在他看来，上海弄堂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对这座城市的意义在哪里呢？于是就有了以下一次颇有意思的关于上海弄堂对话。
弄堂塑造了怎样的“上海性格”？
记：1952年，杨华生、笑嘻嘻、张樵侬、沈一乐4位老滑稽艺术家，以解放前上海底层市民的生活为素材，写就了轰动一时的《七十二家房客》，从此在观众心目中，“七十二家房客”成了上海弄堂住房狭小的代名词。您曾经强调，上海的弄堂造就了上海人的一些性格特征。似乎历史上，上海人的小市民形象，比如斤斤计较、七嘴八舌，等等，都与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弄堂有关。弄堂究竟塑造了怎样的“上海性格”呢？
苏：弄堂的变迁，是对上海人的性格整合。从上海移民数量激增、“七十二家房客”现象开始，上海人性格中呈现的某些特点，常常被人批判“冷漠”，比如动不动就说“管侬啥事体”，言下之意，“与我无关的事情我不管”。但事实上这并不是冷漠。
在弄堂里，大家彼此拥挤在有限的空间中，一些厨卫设施等，也是公用的。所以长期在狭小的空间居住，人们慢慢养成了这样一种处理矛盾的习惯：还是先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吧。对于一些公用设施，居民不“斤斤计较”也不行，因为当时弄堂里的居民一共就这么点地方、这么点东西，如果不计较，会直接影响到日常生活。
此外，上海人非常遵守规则，这种“规则意识”，多少也与狭小空间的居住经验有关，比如公用设施你什么时候用，我什么时候用，彼此形成了一定默契，达成共识。守规矩，成为处理弄堂中潜在邻里矛盾的办法。
反过来看，弄堂其实是充满温暖的，“串门子”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如果谁有困难，关系好的邻里会互相照顾，走动频繁。小孩子们在整条弄堂里撒欢，都没关系，因为即使大人不在，也有邻里帮忙照看孩子。在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中，小皮匠和阿香同是天涯苦命人，正是在众房客的帮助下，成功地让狡猾的二房东、炳根、“三六九”之流得到应有的下场。这也是今天上海人住上了独门独户的公寓后，反而会怀念弄堂生活景象的原因。那里的居住空间虽然狭小，虽然免不了摩擦和矛盾，然而它同样造就了邻里间的温情、人与人充分的交流、熟稔的人际关系。
比如说，到了夏天，弄堂中随处可见乘凉大军。由于居住狭窄，通风环境差，每到夏天晚上，弄堂里的居民早早就把长凳、躺椅、凉席之类的物品，摆放到自己所住的弄堂口。冲一个凉水澡后，就开始躺在椅子上扇扇子，与邻居“谈山海经”。老人们大部分半眯着眼，扇扇风，年轻人精力旺盛，不少人聚在一起打牌，小孩子们则互相捉迷藏、玩弄堂游戏，寻找自己的乐趣。嘈杂、热闹，充满人情世故的弄堂景象，充斥于各种描写上海的小说、电影中。直到今天，上海人的居住条件已经大为改善，但依然有不少老人怀念乘风凉的景象，因为它不只是一种“纳凉”方式，更有一种小家庭里体会不到的群体气氛和人生乐趣。
弄堂成就了上海的方言和文化？
记：某种程度上说，弄堂也是上海居民在家门口娱乐休闲的重要场所？
苏：是的。比如，弄堂成就了上海的方言和上海的滑稽戏。上海方言的形成，一直以吸纳五湖四海各地读音、甚至是英语读音为特色，这种混杂各种读音的方式，背后意味着各种人群长期混杂在一起交流，弄堂正是为此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当来自各地的人都在弄堂里居住，彼此交流，最终形成了上海话的种种说法。上海话又叫“上海闲话”。“闲话”的意思，就是指这是一种拉家常中产生的语言。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滑稽戏，它正是弄堂的艺术。滑稽戏演员在“说”、“唱”和形体动作等方面都有许多明显特点。比如，不但要会多种戏曲唱腔、常用民间曲调或流行歌曲，而且还要学会各种流派唱腔。滑稽戏演员能讲漂亮的各地方言，从上海话、宁波话、绍兴话、杭州话、苏州话、无锡话、南京话、扬州话，到山东话、四川话、广东话等，而且往往以会讲混杂的方言为妙，如广东上海话、北京四川话等，有时还根据需要说英语。
从这些特点不难看出，作为上海的地方戏，滑稽戏要求的“混杂”，正是反映了上海人日常弄堂生活的风貌。《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其中的典型。
记：“弄”，是比“街”更小一级的道路名称。然而今天的上海人再说到“弄堂”，其中喻义，已经不独指一条小路，它更是一种地方文化、一种生活形态，引人无限遐想。我还特别好奇：上海弄堂的名字，是否有一定规律可循？
苏：弄堂的名字，我大致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比喻“吉祥”，据统计，在上海以“福”字打头的里弄名称有279条，以“德”字打头的里弄有230条，以“永”字打头的里弄多达365条。比如“永安里”，叫这个名字的弄堂上海曾有56条，如今尚存的最大一个，就在四川北路上。第二类，是知识分子避世色彩的名字，比如“耕读村”“隐庐”“息庐”等，听起来像农村的名字，其实也是弄堂。第三类，是以职业命名，比如说铁匠弄、杀猪弄、混堂弄，等等。弄堂的名字，大多逃不出这三大类。
“七十二家房客”现象从何时开始？
记：您觉得弄堂究竟代表了上海的哪些城市特点？
苏：上海的弄堂曾经深刻影响着上海的城市性格，造就了上海人的某些性格特征。它的发展，背后其实是上海作为移民城市，快速城市化过程的缩影。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先从物理形态上说。
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19世纪，石库门建筑的诞生，开启了上海的弄堂历史。早期的石库门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起初，它并没有那么拥挤。石库门还是江南民居的住宅形式，为三开间或五开间，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的特点。
然而到了20世纪以后，城市化过程中的上海，人口膨胀、地皮紧张。1900年，上海有100万人口，到了1915年，膨胀到200万人口。短短15年，就增长了100万人口。这种老式石库门，逐渐被新式石库门取代。新式石库门的特点，当然就是更节省地皮。比如说，大多采用单开间或双开间。双开间石库门只保留一侧的前后厢房，单开间则完全取消了厢房。新式石库门在内部结构上的最大变动是后面的附屋改为平顶，上面搭建一间小卧室，即著名的“亭子间”。亭子间屋顶采用钢筋混凝土平板，周围砌以栏杆墙，作晒台用。为了减少占地面积、节省建筑用材，新式石库门还缩小了居室的进深，降低了围墙的高度。
此外，新式石库门不再用石料做门框，改用清水砖砌。早期的石库门门楣，还是江南传统建筑中的砖雕青瓦压顶门头，而新式石库门，似乎受到了西方建筑的影响，用三角形、半圆形、弧形或长方形的花饰，类似西方建筑门窗上部的山花楣饰，花饰多样，成为石库门建筑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有些新式石库门还会在门框两边使用西方古典壁柱的样式。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人口膨胀已经超过300万，石库门里弄显然不足以承担这些人口。尤其是当时，正处在战争时期，各地来的人纷纷逃难到上海。这个时期的上海，面临“过度移民”的压力，最终，石库门里弄逐步成为城市下层居民的居住场所。一座石库门，各个不同的房子，分隔住了好几户人家，也就是现代人说的“群租”。“七十二家房客”现象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弄堂里居住着各色人等，各行各业，彼此混杂。
所以，从石库门里弄的物理形态变化，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短短几十年，人口快速膨胀、城市化急速发展，最终造就了居住形态之一石库门里弄的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它也体现出中西文化交汇的特色。可以说，上海的弄堂历史，正是上海城市化过程的浓缩。
为什么要回忆老弄堂的故事？
记：上海的弄堂从空间分布上看，是不是也体现了城市发展走过的烙印？弄堂一般集中在哪里呢？
苏：20世纪初到30年代，是弄堂发展最快的时期。当时，公共租界弄堂数量最多，所以现存的弄堂，也以黄浦区为多。华界虽然发展滞后，但是模仿能力很强，紧随其后。反倒是法租界，弄堂最少。
1899年，公共租界迅速扩张，由于当时的市中心尚且一片空白，大量石库门建筑、弄堂开始出现。这种居住形态，当时比较适合中产阶层居民居住，华界迅速模仿，数量也不少。法租界在1914年扩张以后，定位一直是高档居住区，所以花园洋房、别墅比较多，弄堂数量反而少。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华界中一块区域，即今天的闸北区，从1900年开始，短短30年中，发展成当时的模范城区。其中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等机构驻扎，为了安置职工，这些重要企业模仿租界的房屋形态，开始打造一批弄堂，并且为此制定了一系列规则，管理严谨，秩序井然，成为华界自我开发出来的优秀城区，也在短短30年间，改变了上海的文化地图。
闸北一带在上世纪20年代成为上海民族工业、新文化运动、革命斗争发源地之一和上海的陆上北大门。主要是因为地价低廉、水陆交通便捷，一些官僚和民族资本家纷纷来此投资，争购地皮，建厂开店。商务印书馆、闸北水电公司、福新机制面粉厂等先后落成。根据《闸北区志》记载，20年代末，闸北华界地区有较大工厂256家，几乎占全市的一半，缫丝、化工、制药、印刷、粮油加工、机器制造、玻璃、搪瓷等20多个行业在此兴盛，被誉为“华界工厂发源之大本营”，成为上海华界商业中心之一。新闸桥以北一带，日到米船百余艘，沿街米行、米店近百家，是沪上著名米业北市场所在地。大统路开设各类商店50多家，有“闸北南京路”之称。光复路竹木行和新民路皮草市场闻名全市，是闸北西南部的繁荣中心。宝山路一带，商业、饮食服务业形成规模。至30年代初，有编辑、出版、发行单位74家，出版报刊25种，闻名远东的东方图书馆等图书馆6座，大小剧场、电影院11座。
可见，居民居住的形态，必然与一个城区的发展历史、功能需求紧密相连。
然而上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二八”、“八·一三”事件爆发，闸北惨遭日军毁灭性破坏而衰落，成为沪上最大的棚户地区。今天的上海人总把曾经“滚地龙”和“棚户区”密集的闸北当做“下只角”，很少知道这里曾经是模范的优秀城区代表。今天，当我们再来回顾上海弄堂的发展历史，华界在其中的影响之深远，同样不可忽略。
如今，回忆老弄堂的故事以及当时的人情世故，似乎成为一种流行。我们不能只当做一个表象、一种叙事来看待。因为弄堂的背后，是上海城市化过程中百万人的历史记忆，也是20世纪以来上海走过的烙印。弄堂不只是地理名称和故事的舞台，它对上海的方言、文化、艺术、居民的性格、城市的特征等等，都影响巨大。从弄堂中，我们可以读到上海如何一步步城市化，上海的移民如何一批批到来，上海的中西文化如何在此交汇。
弄堂里的一些俚语
孵太阳
“孵”这个字十分形象，就像老母鸡孵蛋一样蹲坐着，浑身慵懒，气息里透露着一种舒坦。上世纪20年代以后，在天气晴朗时，特别是冬天在没有寒风的日子里，居住在石库门里的人三三两两携了一把小座椅或小板凳，坐于弄堂口，在那里一边享受暖洋洋的日光一边闲聊，这就是孵太阳。“孵太阳”现在仍然是上海话中的常用语，不过去其象而赋予新意，一般把无精打采不想干事的人，称作在“孵太阳”。
乘风凉
在空调普及前，大部分住在弄堂里的人，一到大热天屋子里闷热呆不下去时，就会跑出去“乘风凉”；男人们更是会赤膊到弄堂里或小马路的上街沿，或拿块铺板或拿把躺椅凳子，或坐或躺。晚上直至深夜，昏暗的路灯下，一作堆一作堆横七竖八地享受自然风的凉爽。乘风凉一直是上海石库门弄堂三伏天的一道人文景观，虽然不雅，但生活状况使然。现在虽然乘风凉的场景很少能见，但是由这种生活状况而形成的生活俚语尚存。现在上海人一般把不愿加入其中商量事情的人，很委婉地劝其到一边“乘风凉”去。
螺蛳壳里做道场
大意是说螺蛳壳分为三级，而道场也分为三级，所以有一定的相似性。螺蛳壳里做道场，意思是在狭小环境里井井有条做事情。这十分符合弄堂的生活习惯。
打开天窗说亮话
天窗即为三层阁的老虎天窗，天晴气爽的时候，住在里面的人会打开天窗晒晒太阳透透气，不然的话真像是住在一个大闷葫芦里。这种情形上海人很自然将它引用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譬如碰到什么问题，上海人讲究不必委婉而直截了当说清楚，以利于双方沟通，就像天窗一样打开才能透亮。现在“打开天窗说亮话”仍在上海人的生活中使用，年轻一代也常会用这句俚语，但对它的出处却不一定很清楚。
弄堂里的“亭子间”文学
亭子间是弄堂里最差的一种居住房。民国时期，大批优秀作家因为种种原因，蛰伏在亭子间里，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许多著名人物如鲁迅、蔡元培、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丰子恺等，都曾在亭子间里居住过。亭子间，上面是晒台，下面是灶间，太阳穿过晒台传递热量，烟火水汽穿透薄薄的楼板向上炙烤，一屋仿若蒸笼，冬天又阴冷。但这些大家们正是在这里创作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品，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
弄堂里的小游戏
弄堂是老人和孩子的天下，是小孩们嬉戏玩耍，从事各种游戏活动的主要场所。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末的上海人，童年时代几乎都有与弄堂里的小朋友一起玩游戏的经历。女孩子们玩的大多数是一些较为细腻文雅的游戏，如跳橡皮筋、踢毽子、造房子、掼结子、挑绷绷等，男孩子们玩的大多是一些较为粗犷的游戏，如打弹子、滚铁环、钉橄榄核、飞香烟牌子，等等。这些游戏至今仍然影响着上海人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