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 小提琴事业在上海走过了怎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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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半决赛现场，美籍华裔选手苏飞雅在进行演奏。

　　中国第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个全国性的小提琴比赛均诞生在上海。而从上海走向全球的小提琴家更是不胜枚举。1960年，由当时上海音乐学院三年级学生俞丽拿、丁芷诺、吴菲菲和青年教师林应荣组成的上海女子四重奏，参加德国舒曼弦乐四重奏国际比赛获得第四名，这是来自中国的重奏组合首次登上国际领奖台。

　　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小提琴事业一直蓬勃发展。从潘寅林、徐惟聆、上海四重奏、王冰等，再到如今的黄蒙拉、王之炅等一批音乐界的中坚力量，他们都是上海培养的小提琴家。这座城市的小提琴文脉延续至今，成为上海文化品牌极具代表性的一张名片。

　　2016年，首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应运而生。眼下，第二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著名作曲家丁善德之女丁芷诺教授对此感慨万千。记者近日就改革开放40年来小提琴事业在上海的发展与成就，与这位亲历者和见证者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访谈。

　　记者：上世纪60年代，您作为上海女子四重奏的成员曾经登上国际领奖台。1985年，您带队指导的上海四重奏小组，在第三届英国朴茨茅斯国际四重奏比赛中夺得第二名。作为这两次国际比赛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您有哪些难忘的回忆？

　　丁芷诺：1960年，我们接到上海音乐学院的通知，同年七月在德国柏林有舒曼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管弦系教研组便组成了一组“男队”和一组“女队”。我和俞丽拿等四个女生成立了上海女子四重奏，但学校里的苏联专家却不愿教“女队”，说我们太年轻。“男队”上课的第一天，我们准备去旁听。由于专家迟到，男生们就吃饭去了，我们便用他们的琴演奏起来。苏联教师一看，怎么男的变成女的了？听了一会儿发现水平还可以，才答应给我们上课。当时，学校的图书馆里只有一本舒曼的乐谱，男生们把谱子借走了，而我骑着自行车跑到老师的家里，才借到另一份舒曼的乐谱。那时，我们废寝忘食地拉琴，比如吃完午饭以后，只休息10分钟就接着开练了。苏联专家说，像这样高强度练习会过劳的。但当时我们很年轻，浑身充满了热情，根本感觉不到疲惫。后来参加舒曼弦乐四重奏国际比赛时，我们是背谱演奏的，因为所有音符都内化在了心里。这一年，“女队”在全国比赛中被选上了，当时室内乐在中国还非常不普及。就连在国外，也很少有四个年轻女孩组成的重奏组出现。所以，当比赛完毕后，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从此，上海女子重奏组就保持下来了。我们也立下大志，一定要为室内乐在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而在1985年，作为上海四重奏小组参赛带队教练的我，刚教会李伟纲、李宏刚、王征、马新华四位成员全部参赛曲目，他们就马上出发去参赛了。比赛时，有评委问李伟纲为何选择贝多芬《第135号弦乐四重奏》，他就回答说因为这部作品时间最短。事实上，这也是他们学会的第一首贝多芬四重奏。那时，国内的音乐教育资源依然比较匮乏，有些老一辈音乐家连五线谱都是自己手绘的。上世纪80年代我前往美国交流之前，就从未在国内见过海菲兹的演奏录像，于是我从美国拿到了这些影音资料，并把它们带回了上海。而现在的学生，从学琴条件到能获得的机会，都比以前要好太多了。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您曾作为中国小提琴教师代表团成员，到美国交流学习。中国小提琴教育事业在和国际同行的不断互动中，得到了怎样的发展？

　　丁芷诺：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黄晓芝、上海音乐学院的俞丽拿和我组成的小提琴教师代表团访问美国，我们在三个月内走访了15个城市、近20所音乐学院和大学音乐系。我作了《中国小提琴民族风格》的讲演，俞、黄两位老师分别演奏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及不同时期的中国作品。代表团访问结束后，作为访问学者的我用一年的时间，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曼哈顿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听课，还两度参加了阿斯本弦乐夏令营，开阔了眼界，收获不小。其中，最吸引我的是遍及美国各地的音乐夏令营。夏令营就像一个大花园，孩子们在良好的音乐环境里参加演奏，向老师和同伴学习。于是，我和同事就把这种有助于音乐人才成长的夏令营搬到了中国。1991年，我们在厦门鼓浪屿和澳大利亚专家一起举办了首届弦乐夏令营，如今已举办到第21届了。可以说，夏令营大大激发了孩子们演奏音乐的热情，哪怕平时不太愿意练琴的琴童，也变得热爱音乐、积极练琴了。

　　周末音乐学校是另一个让我获益匪浅的概念。我发现美国的大学普遍没有设立附中、附小，而是采用周末上课的方式来培养有音乐才能的青少年。这样，他们文化课基础扎实的优势，日后在成为职业音乐家时得以显现。改革开放后，我国学小提琴的孩子数量大增，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上音附小每年全国只招五名小提琴学生。为了让更多孩子能获得良好的音乐学习环境，我们在1994年参照美国周末音乐学校的模式，办起了丁善德音乐学校（最初是“申大少年班”）。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也是培养人才的一种好模式。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哪些颇具知名度的小提琴比赛？在您心中，艾萨克·斯特恩小提琴比赛是个怎样的比赛？

　　丁芷诺：比赛无疑是发现小提琴演奏人才最好的舞台之一。1963年上海之春的小提琴比赛可视为中国最早的专业比赛。上世纪80年代及以后，文化部陆续主办了多届全国小提琴比赛，在每届比赛中涌现了许多优秀人才。现在世界各国的交响乐团里，都能见到中国的演奏者。但后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内的比赛越办越多。有时，一件好事如果不小心走了弯路，后果就不好了。我觉得“比赛”在某个阶段确实变了味，出现为“某人”或为“某团体”拉票、争名次的现象，甚至传出“比赛获奖者已经内定”的消息。一些国际比赛亦是如此。比如在某个钢琴比赛中，一位日本老板出资，结果他的大儿子得了青年组第一名，小儿子得了少年组第一名。这样的比赛，还有谁会去参加呢？

　　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成功举办首届的基础上，今年又举办了第二届。这项比赛评委之权威、对选手要求之全面、对评委打分要求之公开等，无一不创造了一个尽量公平的比赛环境。我听了好几场斯特恩小提琴比赛的现场，对选手水平之高印象极为深刻，尤其高兴的是看到中国选手的成长。中国选手一度“只有技术，音乐却差”“只见音符，不懂音乐文化背景”的情况已大有改观。我相信中国小提琴事业会在新生代的努力下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