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百姓营救美军飞行员 "爷爷被日本人打死"
原标题: 70年前，新四军淞沪支队和上海百姓一起营救了一名美军飞行员。宁死不说，“我的爷爷最终被日本人活活打死”。爷爷救了美国飞行员
1945年2月，浙东游击纵队领导和美国飞行员托勒特中尉合影。左起：刘亨云参谋长、何克希司令、托勒特中尉、谭启龙政委、张文碧政治部主任。资料照片
“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了，这可能是我爷爷留存在世上的唯一一张照片了！”今年7月24日，在上海图书馆看着1946年6月1日《新闻报》胶片上的一张照片，70岁的薛耀忠激动得双手颤抖，一下子跪了下来，老泪纵横。
薛耀忠的爷爷叫薛和尚，70年前担任原三林乡临浦村保长。1945年初，薛和尚和其他三林塘、奉贤县百姓以及新四军战士一起营救了一名美军飞行员。为此，薛和尚最终被日本人活活打死。
“虽然当时那些村子、宅子已因为动迁而消失，但曾发生在这里的历史，不应烟消云散。上海军民舍命营救盟军的事迹，当永远铭记。”浦东新区文史学会会长唐国良说。
连夜将消息报给驻扎在南汇的新四军淞沪支队
1945年初，美国飞机对上海南市、浦东等地日本侵略者的机场、造船厂等军事目标和军工部门进行了多次轰炸、扫射。1月21日，美军驻华第14航空队21战斗机队的26名飞行员驾驶野马式P51型飞机，从江西赣州机场起飞，经两个半小时飞抵上海上空，在距日军机场大约一里地时向敌机场轮番扫射。日军也出动了空中、地面火力进行反击。
美军中尉飞行员哈罗德·托勒特是参与这场战斗的人员之一。突然，托勒特的飞机猛地一震，冒着浓烟，斜斜地直插地面，托勒特马上知道飞机已被日军高射炮击中。此时飞机油箱已经起火，托勒特的面部、手脚均已被灼伤。剧痛之下，托勒特被迫跳伞，降落在黄浦江左岸三林临浦村附近的一块麦田里。
临浦村大绞圈宅村民薛雨亭、薛和尚、陆阿乔等人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迅速赶了过去。托勒特见有中国民众过来，赶紧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小本子，上面写的是一些中英文对照的短句，用于在紧急时刻求救。然而，赶来的几个农民都不识字。托勒特非常着急，不停用手比划着求助，还夹杂着“helpme，helpme（帮助我）”等英文，薛雨亭等人不明所以。
尽管沟通不畅，但几个村民还是带着托勒特离开了麦田，躲到了最近的陆阿乔家，还帮忙藏好了托勒特的降落伞。“小时候父亲跟我说过这个故事。父亲说，当时这个外国人身上负了伤，而且一看就不是日本人，所以救人要紧。”薛雨亭的长子、今年68岁的薛经国说。当年，薛雨亭才刚20岁出头，如今已辞世。
把托勒特带进陆阿乔家里后，薛雨亭让托勒特穿上了自己的长衫、帽子和鞋子。不久后，日本兵就进村搜查，几个村民无比紧张，赶紧商量对策。陆阿乔让托勒特躺在床上，用破棉被把他盖得严严实实，自己坐在门口失声痛哭。日本兵过来，问陆阿乔为什么哭？陆阿乔假装泣不成声：“可怜啊，儿子年纪轻轻就得了伤寒症，病得快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啊！”日本兵一听是传染病，谁也不肯进屋，往屋子里张望了一下就掩鼻而去。
日本兵一走，几个村民就给托勒特烧了开水，还给他买了鸡蛋糕。但陆阿乔家毕竟不能久留，之后薛雨亭、薛和尚等人就领着托勒特躲到了离村子两里地的瓜地窝棚里，还托人找了镇上的米行老板吴进根——他其实是新四军淞沪支队的队员。得知消息后，吴进根马上把托勒特转移到小圩村的岳母家，并连夜将消息报给了驻扎在南汇的新四军淞沪支队。
第二天一早，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派出短枪队，赶到托勒特藏身的吴进根岳母家，乘船摇了50多里水路，将托勒特转移到了奉贤县（现上海市奉贤区）的部队驻地。
宁死不松口，保护美国飞行员，保护乡亲们
托勒特是转移走了，但灾祸降临到了临浦村大绞圈宅的村民们头上。
战机坠毁当天，日本宪兵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但没找到瓜地里的托勒特，大肆搜索后只发现了飞机残骸。之后，日本兵找村民盘问，也没有得到任何线索。事实上，担任保长的薛和尚早就和村民打了招呼：救美国军人的事，谁也不能对外透露。
日本兵并不甘心。第二天，日方派出了大批便衣人员四处打听，村民见到不熟悉的人都想方设法绕道走。第三天，日本兵见软的不行，开始来硬的，在临浦村村头架起了机枪，把村里百姓赶到一起，开始恐吓打骂，几个村民被倒吊在树上反复拷问。“父亲说，当时日本鬼子砍了几根很粗的竹子用来打人，硬生生把一根青竹打烂，打成了一丝丝竹条束。”薛雨亭的儿子薛金德说。当时，一个新郎正巧来村里迎亲，被日本兵打得瘫在地上，只能坐着迎新娘的花轿回了家。
尽管这样，日本兵还是一无所获。此后，日军找了几个会讲浦东话的便衣，潜伏在村口茶馆打听消息。最终，两个贪财的村民中了圈套，供出了薛和尚和他的侄子薛镜如。当年1月27日，日本宪兵队再次来到临浦村，抓走了薛和尚和薛镜如。那年，薛镜如只有14岁，如今他的儿子也已近60岁。
在10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薛镜如曾讲述过那段经历。那天清晨，日本兵就把他和大伯薛和尚带走上了汽艇，目的地是位于东昌路的日本宪兵队队部。“大伯一听要去东昌路，脸色铁青，一路上连话也不说。”
当天下午到了宪兵队，年纪尚幼的薛镜如被扔在了牢房，薛和尚被带走。到了晚上，薛镜如迷迷糊糊间听到牢房门有声响，急忙冲过去看。“大伯浑身衣衫破烂，血肉模糊，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要扶着牢门才能站住。”没过多久，薛和尚又被拉了出去。“我很害怕，不知道会怎么样。很晚的时候，大伯又被送回牢房了，身上没一处好肉，已经没法说话，不久后就咽气了。”之后，薛镜如也遭到了日本兵的毒打，先是用棍子，后来见他挣扎，就用皮鞋踩着他的脚再打。所幸，由于薛镜如只有14岁，日本兵见问不出个所以然，就把他放了。
长大后，薛镜如不仅感叹自己“捡回一条命”，对大伯薛和尚也越来越敬佩和感激。“大伯宁死也不松口，不只是保护美国飞行员，也是保护乡亲们。如果日本兵知道村里人救了美国大兵，全村人都得遭殃。”
这些年，我们新四军一直在这里坚持斗争！
托勒特到了新四军淞沪支队，支队部卫生室的卫生员陈亚男、俞叔平等就给他消毒和包扎伤口，并给他喂药。托勒特信奉上帝，包扎伤口时不小心碰到了痛处，他就猛地站起来，闭住双眼做祷告。
当时，中共淞沪地委组织部长金子明和淞沪支队秘书鲍季良会讲英语，就和托勒特攀谈起来。那段时间，国际社会对国民党了解比较多，而对于共产党则知之甚少，因此对于托勒特来说，在他的心里有太多的疑团：眼前的这些官兵到底是什么属性？他们在抗击日本人的过程中又发挥着什么作用？托勒特直言，自己并不知道“新四军”，在登机起飞前，队长告诉他如果遇到不测，可以飞到郊区再跳伞，会有国民党部队来接应。金子明笑笑：“这些年，我们新四军一直在这里坚持斗争！”
交谈中，托勒特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当年22岁的他，出生于美国阿肯色州，是家中独子，大学读了一年书，学的是机械工程。1943年他参加了空军训练，次年11月来中国作战。到出事为止，他已经参战13次。
考虑到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不同，淞沪支队给托勒特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方便。中国地方志专家库专家、原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姚金祥介绍，当时托勒特没有合适的衣服更换，只能每天穿着美军飞行服，很容易暴露目标，部队就专门为他缝制中式服装。托勒特不喝开水只喝过滤水，不吃大米饭要吃面包，部队都尽量满足。甚至托勒特想吃黄油，部队也通过关系去上海市区给他弄来，还派人到南汇新场镇给他买肉罐头、咖啡。托勒特也慷慨地把跳伞时带下来的淡奶、巧克力等分给新四军战士们吃，还把降落伞改成了蚊帐，送给战士们。渐渐熟悉之后，托勒特经常到淞沪支队的战地医务室去玩，教几位战士学习简单的英语会话，如“同志”、“您好”、“谢谢”等日常用语，新四军战士则教他跳秧歌舞。
在浦东，托勒特随淞沪支队活动了一周后，支队部决定将他送到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临走时，托勒特恋恋不舍，取出自己身上的东西和支队部的同志做交换：他把自己的手枪换了一支毛瑟枪，把一个夜光指南针送给了金子明，把一只塑料火柴盒及剩余的几根火柴，和支队里抽烟的同志交换成了中国的火柴盒和火柴：“每当我以后引火抽烟时，我就会想起你们的。”在金子明等十七八位指战员的护送下，托勒特乘船从南汇的一个海角下海，渡过杭州湾，1月28日晚安全抵达设在四明山区梁弄的浙东纵队司令部。
1980年被改编成电影《一个美国飞行员》
经过多月的医疗和休养，托勒特完全恢复了健康。在新四军为他准备的欢送会上，托勒特很激动：“我十分感谢你们把我从敌人的包围中救了出来，现在又要护送我回去。我很希望能再和你们见面！”最后，他还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上帝祝福新四军！”在临别赠言中，托勒特这样写道：“我今天能够出发回到司令部去，我很快活。我知道路途很艰苦很长，我能够忍受一切可能碰到的困难。在这里我获得了许多永久的朋友，以后我希望能跟我的家属一起再来拜访。”
当年4月10日，美军临海办事处主任柯克斯上尉出具了“今收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所救之美国第14航空队机械师托勒特中尉一名”的证明。同时，柯克斯又给浙东纵队司令部写了一封致谢信，信中说：“我借着这个机会向你们表示感谢，因为你们营救了我们勇敢的飞行员，并且殷勤招待他，还治好了他的创伤。你们所表现的这种令人惊奇的合作精神，将会大大缩短战胜我们共同敌人的时间。”
姚金祥说，上海军民救助美国飞行员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回到自己所在部队后，托勒特将自己被新四军救护的事情传播了开来，更多人开始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决心和抗日能力。这段故事，在1980年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叫《一个美国飞行员》。
二战结束后，托勒特给某公司老板当试飞员，因飞机失事而亡故。新中国成立后，托勒特的妻子曾来过中国，对当年上海军民救助托勒特一事表示感谢。
在浦东三林塘，薛耀忠从小就听长辈说起过“爷爷因救美国飞行员而死”的故事，一直心心念念想寻找相关史料。很早的时候，他就知道在1946年的报纸上写过这个故事，在上世纪80年代，他曾见到过那篇报道，当时他还将那部分报纸版面原样画在了一张信笺上，保留了下来。
此后，薛耀忠几次想凭着自己那张珍藏的信笺，找到报纸原件，但因年代久远，一直没能如愿。今年夏天，不甘心的他去了上海图书馆，在热心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1946年6月1日的《新闻报》胶片。30多年的寻找有了结果，这让薛耀忠异常激动：“这是历史，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