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医院太平间工务员凌柏年:磕头我陪磕 落泪我也跟着落
2014年5月6日拍摄的华山医院太平间工务员凌柏年。
他的人生，围绕着一个大多数人忌讳的地点。
9岁，他哮喘，每天跟在医院急诊室讨口氧气救急，帮着推遗体。
23岁，他以临时工身份干起太平间的活儿。所有人避之不及的工作，他觉得简直像中了大奖，并奉为毕生事业。
39岁，他获得上海市卫生系统“十佳工勤人员”称号。
今年58岁的他，工作30多年来，平均每年要搬运1000多具尸体，多次在医院内被评为“先进个人”。他的领导换过8任，他的位置从没有换过。
知道我要采访他，有人好心提醒我，说他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表达；也有人对我说，他有悲悯的情怀，当遭遇家属谩骂时他总是默不作声，有些人家到太平间要磕头，他也跟着一起磕……
而他自己说，死人，活人，不都是人么；我所做的，是为了让活人心里好过一点。
他叫凌柏年，华山医院太平间工务员。
唯一感兴趣的话题，是太平间工作流程
第一眼见他，他犹豫了一下，没有伸手和我握手。平头，身着挺旧的工作服，面无表情。
他对采访没什么兴趣，甚至感到被打扰：“算了，我没什么好写的。我还有2年就退休了，又不是人家年轻人要拼一拼。”
唯一能引起他兴趣的话题，就是谈太平间的工作流程——
“流程是这样的。病房里打电话来说有人去世了，我们用车子到病房里去拉，拉了以后，有4张登记卡，写好什么病、什么病房、姓名、性别、几号箱、几日进来的、电话号码、家庭地址、什么殡仪馆、车位号……一个挂遗体手上，一个放身上，还有一个放冰库的门上，最后留一张放在我们这里。
“家属用出院证到我们这边来拿死亡证，这是销户口的单子……我们还会给家属一个单子，上面会教家属怎么做，写得很清楚。要3份，单位一份、家里一份、报销医药费也要凭这个……殡仪馆凭这个纸条来拉人，我们凭这个纸条放人。
“我们冰箱一天3次消毒，温度登记好，1号温度计几度，2号温度计几度，3号几度……”
这些制度是怎么来的？终于找到机会插入一个问题。
“这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师傅没有教。我到现在没有弄错过。这样对遗体负责。最忙的时候是冬至、清明、春节、七月半，天气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去世的人也多。春节一个月80人……”
他常说“要不是华山医院，我早已不在了”
他的同事兼朋友王再能回忆，凌柏年家以前是大户人家，住安福路的小洋楼，家里还有烤箱。父亲曾是做生意的，后来没了工作；母亲受过教育，说话轻声轻气，和气善良。她一个人工作养家，一个月几十元钱，养6个孩子。
凌说自己是兄弟姐妹中“脑子最不灵光的”，还有哮喘的毛病。从9岁开始，1965年，他就在华山医院周边玩耍。呼吸科医生张斯为从1978年进入华山做住院医师，“全年几乎365天都可以看到他”，穿哥哥姐姐的衣服，宽宽大大，趿着拖鞋。
那时候，他晚上发病了，就跑到急诊间，对护士说：“阿姨，侬让我吸口气，我要断气了！”护士就递给他一根氧气管，吸一包氧气。有时候，喘得太厉害，急诊医生就给他开一针氨茶碱。但他没钱，医生们就把处方留着，给当时的革委会签个字，记账。
凌因为服用过很多激素类药物，整个脸肿肿的。他被人骂“傻”也不生气。他极热心，不是站在马路上帮忙指挥交通，就在医院门口帮忙发牌子。或者帮医院门口的看自行车阿姨搬车，阿姨也喜欢他。
14岁那年，他发病严重，差点死掉。经过华山医院两位老医生全力抢救，才终于挽回一条命。他于是常常说一句“要不是华山医院，我早就已经不在了”，也就一直呆在急诊室做义工。
曾任华山医院党委书记的张永信做急诊医生那会儿，有自杀者送过来，闻一闻，一闻大蒜味，马上洗胃，有时候一晚上要洗几位病人，配好的溶剂不够用。张会大吼一声：“小凌！去帮了拿开水！”凌就立刻跑到医院老虎灶，拎开水过来。护士再配溶剂。
看得多了，凌也有了些许常识，他看到哪位病人脸发紫了，会赶紧大叫“护士快点，这个病人快不行了！”如果有人去世了，他就帮着把逝者推去太平间。
推着推着，就变成只要哪里要推遗体就叫小凌。
如果哪天他不在，医护们会奇怪，今天小凌去哪了？
评审的外国专家直说“OK”，还伸出大拇指
凌柏年觉得自己天生不怕死人。
他说，没到华山医院以前，哪边有人去世了，“我跑过去来得个快”。其他小孩子，逃还来不及呢！他还义务帮助一些派出所去搬运无名尸体。
陈伯庭是华山医院上世纪70年代的人事处长。太平间的管理者退休了，无人接管。所有的人一听是要去太平间工作，全都鞠躬作揖“帮帮忙，什么事都好说，千万别叫我干这个”，不得已由一位当时担任会计科科长的老教授暂时兼任。
直到有人告诉他，有个“戆兮兮”的小子不怕。他才第一次认识了凌柏年。
这个小伙子对这个工作机会珍惜得像得到大奖，他还对陈伯庭自荐道——“我瑞金、中山、长征的太平间都去看过的！”
“你说谁会专门为了管太平间还专门去别的医院参观？”陈伯庭后来对同事说。
凌是把这份工作当事业的。2010年初，华山医院通过了“国际联合委员会”的认证评审。当时，评审的几位专家跑到太平间一看，说，这么干净！什么都放得整整齐齐。外国专家又问凌，尸体怎么消毒、怎么保管、温度是从多少到多少……凌一一回答，外国人直说“OK”，还伸出大拇指！另一位说，这是看过的几个医院中最好的。医院领导也很高兴，没想到“这个地方”反而被评为最好。
接任陈伯庭的人事处处长戚琴说：“他没什么文化，但能看出他有悲悯的情怀。”她曾几次目睹过凌搬运遗体。平时“戆兮兮”的一个人处理遗体时不苟言笑，一个个步骤做完，不慌不忙，自然妥帖。
遇到跳楼的，惨不忍睹。他帮忙捡拾，并在塑料布内摆放整齐，轻手轻脚扎好。有人家已把遗体送进太平间，又返回想再看，他就让他们看，这在有些医院是不允许的。有死者手上有金戒指，他拿下来还给家属。有人送他钱，他不要，还给别人，还不掉就上交到医院。他说：“人都死了，怎么还能收人家东西。”
有一回，医院里一位同事去世。家属提出不愿再到殡仪馆感受悲伤氛围，就希望在医院太平间简单进行告别仪式。第二天来一看，凌柏年已帮逝者整理了仪容，一个人把太平间好好整理一番，把一些原本堆放的杂物挪到其它地方，腾出空间，还在墙上贴上“某某追悼会”几个大字。
遇到纠纷，他也被家属骂，但每次都默不作声。之后告诫徒弟，不要有激怒家属的语言，不要让他们感觉再次受到伤害；要安慰家属，不要在家属面前提到遗体。如果家属不愿把遗体运到太平间来，就和家属说：“他已经过世，放在这边，会损坏他的遗体。下面的温度适合保护遗体。”
他说：“殡葬行业怎么乱，我不清楚，反正到我这里，一是一、二是二。他们有时候和我开玩笑，我说弄遗体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开玩笑。这样他们就知道华山医院姓凌的，是这样做事的。”
他多次被评上院内先进，1995年评上上海市卫生系统“十佳工勤人员”。市里组织获奖者做报告，他紧张，不知怎么讲，最后简单介绍了工作经历就结束了。
凌是亲手送走父亲的。
父亲是在华山去世的，他说：“1983年，我爸爸在华山医院去世，我想把他放进冰箱里，但是放不进去啊……我打电话给我两位急诊室关系很好的工务员，我说我爸爸死了，让他们来帮我放。”
他顿了顿又说——
我干这一行，一定要乐观，否则这个事做不好。你心里有压力了。那就不行了……怕的话，也做不好。
其实我所做的，是为了让活人心里好过一点。
做到现在，这些去世的人，我都当自己的家里人来弄。我母亲是在黄浦区老年护理医院走的。当时我去的。他们也是这样弄的。那么我也是这样处理别人的亲人。
我刚刚到华山医院做临时工的时候，在老急诊室的时候，有位小姑娘自杀，火车把她的两条腿都轧掉了，送到我们医院里来，后来不久就去世了。也是我拉进来的，拉进来后我帮她把两个脚摆摆好，脸保护好就送到太平间里去。我想这样家属看着心里会好过点。说不清原因，反正这件事就在我脑子里了。
还有种人，60岁还没到就走了，我看到老痛心的。最后一面了啊，我叫他儿子过来，让儿子跟爸爸讲，我会把妈妈照顾好的，叫他放心。磕两个头，我陪他一起磕。家属落眼泪，我也跟着落。
我也会想到自己，我没有小孩，自己走的时候，随便别人了。
人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陈伯庭自己也承认，对死亡，多少是有点忌讳的。
戚琴做了多年退管会工作，送走过不少同事。但即使是一些老教授，听到参加追悼会的信息也连连摆手，不想去沾染死亡的气息。还有不少人，面对亲人的离世，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处理。其实，死亡是对生者最好的生命教育。她为不少同事写的悼词，在追悼会后，常常被家属讨要。一位女儿说：“我都不知道爸爸还有这样一面……”
死亡意味着什么？又该如何面对死亡？这依然是一门缺失的社会课程。而回避是社会共通的习惯。
有病房里的家属知道凌的身份后，忌讳他的存在；有人看见他会特意走开。
在食堂里，即使很挤，凌坐的那个座位旁边，很少有人敢坐，所以他自觉不去食堂吃饭，通常只请人帮忙带来。
太平间的墙上有个钩子，是特意为他装的，因为他发病了就在太平间里挂盐水，省得去急诊间挤占别人的座位。
他养成了远离人群的习惯，除非是在身份不被知道的地方。他也终究没能组成家庭。去年10月，他经历了人生唯一一次旅行。徒弟领着他去了趟杭州。他去的头一件事是烧香，捐了上百元钱，回来开心得像个老小孩。
“我做这个工作，人家看不起，但我无所谓，人家瞧不起就瞧不起。这个工作总要有人做的，你也不做，他也不做，谁来做。人总归要死的，到时候我也要死的。”
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他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他当然只能算作“小人物”，他的人生与“闻达”这类词汇毫不相干。
他内向，一肚子往事，却不喜欢跟别人讲，“难过的时候，最多抽两根烟”。他喜欢听越剧，开心的时候会自己唱唱。偶尔，跟邻居“寻寻开心”，讲讲笑话。他乐于帮忙，虽然也知道，“人家来找我，只有两件事，要么看病，要么家里人没有了。我么，帮忙跑跑腿”。
人们觉得凌柏年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淡，但其实他有很在乎的东西。
他经历过几次生死，从此开始信佛。每个月初一、十五固定去上香，雷打不动。他有一次从庙里回来对王再能说，“我在菩萨面前代你磕了三个头，因为你对我好”。
母亲去世后，他养了一只小狗“嘟嘟”。因为自己常睡在医院，所以每月给邻居500元，打扫卫生、管小狗。后来邻居有事不再管了。朋友劝他送走小狗。他纠结了一个多月，说“我和它是有感情的”。他还说，小狗养了8年，“柏年”与“8年”，上海话听起来是相似的。但最终，他还是把狗送走了。
王再能劝他领养一个小孩，他说，不要，我都这把年纪了。如果领养一个，才十几岁，我就走了。
现在，他有两名徒弟，一位“80后”，一位“90后”。他们谈到与师傅价值观上的不同——师傅是那代人过来的，培养的观念是苦脏累差都不怕，可是现在社会不一样了。现在的生活好了，但是回过头来想会发现，怎么做好事的人越来越少了，可能人变现实了……所以我们的想法和他绝对有差别。我们这代太多人抱着投机的思想……
一直为凌看病的呼吸科医生张斯为说，人要活得有价值。在处理死人上面，小凌比任何人都擅长做这件事。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他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而凌柏年反复想告诉我，他没有什么特殊的，什么工作都一样，“该是我的事，做好就完了”。
对逝者心存悲悯，对生命怀有敬畏。如此，方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