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海桥的上海男人:淳朴勇敢讲义气的"街头大佬"
图片说明：定海桥的背后，售价不菲的大平层豪宅正在出售中。据说也有本地居民目前租住在里头。本版图片/晨报记者杨眉
在社会复杂的生态里，所谓的“流氓”是不可回避的一种存在。我们的受访者陈韵认为，除却其中的不法之徒外，定海桥通俗意义上的“流氓”对当地人而言更多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能人”，因为他们对人很有经验，懂得跟人打交道，所以在底层也能够洞察大形势的变化。
定海街头
一个阴天的下午，定海港路棚户区一线天的小巷子里，传出了噼里啪啦的麻将开胡声。几步之外的一扇木门嘎吱打开，迎面一个斜叼着半根烟的平寸中年男人，我们彼此对视一眼，他继续夹着两条腿倾着身子往弄堂里一溜小跑，径直冲到前面不远的公厕去。
从小巷子一路往西走到底，是一条热闹喧嚣的露天菜场，燃气公司正在挖掘施工的电锤声，和路边水汆丸子店的高音喇叭叫卖简直像轰炸一般。
据说，这条全天候的定海路马路菜场是大杨浦菜价的最低点，红心出油咸蛋10块钱9枚，蓬蒿菜晚上落市时一块一斤随便捡。
穿过脚碰脚的定海路，又钻进一条小弄堂，这是定海路449弄——定海桥地区唯一的老式工房，有7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日本人的宿舍，用到如今早已被本地居民因陋就简地改造成了各式各样。其中一栋楼的二层有一个突在墙体外的悬空搭建，看起来十分稀奇，记者在下面端详了半天，不知这东西派什么用处。一个老奶奶路过，“淋浴间多看有啥呢看头？”
继续往里走，正好一个拎痰盂的中年男人出现在弄堂里，他晃晃悠悠地，盯着一条不知哪儿冒出的小黑狗看。中年男人问了问身边的人，“这是啦个家的狗？（苏北话音）”，旁人说是野狗，他便摆下痰盂去捉那条小狗，迈腿跑了几步，他发现追逐不得，只好提起痰盂打道回府。围看的人也就散了。
快到傍晚六点钟的定海桥，为数不多住在此地的年轻人正在归来，多年不曾离开的中年人、老年人，好像掉进了时间的夹缝里，重复着自几十年前便习以为常的生活。
这些画面是外来者在定海桥逗留数日后很容易得到的一些观感，当然，这也是定海桥的一部分。但倘若只以这些画面来概括定海桥，那定海桥人一定会告诉你，这里还有别样一种你看不见的“定海桥”。
出流氓、出大亨
“讲起定海桥，侬头一个会想到啥？”
“定海桥嘛，人家都讲，出流氓、出大亨的呀。”
记者向一位朋友的伯母打听，她家就住在定海桥北缘的平凉路上，距离定海路不到一百米。这位伯母搬来此地十多年，经常在买菜时听街对面的邻居说起定海桥的那些陈年故事。
谈及“流氓”，总会从那些狭窄巷子里牵出许多稀奇传闻。
“此地出过好几个‘流氓’。一拨一拨的，名气响的有贵宝、红根、宝才……（音），宝才呢，卖相相当好，看起来像电影明星，穿得也总归蛮挺刮的；还有贵宝，贵宝就是立在侬面前，侬一看就晓得伊是流氓，腔势蛮吓人的；还有红根、五子……多唻。”定海桥的老居民跟记者讲起。
时至今日，你问定海桥人，他们也很难评说“流氓”这个词在当地究竟是褒还是贬。
“除了一部分不法之徒外，定海桥通俗意义上‘流氓’这个称谓，对当地人而言更多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能人’。他们很了解他们的社区，比任何人都了解。”连续两年组织中印大学生考察定海桥的策展人陈韵说，“这些‘能人’基本上都在40岁左右离开了定海桥，他们中有的人在社会转型的时候找到了比较好的位置。因为他们对人很有经验，懂得跟人打交道，有大局观，所以从底层当中能够洞察形势的变化。既能认得定海桥，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
定海桥地处整个杨浦的一角，因为靠江便利运输，国棉十七厂、梅林食品厂、华光啤酒厂先后在此开厂落脚，解放前这里就是轻工业区，工厂需要劳力，所以定海桥也是和三湾一弄、虹镇老街旗鼓相当的苏北移民聚集地。
解放后不久，定海桥便迎来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批婴儿潮，那是一个多生多养争当“光荣妈妈”的年代。到了1970年代，这些工厂子弟们长大成人，刚刚提及的那些江湖诨名，几乎都是那一批人，其中贵宝那一拨年纪最长，是“老三届”的。
当年又恰逢时世动荡，不少年轻人过早辍学后便走入了社会，“流氓”这个称法便逐渐开始在定海桥阡陌纵横的小街道上被渐渐喊出来。
业余研究者于凌（化名）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了解到了当地“流氓”的一条发展脉络：早期的斗殴起因无非是“拗军帽”，或者“踏女朋友”这类年轻人无所事事引发的街头纠纷，当时的年轻人口袋空空，一顶新军帽或者毛呢外套在都可算是硬通货了。
一来二去有了摩擦，被欺负的就会回去找兄弟们帮忙。当地的老居民说，“流氓”在定海桥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是工厂区，光荣妈妈多，生了“小七子”、“小八子”的大有人在，年轻人遇到摩擦，喊一声自己的亲兄弟统统出来就有一支队伍了，何况楼上楼下邻居的孩子出来帮忙，一下子就有几十个小伙子。
449弄的居民常敬民至今都对发生在弄内的一场斗殴记忆犹新，“通北路来了三十几号人，伊拉就从大门冲进来。听到自家工房的小囡喊被人家打了，大人就出来帮忙了，铁门一关，就打死老虎了。阿姨妈妈都出来帮忙，抄起拖把就上了。”
杨浦、虹口人口稠密，像定海桥这样的情况也不是偶例，北面的控江、凤城、西面的通北路、虹镇老街，都和定海桥的青年们发生过摩擦。这些不同街区之间的较量也像战争一般，一些在场面上较为勇猛，又有号召力的人物开始浮出水面。而那些诨名流传在街坊中间的“流氓”们，几乎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出单刀赴会或者单骑劫营的故事。
这种年轻人发泄能量的斗殴很容易失控，在1970年代末此地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由于不少年轻人“顶替”父母进了工厂，技艺好的甚至偷用车床打造器械。不过到了1983年，这股暴力斗殴的势头很快就被那次“严打”扑灭了。定海桥人管这次严打叫“刮台风”。
“台风”过后，街头混混们也开始回归正常的社会秩序。1980年代，整个社会也在开始转型。时髦的喇叭裤，皮夹克甚至奶油包头通过电影电视走进上海人的视野里，“分挺不挺”开始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指标。“流氓”们自然也开始要“寻方向”了。
“许大马棒”和“座山雕”
为了进一步接触那段历史，记者通过当地人的介绍，找到了王又发（化名）。王又发今年60岁，是在定海路上摸爬滚打长大的，和贵宝、红根都算是街坊邻居。他是那一片比较早就闯出去的人物，在上海滩人脉开阔，加之为人豁达，虽然王又发和这些“流氓”差不多同岁，当年却在定海桥有着类似“老娘舅”的影响力。
“实际上伊拉这批人，为人都是很实，很讲义气，很质朴的人。这也是定海桥人的特征。这些年我在外头，人家认可我，很多时候也是这些特征。”王又发讲。
要讲定海桥的“街头史”，先要预热一下定海桥的地形结构。定海桥地区基本上是被两条居中纵横交错的小路平均分隔，一条是东西走向定海港路，一条是南北走向的定海路。十字路的西北角是当地唯一的工房449弄，东南和西南角则是沿着定海港路先后搭建起的棚户区，当地人把这片棚户区称为“穷街”。实质上449弄和定海港路在居住条件上并无本质不同。
“449弄和定海港路相当于威虎山和奶头山，两边一直是互不买账，两边也各有自己的许大马棒和座山雕，不过也是几年就换一拨的。”熟悉那段历史的王又发向记者介绍。
诉诸暴力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定海桥的人也自然而然开始向经济看齐。
“‘流氓’的收入一般怎么来？”记者问。
“有的是正常上班的，但是也有像贵宝这样的，好像一直没哪能正经上过班。”王又发回忆。
靠“敲竹杠”始终不是长远之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街头混混里开始有做生意的，一群兄弟中间只要有一个发达了，自然会惠及其他人，王又发说，“我记得他们中间有一个做仿冒的凤凰牌脚踏车车牌，也不是什么正经生意，假车牌贴到假的脚踏车上头，不过当时也赚了不少钞票。”
为了谋求发展，定海桥的“流氓”们也很看重王又发的人脉资源，所以一直想要攀援。
“我屋里厢要翻房子要平土，贵宝来得起劲，热天就穿了条短裤帮我在院子里夯土，穷夯八夯，满头大汗，隔壁人家都看不懂唻——嘎大的流氓在做啥？”王又发说。
“还有一趟我请几个朋友吃饭，就订在平凉路上的鸿运楼，这是爿小饭店，楼下烧菜，楼上也就4、5张台子吃饭，鸿运楼的老板老早也是混的，所以帮贵宝、红根、宝才伊拉关系都蛮好。我要去吃饭，老板呢就悄悄打电话给伊拉，就讲又发阿哥要来吃饭咯，因为伊拉是请勿到我吃饭的，所以这也算一个机会，鸿运楼又没包厢的，坐在一个楼面，伊拉么就好过来敬敬酒。格么当天我就带了朋友去吃饭咯，吃到一半，一歇红根上来了，一歇贵宝上来了，伊拉都装不晓得，‘喔唷，噶巧，又发阿哥也在吃饭啊！’”
王又发想到那几个“流氓”卖萌，忍不住笑：“吃到一半，几个人就过来敬酒，伊拉几个人酒量都很吓人，一个人一顿饭一斤白酒没问题，伊拉也只吃白酒。贵宝呢讲讲来敬酒，敬哇敬哇就坐下来了，我也不忌讳，伊拉也都是很直爽的。坐下来就开始‘划’了：‘大家是又发的朋友，今朝开始也是我的朋友，有事体寻我一句话。’”
王又发记得，贵宝自始至终都是一口苏北话。
这一点也需要补充讲一下，定海桥的语言很有意思，此地的“官方语言”就是苏北话。王又发说，自己家的隔壁邻居哪怕是宁波人、苏州人，但凡住在定海桥就不得不学苏北话。
“人家讲上海人对苏北人有点看法，但是在定海桥呢，苏北人对其他地方的人会有看法，侬想要融入此地，侬就要讲苏北话。老早点阿拉开玩笑，要是有人到定海桥，开上海言话，就有人要教训侬了：‘啦边来的啊？讲什么东西？（苏北音）’”
回到鸿运楼。那场酒席吃到很晚都没有结束，因为其他的“大哥”听说贵宝、红根和王又发在一道吃老酒，不想落了下风，便都借故纷纷赶来，最后二楼坐到扑扑满。
“饭吃到一半，宝才打电话给红根，红根就‘划’唻，‘我跟又发阿哥一道吃老酒！’鸿运楼么就在定海桥对面，走过来一歇歇。侬勿要看伊拉威虎山奶头山，实际上伊拉平常也白相在一道的。”王又发讲。
那天散席，王又发特地到楼下找老板，“侬个人，哈烦！”老板嬉皮笑脸打朋讲，“伊拉看到侬上楼梯的呀。”
在王又发看来，定海桥的这些“流氓”，虽然会耍耍滑头，但和无赖也有不同。“侬勿要看，伊拉去吃饭都是吃好就结清，从来不赊账。反过来是老板自己要寻机会，比如逢年过节碰到伊拉来吃饭，老板就借题发挥‘今朝给我做做人，吃好直接走噢！’碰到这些人家里有人做生日，老板账面上也会拉掉一点。”
“伊拉呢也会‘挑挑’老板，比如有时候生意上面吃酒席，讲好是对方老板买单的，就拉到鸿运楼来，1000块的酒水要伊1500块。这种都有来有往的。”王又发说。
鸿运楼的夜老酒随着十多年前平凉路一线的拆迁不复存在。1990年代初，王又发搬离了定海桥，这些年他已经很少回去，至于那些当年攀援他的“大哥”们，王又发也早已失联了。
据他所知，贵宝今年已经将近70岁了，搬出定海桥了；宝才后来自己出去做了生意，据说做得还很不错，也早就搬走了；红根想法子跟上了定海桥出去的一个大亨，摇身成了公司里的保安队长……
“穷则思变”，这是王又发对江湖人物转型的形容。而在陈韵的视角看来，普通的定海桥人和外界接触的机会并不多，而这些“能人”正是因为看到了更大的格局，所以或多或少搭上了开出“穷街”的列车。
在定海桥，还有一批搭上更早一班车的，这些人也是1950年代出生的，他们没有在街头耗费太多的青春，趁着改革开放的先机，在有经商传统的定海路上早早破墙开店，成为了此地的第一批个体户。
1980年代的定海路一条街远没有今天繁闹，不过也算是当地最主要的商业街，定海路靠近平凉路方向，有两家贴隔壁开的小店，一间是馄饨店，一间是杂货店，不晓得多少定海桥人都在这两家日常小店吃过馄饨买过物事。这两家小店诞生了定海桥人尽皆知的两个“富豪”。
馄饨店的老板叫周正毅，杂货店的老板叫刘根山，前者不必赘述，后者也曾是上海滩的“公路大王”。“周正毅离开得比较早，刘根山赚钱之后买了奔驰600，还经常停在平凉路上，手里么拿着9万块一部的砖头大哥大。”王又发回忆。
记者在定海路居委采访时，主任王根生几乎略去了所有这些街头人物的故事。当然，他眼下有着非常具体，且很难开展的日常工作。他告诉记者，这个地区因为露天菜场的缘故，常住人口中外来务工者已经超过了50%，而久居此地的上海人也大多集中在50岁以上，其中多为老弱病残以及被托付给祖父母照看的幼儿。
从居委会出来，又被人流卷入繁闹的定海路市场里。街头大佬的故事再传奇，而今也都淹没在定海路轰鸣的嘈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