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证实：拿破仑没说过中国是“睡狮”
“吾爱吾祖国，吾爱吾同胞之国民。”1902年，梁启超写下这样一句话时，“同胞”这样一个原先代表血缘关系的词语，在这里却转变成为国族的象征，即“同国之民”。
同样，中国原本不产的狮子在近代却成为中国的国家象征，而有“睡狮”“醒狮”这样的说法，甚至传言连拿破仑都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千万不要叫醒它，否则世界将为之震动”。
12月28日，在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科技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分野与融合——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荣退学术研讨会”上，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瑞松对“同胞”、“睡狮”这两个塑造了中国人国族认同的关键词的起源进行了分析。
杨瑞松认为，“同胞”和“睡狮”二词被赋予国家民族的内涵，既有中日文化相互影响的大背景因素，又都与梁启超这个关键人物有着因缘际会的瓜葛。“同胞”的现代意涵被梁启超从日本引入中国，而“睡狮”则和拿破仑没有一点关系。
一本日文畅销小说启发了梁启超
在今天，我们很习惯于使用“同胞”来指称同一国之国民，比如香港同胞、台湾同胞。但是，它原本只是指同父母所生的兄弟姐妹，所谓“一奶同胞”。由此衍生出同国之国民的意涵，杨瑞松认为，首先是在19世纪的日本出现，而后经由梁启超引入到中国。
“呜呼，我三千五百多万的同胞兄弟啊！若兄弟们以与吾人同感同情，为何不前进而只肯望国会的开设？为何不奋起而只欣慕民权的伸张？为何不誓言而只企盼国权的扩张？……”像这种用“同胞”来形容国民，至少在1870年代末期的日本已相当普遍，成为代表国民意识的关键词。
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在匆忙搭船逃亡日本的途中，梁启超偶然间从日本军舰舰长那里得到一本当时日本畅销小说，小说原名叫《佳人之奇遇》。
日本小说《佳人之奇遇》，作者为东海散士（柴四朗）。
梁启超不仅看了小说而且后来还翻译出来，可见他对这本小说充满了兴趣。就在梁启超到日本后，发表于《清议报》第一期的文章里面，“同胞”这个他此前所有文本里面都没有过的字眼首次出现，他写道，“呜呼！此正我国民竭忠尽虑，扶持国体之时也，是以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呜呼！我支那四万万同胞之国民，当共监之。”
在杨瑞松看来，二者之间显然存在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在《佳人奇遇》这本书里，现代意义的‘同胞’一词出现了8次。”杨瑞松认为，开始引入现代意义的“同胞”一词，并非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表示梁启超开始思考，除了过去所尝试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外，是否还有另外一种通过呼唤民族同胞觉醒的自下而上的方式。
误译产生的“睡狮”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甚至在遭遇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时，很多中国人仍然深信中国是厉害而强大的，具备实力，只是还没有发挥出来，甚至认为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中国巨大的潜力，而称呼中国为“睡狮”。
甚至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拿破仑曾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千万不要叫醒它，否则世界将为之震动。”但是，杨瑞松研究发现，关于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论，并没有任何确切的文献证据。这个说法在中国影响甚巨，被普遍接受，这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他们遍查有关拿破仑的档案文献，结果证实这个说法完全是谣传。
实际上，西方当时的言论中，常常提到的是“中国沉睡”这件事，其重点是说中国处于昏睡不醒的状态，而并不是说它醒来以后可能展现的威力。
曾国藩长子、著名外交家曾纪泽对此回应说，中国是先睡后醒。但1898年在澳门发行的《知新报》里一篇题为《日人大泽龙论中国情势》的日文文章里，可能因为语境或翻译的问题，曾纪泽的说法变成了“曾纪泽尝比支那于眠狮”。于是，曾纪泽——支那（中国）——眠狮第一次发生了联系。
曾纪泽
1899年4月30日，梁启超在《动物谈》一文中提到，“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之睡狮，又谓先睡后醒之巨物。”这样一来，曾纪泽提到的先睡后醒在梁启超这里就转成了“睡狮”。
杨瑞松对这种转变给出的可能性假设是，梁启超听过曾纪泽“先睡后醒”的说法，但大概只是知道这个文章大意，并未读过内容。不过他与《知新报》的关系非常密切，很有可能他从那里得到所谓曾纪泽说中国是睡狮这样的说法，然后化为寓言故事写到了《动物谈》中。
梁启超此文发表之后，睡狮的说法逐渐流传，比如1902年蔡元培在杭州筹组明强学社，公告就有“我国睡狮不觉，尚未进入民族主义之时代”之句，黄遵宪在1903年作诗赠梁启超则有“散作枪炮声，能无惊睡狮？”而后邹容、陈天华的《革命军》和《猛回头》中都有睡狮、醒狮的说法，并在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乃至有《醒狮》杂志的出现。
但是，无论如何，同胞、睡狮成为塑造中国国族认同的符号，在当时确实凝聚和鼓舞了中国人的勇气。甚至到20世纪八十年代，当听到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中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唱出“岂让国土再遭践踏，这睡狮渐已醒”时，不是仍然能够唤起中国人的共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