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交大·百年树人]徐芑南：交大成就我的深潜人生[图]

[ 编者按 ] 跨越三个世纪的上海交通大学，在120年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杰出校友，他们创造了一大批重要的科技文化成果，为国家建设、民族振兴、人类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星月交辉，照亮浩瀚长空，也在交大校园留下了美丽传说，历久弥新，激励交大学子奋发前行。新闻中心特别推出“学在交大·百年树人”专栏，展现杰出校友们的成长历程、卓越成就，营造“学在交大”的浓郁氛围，共庆交通大学120周年华诞。

徐芑南， 1936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镇海。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蛟龙”号总设计师。1958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毕业后分配至国防科委第七研究院第702研究所工作。长期从事潜艇、潜水器结构强度与稳定性应用研究和水下机器人工程的研制开发。作为总设计师，成功研制了仿人型常压潜水器、载人或无人双功能常压潜器、重型缆控作业型无人潜器、自治水下机器人，成为业内公认的载人深潜的领军人物。2002年起，担任“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总设计师。

访谈中，徐芑南回顾了解放初自己考入交大并与造船结缘的经过，深情回忆了造船系一批拥有欧美背景与丰厚学识的名师，重点讲述了当时全面学习苏联背景下交大严格的教学考核制度，并结合自己早年在潜艇基地当兵、实习的经历，高度评价了老交大十分重视工程实践的优良传统。  

口述 ：徐芑南

采访 ：欧七斤、胡端

时间 ：2012年11月6日

地点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2研究所（江苏无锡）

记录 ：胡端

编者 ：胡端

走进交大前后

在进交大之前，我早已对这所名校不陌生了。我就读的高中南洋模范中学，与交大关系非常密切。从南模升入交大，简直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缘分。先说天时，我在南模读书是1950年至1953年，那时的南模校舍规模有限，拥挤不堪，一旦召开全校性的师生大会，往往找不到场地。开会的时候，大家只能坐在教室里，由校长统一使用扩音器来宣讲。而每到一年一度的开学典礼时，我们南模都会借用交大的新文治堂来举行。那时上海刚刚解放，新文治堂的水泥地面还没平整好，只有一个大舞台，桌椅板凳也都非常简陋，有时候我们是自己扛着凳子去开会的。这样一来，我们每年都有机会在交大校园里行走停留，跟交大的关系就越来越亲近了。  

再说地利，南模当时在天平路，与交大只有一条马路之隔。我读书的时候，南模校园还有个后门，就在华山路上。所以地理位置上也是很近的。说起人和的话，就更有感情了。当时交大教授在外兼课很普遍，那时我们南模的物理、化学、数学、英语等任课教师，许多都是交大老师来兼职的。这样，我们很早就与交大老师熟悉了，在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们对交大这所名校更加了解与向往。所以，我从南模到交大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考进交大是1953年，当时同学中都一致向往读航空、汽车、舰船等热门专业。因为建国之初，重工业基础十分落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加上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更要求中国的国防工业急需优先发展，而青年大学生保家卫国、立志投身国防事业的热情与呼声也十分高涨。几大热门专业中，考航空的都往北京去了。汽车专业在1953年时交大还有的，但到了1955年就被调到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吉林工业大学前身）去了。造船系还留在交大，不久大连工学院的造船系也并过来了。1955年，交大大部分专业及师生正准备迁往西安，而在上海要以交大和大连工学院造船系的师资和设备为基础，筹建成立上海造船学院。  

我们当时考交大，录取名单与考分是登在上海《解放日报》，不过只是知道自己是否被录取，却不知道录在哪个系哪个专业，最终的志愿是考进交大之后再填写的。我记得1953年的时候填汽车、造船志愿的人最多，说明大家都有为壮大祖国国防工业做贡献的强烈愿望，而我也是其中热情高涨的一份子，最终选择了能保卫海疆的造船系船舶制造专业。  

到了交大之后，感觉很不错。我们造船系的这届同学中，既有从同济大学造船专业并过来的学生，也有从上海浦东船舶学校来的学生。浦东船校的学生毕业后本来可以分配到工厂去，但他们从中挑选了一部分人继续到交大来深造。这些人掌握的专业知识比我们从高中上来的要多。此外，学生中还有一部分是速成工农子弟。当时在交大曾设立工农预备班，举办工人中等技术学校，招收工农干部和工人骨干入学。这批人和我们一起上课，他们虽然基础相对弱一些，但非常刻苦努力。我刚进交大的那年，住在柿子湾分部，就是徐家汇老火车站的地方。那里原来是纺织工学院，我们的宿舍就在火车站边上。印象当中，我们这届学生的关系都相处得很好，大家那时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对自己的功课都抓得很紧。尽管大部分同学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在交大勤钻苦学的传统校风中都感到精神愉快。  

造船系的名师与严师

在今年9月份的2012级新生开学典礼上，我应邀回到母校作报告。马德秀书记送给我两份珍贵的礼物：一份是从南模进入交大的入学考试成绩，另一份是从交大毕业的考试成绩单。我看了深有感触，这些分数我都记不住了，我唯一记住的是自己在交大的学号“37023”，还有当时教过我的那些名师与严师。  

首先说说我们造船系中从英美留学回来的名师。第一个要提的就是辛一心老师。辛老师是我们702所的创始人、老所长。他是1934年交大电机工程学院毕业，后又在英国新堡杜伦大学皇家学院取得造船工程硕士学位，并进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攻读造舰工程。我读大二的时候，他已经是担任多方面领导职务的大忙人了。既是船舶局局长，又是船研所所长，同时还搞着几条船。但是他仍然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培养，亲自来给我们上流体力学课。对造船系来说，流体力学对数学要求是最强的。如果不多花功夫，单靠一年级浅层次的微积分基础，完全是跟不上的。当时三年级的学长们对我们说，不要害怕，反正辛老师的考试测验，你能拿到及格分数，就算冒尖了，大部分是不及格的。而辛老师也鼓励我们说，不要害怕，只要按规定的教学大纲都学好了，肯定能得五分。事实上，辛老师的流体力学要想拿到及格以上，必须要在课外继续看参考书。假如你课后不再复习，单靠上课时的听讲与笔记，根本对付不了测验。虽然拿到及格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我总感觉这是对我们课后学业的督促。辛老师是造船界的泰斗级人物，只可惜去世得太早。1957年10月，他在国外考察造船工业期间，不幸查出癌症。在苏联确诊后，马上飞回国内，不久就去世了。开追悼会的时候，我们正在读三年级下学期，大家都去送了他最后一程。  

第二个要提的是陈铁云老师。他是1941年交大物理系毕业的，后来去了美国密执安大学工程力学系。陈老师是教我们结构力学的，他的课我是从头到尾都上过的。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知识结构属于虽然“欧美派”，但在五十年代初“全面学苏”的号召下，又能将苏联教材编成我们用的教材，这算是很了不起的功劳。因为他不仅要把俄语版教材翻译过来，而且要打通英美体系与苏联体系的船舶知识结构与理论方法，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我们船舶制造专业的结构力学主体课程是杆、板、壳三大类，包括我后来搞潜艇也基本上是这些内容。杆、板、壳的教材，陈老师是分两年给我们讲完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和造船系里的教授们还带出了一批助教，我们当时叫辅导老师。现在的何友声院士、盛振邦教授、桑国光教授、李学道教授等都当过我的辅导老师，我感到非常荣幸。应该说，我们作为陈铁云老师第一届在学苏背景下带出来的学生，见证了造船系一大批骨干教师的早期成长。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那些辅导老师的态度都十分负责认真，给我们答疑的时候都很关照我们。不过，也有些辅导老师比较严厉。印象最深的是李学道教授，他是李政道的弟弟。他在给你答疑的时候，你自己要把问题准备得很充分，不是有什么不懂都去问。他首先要看你自己对问题理解到什么程度，哪儿不懂，为什么不懂，问得很细。这就促使你自己对不懂的问题考虑得很深，如果你随便去问他，他不会回答的。有些人被他一问，明显感觉自己对问题没经过思考，只好灰溜溜地回来再想。这种学习与思考的方式对我们来说是新鲜的，很受启发，让我们意识到从高中进到大学后，学习的方式方法完全不一样了，必须要学会靠自己独立地去钻研思考，不能再事事都依赖老师给出现成的答案了。这些身教言教对我当时和以后的影响都很深。  

从我们系里的那些名师与严师身上，我们也大致可以看出欧美与苏联两种体系下的船舶知识结构有何不同。应该这样讲，苏联的基础理论比较深，欧美注重应用一些，各有特色。1963年我去清华进修了一年，那里都是“苏联派”， 我才知道两者的区别。苏联方面注重的基础比我们交大还要更强，交大造船系基本还是以工程为主的。  

当时的校长是彭康，我作为一名普通学生，见到过他，但没有机会跟他谈话。我只知道他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而且是资格很老的革命家，行政级别很高，大概是十一级干部。那时候校长做到十一级干部是很大的，也不多的，算是中央干部了，清华大学当时的校长蒋南翔级别也相当高。  

闻之色变 的口试

我们这一届学生进交大时，有一段经历与众不同。那就是学校在教学制度上开始由学习欧美转向全面学习苏联。向苏联大学制度学习的重要表现有两个：一是五分制，一是口试制。我这里重点想谈谈当时令我们闻之色变的“口试”。  

口试制度一般安排在期末的大考中。对爱读书的人来说，笔试我们是不害怕的，因为老师出题范围基本跳不出学过的内容，分数一般不会差。但是口试就苦了。它是通过抓阄进行的，我们叫它“摸彩”。大致过程是学生进入考场后，会看见一个盒子，里面有一卷卷的考题，自己抽签，打开后一般有三道题目。这就难倒学生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出这三道题是很随机的，每个章节都可能有的。比如这学期书本内容有十五章，那这三道题就来自于十五章中的任何角落，不存在什么重点难点，所以根本让人摸不着方向。如果抽出来的题目恰恰是你的“软肋”，那你的分数很有可能不及格了。而且在口试中，你一边答题，老师还会一边向你发问，你对知识到底掌握得如何，老师一句一句地追问下去。如果你没搞懂，牵强附会地答，马上露出马脚。这个跟笔试不同，笔试中有些人可以左扯一句，右拉一条地拼凑内容，模模糊糊混过去，老师也没法即时问你。主考老师就是负责问这三道题，他可以一直不断地问下去，问到你最后什么也答不出来为止，然后给你一个分数，越晚答不出，分数越高，越早答不出，分数越低。分数都是当场打出来的，当时有本蓝颜色的记分册，学生答完后，老师当场会把分数写上去，然后盖个图章，叫你拿走。三道题完了之后，最后还有一道计算题，是在准备时计算的，助教会看算得是否正确。口试的情形大致就是这样。  

那时大家对于这个口试都是胆战心惊，个个紧张得不得了。特别是第一次考的时候，我记得很多人连早饭都吃不下，有些同学两腿发软，打趣地说要叫车到考场，怕得走不动了。头两次口试因为不熟悉过程往往吃亏，成绩不理想。不过之后就慢慢吸取经验教训了，就是千万不要自以为你准备的内容就是考试的重点，也就是说不要有侥幸心理，而必须要把整章内容都吃透，并把相关内容都搞明白，融会贯通地来复习，这样才有底气去应付口试。当时虽然人人都怕口试，但是现在想来，感觉还是挺好，关键它让我们对个人的学习方式方法有了新的认识与体会。到了1958年我们快毕业的时候，口试制度终于取消了，重新恢复了笔试，大家才感到轻松多了。所以我们这届在口试方面的经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58年毕业时，由于交通大学西安部分与上海部分还没有独立建校，所以我们的毕业证书还是上海造船学院颁发的，印章是造船学院院长胡辛人盖的。这大概是我们这届独一无二的现象。后来，很多同学去国外留学或工作时发现造船学院颁发的毕业文凭，在外面得不到承认，于是又重新改换交通大学的毕业证书。  

老交大对工程实习尤为看重

老交大的造船系主要培养的是设计室、研究所、船厂里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当时清华已经号称是“培养工程师的摇篮”了，交大还没那么自称。不过，这两个学校有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就是对工程实习看得很重。我总感觉老交大造船系培养学生的模式，是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到理论，这套方法还是比较成功的。学船的如果总是对着书本，不到船厂里去，是提高不了的。我们那时一年级就开始金工实习，什么钳、刨、组装、焊接，都一一操作过的。比如钳工主要是让你做成正六面体，很不容易的。二年级暑假时就到中华船厂去认知实习，搞船体放样、下料和装配，有很多机会跟厂里的老师傅接触。有时我们比不过这些中专毕业的工人师傅，他们都是长年累月在一线动手的，而我们只知书上写的东西，跟实际操作还是远远有距离的。三年级开始去专业实习，我跑到青岛基地的护卫舰上去，从船头到船尾都跑了一遍。老实说，光看书是根本不理解船的性能的，因为现场看的舰船结构跟书本上是不一样的。到了四年级，最后还有一次毕业实习，是跟设计所、工厂紧密相连的。所以说，老交大把教学跟实践紧密结合这一块看得很重，我们那时也都很主动希望去学这些书本以外的东西。  

关于实习，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四年级专业实习与毕业实习的时候受到了苏联专家的指导。当时我是有幸被系里选中去做军品设计。为了这个项目，系里专门在体育馆左侧的一栋楼里辟出一个教室，设置了保密进出手续。军品设计项目当时分三种类型：潜艇、快艇、水面舰艇。我是被分配到水面舰艇这一块。为了能顺利开展这个项目，学校人事部门仅对项目组成员的政审工作就搞了一年多，因为要调查多方面的人事关系，包括海外关系。我有幸被选中了，实习去向是青岛，那时青岛的水面舰队属于北海舰队管辖，北海舰队是保卫北京的，所以一直是海军中的重点舰队。北海舰队中当时有苏联转让给我们的舰艇，我们就在上面。那时苏联专家刚到，还来不及给我们上课，就开始指导我们的毕业设计了。  

我是搞水面舰船的，跟的苏联专家叫维诺格拉多夫。我记得自己在毕业设计里面已经开始仿造舰对空的导弹了，这个想法是从美国一本战舰资料中找来的，因为当时手头现成的资料极少，基本都要靠自己想的，于是就依样画葫芦地设计到里面去了，这样的想法得到维诺格拉多夫的赞扬。毕业实习也是安排在青岛基地的护卫舰上，那时候我的保密观念就非常强了，一上舰只带一个包，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下舰了，就全部上交到保密室去了。晚上到宿舍不讲关于船的一句话，好好放松休息。从那时起，就对军品技术工作的保密性质已经很习惯了。  

在青岛潜艇基地当舰务兵的日子

我在交大的毕业设计做的是水面舰船，但是分配到702所工作后出现了变化。那时研究所也开始分军品科与民品科，我们刚从交大出来的同学，因为在资质审查中有些基础，全都把我们放在军品科里了。当时科里分为水面与水下，我被派去做潜艇模型的水动力试验。这样一来，我就从“水上”潜入“水下”了。  

当时我刚来工作，对组织上的安排没啥意见，但是我提出一个要求：既然要搞水下，就要从头学起，至少要上过真正的潜艇吧！正巧1959年中央军委要求将军与士兵一致，“下连当兵”，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都当兵去了。我也主动报名参加，上面就给我联系了青岛的潜艇基地，我就去当了一名舰务兵了。  

上了潜艇，官兵们都挺照顾我的。我记得第一天去报到，提着一个小包。艇长问我行李在哪里，我说没有，他说起码的被子总要有的。当时，正巧有位官兵家属来探亲时留下了一条被子，就给我用了，我非常感激。但可惜这条家属被很大，每天当有人来检查叠被的时候，我就难堪了。人家都叠得整整齐齐，四方四正，只有我这条被子太大，怎么叠也叠不成豆腐块状，所以每天都不合格。后来领导知道了，体谅我是地方上来的，就不那么严格要求我了。  

那段时间，我整天跟官兵们生活在一起，每天操练、出海，排队吃饭，舰上的同事都对我很客气，久而久之，我这个穿着便服的大学生舰务兵在基地上就比较显眼了。至于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中央舱管潜艇上的三个阀门——一个空气阀和两个注水阀。每天听舰务长的命令，打开就打开，关闭即关闭，还是有点紧张的。老式的潜艇还没有电话，用的是铜管传话，我生怕听错弄错。  

这样，一个月飞快地过去了，我觉得不过瘾，就提出要实习，这也是所里派给我的任务。他们听说将来我准备搞潜艇，完全同意我实习的想法，让我自己提出愿意上哪艘潜艇，我就挑了一艘，准备出海了。当时潜艇要出海，人员是要特批的。就是说不能随便加一个人上去，如果要加一个人，就要换一个人下来。在潜艇上实习的时候，我跑前跑后，从头到尾完整细致地观察了潜艇，把各个舱段的结构都摸了个滚瓜烂熟。这还不够，我还主动提出去4801青岛船厂实习，因为那里的潜艇都在坞内维修，会把外表的绝缘层都拿掉，里面让你看得更清楚。  

对于这段三个月的经历，我觉得开始的一个月舰务兵最重要，跟官兵们同吃同住同生活，彼此之间关系熟悉了，了解你的为人后，后面的事自然顺风顺水了。如果当兵的时候摆架子，自说自话，人家肯定不欢迎你。这跟船厂实习是一样的，如果老老实实听师傅的话，配合他做事，肯定能学到东西。一旦自以为是，就什么都拿不到。知识分子特别要注意别摆架子，人家会反感的。这段当兵实习经历为我以后搞潜水器的工作打下了非常有益的基础，所以，我也希望我们交大立志搞工程的同学要把实践看得重一点，这样对创新思维也是一种提升。另外，我想说系统工程绝不是一个人搞得起来的，一个人本领再大，如果没有团队的概念是不可能干到底的，我希望年轻的交大学子们早点把这个思维培养起来。  

在校学生 一定要扩展知识面

我最后说点寄语吧，我认为不管怎么样，在校的青年学生还是以打基础为主，所以知识一定要有面，绝对不能太窄，太窄没什么好处。就我个人而言，有过一定的教训。当时造船系的课程分考试与考查两种，考查主要看平时作业情况，不用书面测试，没有分数，只有及格与不及格。那时有好几门课都是考查课，比如船舶设备、船舶动力装置、船舶电器、船舶工艺。而要考试的主课是船舶设计、船舶原理、流体力学、结构力学。离开学校才发现我原本可以学更多知识，但就是因为当时只重视考试的主课，对于考查的几门课不重视，认为只要能对付及格就行了。后来想想，这些东西其实都很重要，因为船舶这一行，总不能只懂船体和壳子，里面装的东西当然也要知道。比如电路方面，接地还留有隐患，那就太说不过去了。特别是后来我当了总设计师，更是体会到什么知识都需要跟上，专业以及与专业相关的技术都要同样重视，所以一定要扩展知识面。我上次回交大对青年大学生发言也是这个意思，一定要学会利用大学的图书馆、实验室、名家讲座等资源让自己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科学。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