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祛疾 德以扬善
24.12.2015 17:08
本文来源: 同济大学
2015年12月18日，上海市东方医院迎来建院95周年。作为浦东本土最大的三甲医院，二十年前它还只是一家县级医院，只有内外妇儿四个科室。得益于浦东开发、开放的“天时、地利、人和”，东方医院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跻身上海市三甲医院前十位，这样的发展速度在全国医疗界也属罕见。
在名院荟萃的上海滩，东方医院创建于浦东、成长于浦东、服务于浦东，并开始以浦东为圆点，辐射医疗半径。与浦东的血脉之源，成为东方医院的文化基因与成长动力。值此建院95周年之际，撰文回溯东方医院的历史和文化脉络，以资纪念。
东方医院创始
东方医院成立于1920年，考察东方医院的建院史，必定离不开当时社会医疗大背景。鸦片战争后，伴随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医学通过基督教传教士、中国留学生、开明的清廷官员等途径不断输入中国。当时的上海医疗界，由三支主要医疗力量组成。
一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医院。早在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2月，上海开埠后仅三个月，英国传教士兼医师洛克哈脱创立了“雒氏诊所”，即今天的仁济医院。及至1921年，仁济医院全年门诊病人达9万余人次，已成为上海诊治紧急病症中心。除仁济之外，1863年，法国驻沪领事委托天主教建立了公济医院，即今天第一人民医院；1884年，美国妇女布道会玛格利特•威廉逊女士创办沪上首家妇孺医院，即今天的红房子医院。1907年，法国天主教会创办了广慈医院，即今天的瑞金医院。
“医务传教”是教会医院的共同使命，仁济医院的住院病人被要求跟读《圣经》，还要遵守“Lady First”的“新奇”规定，但因为医药费全免，没饭吃的穷人还可领到伙食费，这使得中国百姓无论理智还是情感上都对它无比亲近。不过，在治疗过程中，传教医生们发现，中国人在接受了身体的变化的同时，却并没有同时接纳上帝。20世纪初，一项针对45所教会医院病患人数的统计结果显示，每所医院每年平均有18人皈依，这个数字相比传教医生所治愈的病人数字微不足道。正如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欧洲文化研究院教授何小莲指出的，“当年传教士医师来到中国，藉医传教，医是手段，教是目的，但在中国社会，最后深入人心的主要是医，而不是宗教。”
二是上海西医私人诊所。在教会背景的西医院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西医私人诊所也很兴旺发达。据1909年出版的《上海指南》统计，当年上海已有西医私人诊所57家，每家诊所一般只有一名医生，开业医生总共59名。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挪威、印度等国家。1928年，上海开业西医生上升至397人，1950年为1756人。这些专科诊所，不但有常见的眼科、牙科等，还包括皮肤科、性病科等。当然，这些诊所主要分布在英、法两租界，少数几家在华界。与教会医院相比，私人医生收费昂贵，一般挂号1角，门诊大洋1圆，出诊2圆，另加舆金即乘轿子费1圆。那个时候，普通工人每月工资才8到10圆。因此，普通穷人家庭是不敢问津的。熊月之先生曾专门撰文指出：西医私人诊所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市富裕阶层。
三是同乡会及同乡会附设医院。上海开埠后，各地商帮来沪贸易，均建立会馆、公所，至民国初年，已建有60余所。在同乡会会董们的巨款资助力下，慈善医院的兴建成为可能。其中最著名的是宁波同乡会下设的四明医院，1922年由朱褒三、葛虞臣等募捐10万余两增助建成，规定凡宁波籍贫病同乡，都可以保送病院医治，药费饮食全部免费。四明医院就是今天上海曙光医院的前身。此外，广肇会馆兴办了广肇医院，潮州会馆举办了潮州和济医院，1924年台州公所修订简章时也指出“本公所以建丙舍、置义冢、设医院等诸义为主”等，他们都是具有较大规模的同乡会附设医院。
20世纪初的浦东，没有一条正规的道路，没有好的学校，更没有一所正规的医院，老百姓的饮用水大都取自漂满污物的河浜，蚊蝇飞舞，义冢遍地，霍乱、天花、伤寒、脑炎等传染病流行猖獗，卫生状况极为恶劣。面对租界扩张和外商噬渗的威胁，浦东一批初具近代意识及社会责任感的新型士绅从联合呼应到相互支持，于1905年成立了民间组织——浦东同乡会。在“吾浦左人不为自谋，谁为吾谋哉”思想指导下，同乡会汇聚了李平书、黄炎培、王一亭等一批爱国爱乡并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加上陈桂春、杜月笙等殷实实业家的鼎力相助，开始对近代浦东地区实施有组织的开发建设。他们创办医院、学校，修筑道路、桥梁、码头，支持银行、保险、海运等事业，创建电灯厂、自来水厂、救火会，领导禁烟，发展慈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浦东开发的第一代先驱。
1920年，浦东同乡会附设浦东医院（今东方医院）在浦东警局路229号（今东宁路）落成了，成为黄浦江东岸首家医院。初建时聘用医护人员6-7人，设床20张。虽然规模极小，设备简陋，却成为浦东地区贫苦民众的福音。对比同时期浦西各国洋教士创办的以“行医布道”为目的的西医院，中西医并存的浦东医院旨在泽被乡梓、救乡民于水火，因而收费低廉，对于“特贫病同乡订有免费或折减费规则”。
与浦西的医院相比，这些创建了浦东医院并出任院长的实业家们，为东方医院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痕迹。
首任院长陈桂春
民国《上海县志》上曾记载：“陈桂春，浦东烂泥渡（今陆家嘴）人，以驳运起家，精与外籍人通商。性慈善，于地方公益事业尽力资助。光复之际，地方警饷无着，几致哗变，桂春临时筹垫，得以无事。对教育事业热心并建警局路小学一所，年捐经费千余金，县长沈宝昌，嘉其好义，赠以‘见义勇为’额。”
这位乐善好施的老浦东人陈桂春，就是上海市东方医院（当时名为浦东医院）的创办人之一，并于1920年出任首任院长。
陈桂春，祖籍河南颍川（今登封一带），自幼在福建海边长大，祖上在闽、浙、苏一带以海上捕鱼和运货为生。有一年船驶过上海吴淞口时，因突遇风暴致使全家遭难，陈先后迁居宝山、高桥等地。因缘陈桂春性格勤奋、智慧、干练和讲信誉，受到洋人船主赏识，遂以驳运业起家，在此基础上，他兼营烧碳、木材等生意，渐渐成为上海滩上有名的企业家和财东。
1922年，陈桂春在浦东烂泥渡路（今天陆家嘴）修建宅院，三年后峻工，陈将其命名为“颍川小筑”。宅院呈长方形，由天井、花园、主楼、客厅、厢房、备弄等部分组成。外墙以青砖红砖相间，楼内餐厅、茶室、卫生间一应俱全，整幢建筑风格中西和谐统一相吻合。斗转星移，这座陈家老宅曾先后被日本宪兵、国民党警备厅及解放后的“七十二家房客”们占据，在1996年陆家嘴中心绿地市政动拆迁中，宅子在上海市副市长、浦东开发办主任赵启正的坚持下得以保留，修缮后作为陆家嘴开发陈列室和吴昌硕纪念馆向游人开放。2012年，陈桂春先生的后裔多次从世界各地飞赴浦东，寻根老宅，与现任东方医院领导追溯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并慷慨捐赠陈老院长生前宝贵的历史资料。
第二任院长王一亭
在东方医院的创业史上，值得一提的还有其第二任院长王一亭。王一亭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生于上海青浦。作为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颇负盛名的传奇人物，王一亭于1932年出任东方医院（浦东医院）院长，并先后参与策划、创办了上海孤儿院、中国救济妇孺总会、上海慈善团、上海游民习勤所、上复善堂等十多个上海最有影响的慈善组织。他本人集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书画家、中外文化交流使者、佛教大居士于一身，曾两次任上海总商会主席，作为同盟会会员，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参与者。
有一件事情颇能说明王一亭当时的社会地位：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夫妇来到上海，王一亭设家宴招待，作陪的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1879－1964）、前北京大学教授张君谋博士、浙江法政学校教务长应时博士及其夫人张淑和女儿应慧德，曹谷冰、张季鸾等社会名流。就在当天，爱因斯坦收到了三天前刚宣布的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在王一亭的家中，爱因斯坦观赏了金石书画，并在晚宴中致辞说：“今日得观多数中国名画，极为愉快，尤佩服者是王一亭君个人作品。”
王一亭自幼酷爱绘画，十二三岁时，画名已传遍周浦镇，被视为少年奇才。早年学画得徐小仓、任伯年等名师指点，晚与金石派大师吴昌硕亦师亦友。正是在王一亭的资助与大力推介下，1912年，年近70岁的吴昌硕离开苏州，正式定居上海，成为海上画派领袖。1920年，为筹备浦东医院开业，王一亭与誉望日隆的挚友吴昌硕先生，曾多次聚首浦东陈桂春先生府邸，联袂濡墨挥毫、义卖书画、募捐集资，筹得善款创建医院。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书画家的王一亭联络书画界义卖捐助东北抗日义勇军；1937年抗战爆发，年届七十的王一亭携家眷避地香港以拒日本人拉拢挟持。次年得知日军占领武汉三镇，他痛哭失声，因年迈奔波、心情抑郁而与世长辞。可以说，王一亭是上海这座大都市培育出的既有艺术天赋又有商业意识，既有创作能力又有经济头脑，既有审美追求又有社会责任的英才，也是东方医院的骄傲。
从1920年东方医院（浦东医院）的创始到三十年代在浦东同乡会的资助下蹒跚成长，是东方医院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它的幸存与成长堪称上海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葩，亦成为近代浦东的文化元点与历史见证人。东方医院的创始人并不是医生，而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民族实业家，他们虽生逢乱世，却责无旁贷地以建医院救民众为已任，展现出有志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他们国际化的开放视野、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感，深刻体现了时代精英们全球意识与民族认同的统一，成为东方医院95年历史发展的精神坐标。
（作者为东方医院第21任院长）
本文来源: 同济大学
24.12.2015 17:08
大兴调研担使命 数字赋能促发展 | 上海财经大学师生在山东省菏泽市单县开展千村调查
7月17日至7月23日，上海财经大学
大兴调研担使命 数字赋能促发展 | 上海财经大学师生在辽宁丹东宽甸开展千村调查
为探究数字技术在乡村应用情况，7月20日至26日，上海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