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沉痛悼念胡孟浩校长（1927-2015）
编者按：我们沉痛地通报大家，我们敬爱的老院长胡孟浩教授于今天下午走了，让我们祝愿先生走好、安息，感谢他为上外的发展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智慧。此刻，他离开我们远去，让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一起仰望，为他祈福祝安！
胡孟浩，男，1927年8月出生。1978年8月，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副院长。1981年，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常务副院长，1982年9月至1990年3月任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
他曾获世界俄语学会颁发的普希金奖章和奖状，是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主要发起人并担任首任会长。撰有《现代俄语中几种由复合句转化为简单句的句型》《俄语第二格名词用作修饰语的词序问题》《俄语无连接词复合句研究简史》《俄语句子的最小结构模式》等论文，著有《俄语无连接词复合句研究》《现代俄语句法研究》《外语教育与俄语句法研究文集》等著作、译著多部。
外国语大学有很多文章可做
口述：胡孟浩
时间：2013年3月15日
率先在外语类高校中创设复合型人才培养专业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我开始担任上海外国语学院（现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简称“上外”）副院长，上外开始恢复招生，头两年学校共招了六七百人，大部分是农村回来的知识青年，成绩也很不错，后来这些人有的留在学校，有的出国深造，有的进了国家部委。
1981年5月6日，我们尊敬的老院长、深孚众望的俄语教育家王季愚同志不幸逝世。同年11月，国务院任命我担任院长职务，我深感重任在肩，任重而道远，决心全力以赴，很好地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1983年9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后来正式列入1985年5月27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就任院长后的重大使命，是如何贯彻好党中央提出的开放、改革方针以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指导思想，选准我院的办学方向。
我们学校是解放初期建立的，一直到1981年底都是主要培养外国语言文学的专业人才，特别是外语教学师资和翻译人才。但是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同世界各国在外交、经济、贸易、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交往日益频繁，外语学院的毕业生不懂经济贸易、法律、新闻、对外文化宣传等业务；而懂这些业务的人员往往又没有掌握好外语，不能很好地适应“四化”建设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应该说这是一个矛盾。我们认为，今后不仅要办好语言文学专业，而且要根据党和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增设一些新专业，例如国际新闻、国际经济贸易、国际经济法律、外事管理、对外汉语等专业，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新型外语人才，使毕业生不仅具有外语交际能力，而且掌握以上某一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学校的实际情况之后认为，我院有条件陆续增设这些新专业，因为我院除了一些语言文学专业的师资之外，还有不少外语教师过去长期从事过外贸工作和外贸教学工作、司法工作和法学教学工作、国际新闻工作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他们不仅学有专长，而且实践经验也较为丰富。于是，我们下定决心，从1982年起逐步改造我院的专业结构，条件成熟一个，就增设一个新专业，使我院的毕业生更能适应20世纪80年代的需要，适合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我们的办学方向，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支持。
1982年初，中宣部给上外下达了一项任务：培养一批精通外语的新闻记者。1983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上外英语系增设国际新闻专业，从英语专业三年级的学生中招收新生30名，学习英语新闻采写、国际关系等课程。改革之所以从新闻专业开始，是因为当时英语专业有些老师曾从事过新闻工作。钱维藩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曾任英文《字林西报》的记者和编辑，有几十年的新闻工作经验，他不仅英文底子好，专业知识也很精通，我们便请他做国际新闻专业的主任。就这样，上外的第一个复合型专业——国际新闻专业诞生了。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上外又陆续增设了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法、国际会计、对外汉语、教育传播与技术等专业。
1984年，在上外建校35周年的校庆大会上，我作了题为《改革教育体制，培养新型外语人才》的报告，第一次提出“我们专业外语院校的毕业生不仅要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而且还要掌握有关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我们的总目标是：把单科性的专业外语学院逐步改办成多科性的应用文科类的外国语大学。”
1986年，国际新闻专业有了第一批毕业生，许多用人单位都争着要人，求大于供的十多倍。毕业生一到岗位上基本上能独立工作，普遍受到欢迎，这说明我们的办学方向选准了。我们要继续前进，把以培养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人才为主的外语学院逐步办成多科性的应用文科类的外国语大学。
为全面实现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我们在全校范围内增设选修课和讲座，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增强适应工作的能力。新增的课程涉及面很广，包括经济、文化、历史、法律、宗教、心理学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用外文讲授。著名导演谢晋、演员孙道临、《新民晚报》记者卢璐、美国登月宇航员Charles Duke等都曾应邀到上外给同学们做讲座。除了学校的课程和专业改革，我还注重与国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1988年，我赴牛津大学访问，与牛津大学校长会面，正式签订了校际交流协议，同时还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建立了联系，对方向上外捐赠了价值一万英镑的图书。这在当时的上海高校中是史无前例的，当时我们和牛津的关系非常密切，不断有来往项目，我们经常派教师到牛津大学去交流访学，那边也有教师到上外来。随后，上外又与世界上四五十所大学建立了联系，建立了广泛的校际交流之后，从英、美、德、日、俄等国家聘请的专家、教师也逐年增多。
1989年，胡孟浩在学校建校40周年庆祝大会主席台上
推动学科发展，让中国俄语教学走向世界
作为从苏联回来的首批学成归国人员，我们为了加强国内俄语界的合作交流，推动全国的俄语教学与研究，1981年春，会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等校的同志们着手筹建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1981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承蒙大家错爱，我被推选为会长。同时，老一辈的俄语学家姜椿芳、师哲、曹靖华、赵洵等同志应聘担任研究会的顾问。从此，冷落多年的全国俄语教学研究活动，得以恢复并逐渐活跃起来。
为了进一步推动外语院校的教育改革，加强校际合作交流，1984年我院张显崇同志和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王福祥教授、四川外语学院院长群懿教授、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桂诗春教授共同倡议组织一个民间组织性质的外语院校协作组，定期开会商讨大家关心的与外语院校教育改革有关的问题，交流信息，扩大联系。这一倡议得到全国12所外语院校领导的赞同。在教育部的支持下，1984年在我院召开了协作组的筹建会议。1986年4月，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召开了协作组的成立大会，会上着重讨论了师资培养以及管理体制改革等问题。大家认为很有收获，这样的会议今后应每隔一二年召开一次，长期协作下去。
1984年10月，我受教育部的委派，率领俄语教学代表团访苏，代表团成员有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付克同志，南京大学副校长余绍裔教授，黑龙江大学华劭教授，北京大学俄语系主任武兆令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主任蔡毅副教授。阔别了24年，我们终于又来到莫斯科，访问一些苏联高校和研究机构，受到苏联语言学界新老朋友的欢迎。我们会见了世界俄语学会（МАПРЯЛ，英文：MAPRYAL，原译为“国际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联合会”，下同）的秘书长科斯托马罗夫院士。在十分友好、坦率的交谈中，科斯托马罗夫教授代表世界俄语学会表示希望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能作为中国俄语教师的代表加入M A II PяЛ这一国际组织，我也表达了相同的愿望。1985年8月，该国际组织开会一致决定接纳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作为该组织的集体会员单位，并向我们发出邀请信，邀请我国俄语教师代表团出席1986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俄语学会年会。中国俄语教师同国际俄语教师恢复交往，得到了我国俄语教师的普遍欢迎。
在访苏期间，苏联同行希望我国能将苏联科学院《八〇年语法》全书译介给中国俄语教学界，我们接受了建议。这部巨著，共三百余万字，翻译工程浩大，我院会同北外、黑大、北大等兄弟院校的俄语教授们，经过二年多的通力合作，终于在1986年年底将全书译成出版。这是我国俄语界为介绍苏联的俄语研究成果所作的一次巨大努力。
苏联科学院《八〇年语法》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做过苏联科学院《七〇年语法》的推介工作。打倒“四人帮”后，为了把十年动乱所损失的时间补回来，我们力图把俄语教学和科研恢复到“文革”之前的水平。然而，那时候我们掌握的图书资料少得可怜，1968年至1972年，我们几乎未曾从苏联进口过任何书刊，造成了图书资料的一个空白点。1972年以后才进了一些苏联书刊，但数量少得可怜。打倒“四人帮”后，我想起了早些时候进口的苏联科学院《七○年语法》，我认为这部书与传统使用的语法书相比，颇有独到之处，尤其在简单句体系方面有很大的变动，值得译介给大家学习和研究。当时要出版此书的译本是很困难的。于是，我就和同事王德孝教授等人合作，再邀请国内一些颇有影响的俄语句法学家，一起从事苏联科学院七十年代语法的介绍工作，把写成的文章汇编成论文集加以出版，取名为《苏联当代俄语句法论文选》。
胡孟浩、王德孝编选的《苏联当代俄语句法论文选》
1984年12月，我被选为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1985年，我应聘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位评议组的成员。在此之前不久，该评议组同意我院作为全国第一个俄语博士点，于是，我作为导师，于1985年招收了三名俄语博士研究生。1986年，北外和黑大也被批准为俄语博士点。1987年，国家教委批准上外俄语语言文学专业为重点学科。1988年，世界俄语学会颁予我普希金奖章和奖状，这象征着俄语教学的最高荣誉。
外国语大学大有文章可做，坚持走多学科并行发展道路
出于多种原因，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培养的俄语人才不多，高级的俄语人才更少，而后有成批俄语教师退休，俄语人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随着高校俄语专业招生人数的增加，俄语硕士点博士点的增设，我国俄语界必将后继有人，人才辈出。现在，中国已有120多所高等院校开设俄语专业，50多所高校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全国俄语专业学生总数超过2.5万人，俄语教育已进入健康快速发展期。作为在俄语教学界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一名老兵，我对俄语教学怀有深厚的感情，非常高兴看到这一兴旺景象。
1991年，胡孟浩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
现在回想起来，在进行大刀阔斧改革时，也遇到过很多困难和阻碍，但早年的留学经历造就了我敢作敢当、坚持到底的性格。 人要排除一些私心杂念，如果这个事情是对国家、对集体有利的，我们就敢于坚持。我想人们总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老是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虽然退休多年，但我还经常在思考外国语大学将来的发展方向。美国没有“外国语大学”，西欧国家也没有“外国语大学”，俄罗斯有，中国有，日本和韩国有。 在中国，外国语大学在改革开放初期承担的使命与现在所应当承担的使命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外国语大学”本身大有文章可做，年轻的一代需要研究一下，“外国语大学”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它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将来的发展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上应该有一些明确的认识，否则对我们的发展是有阻碍的。我认为外国语大学，有很大的舞台和发展空间，但是发展思路一定要明确，我们的事业需要年轻一代来继承和发扬光大，上外人应该把传播中国文化作为己任，让全世界受益，我们应该为全世界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