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探试管婴儿家庭:像演谍战片 有人没成功大哭
本报记者 王潇
人山人海的生殖医学中心，扎着低矮发辫、脸上有一点雀斑的兰芳（化名）穿着驼色大衣，坐在一群年轻女子中等待着。
根据她提供的位置和特征描述，我一眼猜到是她，但还是试探着向她发出暗号：“金医生！”
她立刻心领神会，朝我笑笑，起身走来。
暗号的使用，是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金丽教我的，这是她多年与试管家庭打交道养成的习惯。绝对保护隐私，到了像是演谍战片的地步——随访时不穿白大褂、不去家中、不叫姓名，约定地点报暗号，然后进宾馆查看孩子和母亲健康状况。
中国的试管婴儿技术从1988年起步。据卫计委2016年3月的数据，全国目前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共432所，每年完成70万例治疗。在国际上，试管婴儿早已不稀奇。而在国内，不孕症的高发现状至今尚未得到正确认知，不少人依然存在偏见，把不孕症简单归结为女人的问题，甚至对不孕家庭采用的试管婴儿技术产生歧视，认为那是“试管里长大的孩子”。
到今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周年。对于那些想生却难生的家庭，试管婴儿成为最后一搏。而如影随形的偏见，加重了原有的焦虑。
在2016年11月26日国内第一次以心理干预为主题的试管婴儿学术会议上，北京316医院教授孔燕分享了一组实验数据结果：“试管婴儿过程中，40例患者未经心理干预，妊娠6例，成功率15%；51例患者经过心理干预，妊娠18例，成功率35.3%。”经过心理干预，成功孕育率显著增长。
采访中，即使在没有熟人的餐厅里，一旦提到关于试管婴儿的字眼，兰芳会下意识放低声音。
对她的群体来说，这是隐秘话题；但在宏观层面，不孕人数增加、新生儿出生率下降、生殖健康认识缺失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
误解
“大概很多人都以为试管婴儿是在试管里长大的”
45岁的兰芳想生第二个孩子。
她内敛和善，讲话带一点方言，来自广东渔村，家里以养殖海参为业。
这些特征里，唯独年龄是医生们关注的——高龄备孕者在多数医院都“不受欢迎”，因为会拉低医院在辅助生育技术上的成功率。因此，备孕4年，除了一次循着电视广告找去的民营医院说腹腔镜手术就可怀上，检查、治疗花了10万元后无效，她还被6家大大小小的医院拒绝过，并尝试过2次试管婴儿，均以失败告终。2016年来到上海国妇婴，她说这是最后一次尝试。
国妇婴院长、辅助生殖科教授黄荷凤接待了她。据黄荷凤的观察，高龄夫妇在选择做试管婴儿群体中的比例正在上升，已上升至30%-40%。这些人群付出的要比年轻夫妇更多，但成功机率却更低。
在尝试试管婴儿之前，兰芳对这个名词是抵触的。她只想尽一切努力自然怀孕：吃野生的麂子胎盘，抄一切别人说有效的偏方，拜过无数次佛堂……在朋友多次建议下，她去医院听试管婴儿的讲座。
医生开门见山——“大概很多人都以为试管婴儿是在试管里长大的小孩，其实不是。这是一项技术，从妈妈的卵巢内取出几个卵子，在实验室里让它们与爸爸的精子结合，形成胚胎，然后转移胚胎到妈妈的子宫内，使胚胎在妈妈的子宫内着床，妊娠，之后和正常的怀孕过程一样。”
讲座现场，兰芳看到不少人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
她回家和婆婆说“试管婴儿”，婆婆第一反应也是反对，听了兰芳的解释后还是半信半疑。
兰芳说久病成医，几年的就诊后已经了解，不孕的夫妇中约有40%的原因来自男方，另外40%的原因来自女方，还有20%原因复杂，也可能是压力、环境的因素。
但旁观者似乎并不在乎科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在尝试之初，就有闲言碎语传到耳边；她也曾遇到隐瞒亲朋好友来治疗的夫妻、因丈夫畏惧压力而只身前来的女性，还有因男方家人接受不了而被迫离婚的试管妈妈。
目前兰芳在求子路上花费了20多万元。“其实做一次试管婴儿的费用在3万元左右，只是开始我没找到正确方向。”兰芳后悔没早点接受科普。
庞大
每7对夫妇中约有1对夫妇存在生殖障碍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孩子？不止一人问过兰芳。兰芳说，二孩有政策了嘛，想再生一个。
直到2013年，兰芳一家的日子都算有奔头的。儿子刚成年，即将步入大学。
但一起车祸断送了这个家庭最年轻的希望。
“儿子懂事、有礼貌，个子高，很帅气。”兰芳红了眼眶，提起已经失去的那个孩子。“他总为别人着想。爷爷重病，他怕爷爷孤单，每次回家都要绕路先去爷爷家，为爷爷点一根烟，聊几句，再回家。”
决定备孕第二个孩子之后，希望逐渐取代悲伤。那时，兰芳41岁。
等到她决定做试管婴儿，尤其听说一个周期就要3个月时，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连续3天早起却都没挂上号后，一向矜持的兰芳直接冲进医生诊室，对着据说试管成功率最高的医生大喊：“我要做试管，我要做试管……给我看看吧！”
护士把她拉出诊室，指着黑压压的候诊人群教育她，都是做试管的，凭啥你要插队。
也是那时，兰芳第一次注意到，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怀不上孩子。去哪一家医院都是。挂号排队、血检排队、B超排队、领报告排队……尤其，在全国二孩政策放开之后，人更多了。《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一篇文章显示：1980年-2012年间，国内初婚妇女的不孕率已攀升至12.5%。而据世界卫生组织评估，每7对夫妇中约有1对夫妇存在生殖障碍。
兰芳经朋友介绍，入住医院旁一家试管妈妈旅馆。那家旅馆住着来自全国各地求子的姐妹。有人因年轻时一次流产造成了不孕；有人因宫外孕导致不孕；有人查下来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是不怀孕；有人在选择试管前动了多次治疗手术，宫腔镜、腹腔镜，吃了很多偏方但依然无效，“最贵的偏方是6200（元），那80多岁的老头说包怀，不怀就退钱。一年没怀去找他，人已经死了”。
旅馆老板也是试管婴儿母亲，她会做有营养的伙食，还为入住的姐妹们建了微信群“好孕团”——“好孕”，是这个群体最有默契的祝福语。
兰芳很快和一位同室姐妹熟络起来。对方刚做完胚胎移植，不便举手晒衣服，她抢过去帮忙晾。
求子群体环境里呆久了，几句话就能生出感情，大家都是同命相怜，兰芳说。
而让她最焦虑的是，在几个类似的病友群中，她都是年龄最大的，她要与时间赛跑。
她有次在一家医院做宫腔镜检查，听到一位女子和医生吵起来。医生说，检查必须是经期一周内做，但女患者过了一天，就要她下个月再检查。
女子央求医生：“一等就是一个月，就帮我检查了吧！”
医生说：“生孩子是一个月的事吗？”
女子就哭了：“我等不起了，我今年3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