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如何走上新路的

　　在解放前的上海，被迫以舞女为业的女性一般都有悲惨的生活经历。为了养家糊口，有的舞女当过丫环，有的还种过田，但是菲薄的收入无法维持全家生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沦为舞女。

　　舞女的收入以舞票计算，每伴舞一曲就由舞客付以一定数额的舞票。舞女所得舞票必须向舞女大班(舞女的领班)分成上缴，一般上缴七成，本人只得三成，再由舞女大班将全部舞女上缴的舞票分成上缴给舞厅老板。有些舞女不甘屈辱，她们渴望有个正当职业，脱离伴舞生涯，于是晚上伴舞，白天进职业补习学校学会计、打字，或请人补习语文、算术和英文。这些舞女一般不愿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而是以淡施脂粉、雅致脱俗的形象出入于舞厅，当时被称为“学生派”舞女。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成为四面受日军包围的“孤岛”，舞厅畸形繁荣，夜夜爆满。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中路)浦东大楼512室(后迁至中华中小学内)内有一所东旦女校，这是在许广平和钟民协助下专为舞女开办的学校。舞女们在这里免费学习国文和算术，同时接受政治上的启蒙教育，其中涌现出一些积极分子，如卫学书、杨敏诗、管敏莉等，她们后来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在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的领导下，舞女们以现身说法的形式公演了于伶编写并导演的话剧《花溅泪》，并到各难民收容所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赔钱货》等。她们还发动全市舞女开展“一朵花”的劝募活动，即向每个舞客献上一朵花，请其捐款捐物。中国共产党及时派蒋瑛、梅继范帮助她们成立了上海舞业妇女联谊会，向全市舞厅广泛吸收会员，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46年，当局颁布“禁舞令”，上海宣布将实行分批抽签禁舞的办法。濒临失业的上海舞女，自发地召开舞女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性的舞女联谊会，选出干事和委员，会址在新世界商场楼上。舞女联谊会成立后，派代表分头提出必须先解决舞女的转业问题，然后才能禁舞的要求。舞女们的行动得到新闻界的广泛同情，各报纷纷报道，以扩大声势。舞女联谊会还迅速办起“转业学习班”，下设缝纫、烹饪、打字、簿记、刺绣等专业，共有500余名舞女报名参加，以实际行动向全社会表明其渴望转业的心情。

　　当时，百乐门等14家舞厅中签，将被勒令停业。全市舞女、舞业职工及家属6000余人聚集在社会局前广场上，大声呼喊：“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转业!”“反对抽签禁舞!”“团结起来，有饭大家吃!”。经过斗争，市政府被迫准许舞厅照常营业。

　　舞潮案取得了胜利，但得利者却是舞厅老板和舞女大班们，舞女们仍然过着受剥削、受侮辱的生活。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为这批苦海中的姊妹创造了各种条件，作出了妥善安排，舞女们开始走上了自力更生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