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式”二胎呼唤家庭伦理重构

　　最近有两则引发热议的媒体报道，一则，一位13岁的小女孩以自杀相威胁，逼迫其母亲放弃生育二胎；另一则，父母在生育二胎前写下《保证书》，承诺“永远第一喜欢大宝”，才得到八岁半女儿“可以”的批准。从媒体上相关的评议来看，类似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从百年前封建家长的说一不二，到百年后小女孩逼迫母亲堕胎，中国普通家庭的性质、成员关系和伦理观念经历了巨大嬗变。诸多纷繁复杂的变迁之中，其实蕴含着一条相对明朗的线索，那就是家庭重心不断向后辈转移，从祖辈转移到父辈，再从父辈转移到子辈。

　　传统社会的家庭内部，辈分跟地位是高度对应的。一般来说，辈分最高的人在家庭成员中最有地位、最享权威。到了宗法制度瓦解、市场经济确立的现代社会，家庭重心不再单纯由辈分决定，而受到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重要影响，祖辈就渐渐退居二线。在家庭结构演化的漫长历史中，普遍的独生子女一代具有特殊性。由于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独生子女很容易成为家庭情感聚焦的焦点，其成长、教育、就业、婚恋成为家庭内部的核心事务，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家庭的重心所在。至此，“向后(长辈)看”的传统家庭，演变成为“向前(晚辈)看”的现代家庭。

　　正是由于家庭重心完成上述转移，未成年子女才获得重要的话语权，其个人意见甚至可以决定父母能否生育二胎。当人们感喟于这种荒唐事件时候，不应忽略的事实是，演化中的每一种家庭形态，其实都伴随着不健康的家庭伦理，表现出各种荒唐的表象。具体而言，在传统社会里，家庭内部的平等、尊重毫无可能，家长的专制冷酷酿成许多人伦悲剧。揭露家庭内部的黑暗、反抗家长专制，一度是文学艺术乐此不疲的创作母题。在父母一代拥有主导权的现代家庭，祖辈家长专制的传统问题迎刃而解，但养老、尊老、孝老问题又大规模浮出水面。当独生子女一代成为家庭焦点之后，一些独生子女的自私、骄纵甚至飞扬跋扈引起许多人的关注，甚至成为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

　　可见，虽然家庭结构在改变，家庭重心在转移，但家庭伦理问题始终没有消除，而是改头换面，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表象背后，有着普遍、深刻的伦理根源。家庭成员之间往往都不缺乏情感爱意，但家庭内部很少培育独立性，不注意完善家庭成员的独立人格。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独立主体之间，基于平等基础之上形成的互相尊重、互相关爱的关系，而更多是从核心成员到边缘成员之间，从支配到屈从的关系。家庭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暧昧不明，强势成员往往可以滥用权利，弱势成员则要履行过度义务。如果这些核心伦理关系不改变，不管家庭结构如何改变，家庭重心如何转移，都很难避免这样那样的家庭伦理问题。

　　老年群体面临的养老、尊老、孝老和空巢问题，中年群体面临的感情和家庭稳定问题，适婚年龄群体面临的婚恋择偶问题，以及最近浮出水面的独生子女和生育二胎之间的矛盾问题，构成现代家庭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也是社会舆论持续关注的热门话题。由此可见，并非有了血缘关系、有了亲属情感，家庭关系就能天然地健康和谐。相反，如果家庭伦理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完成现代化的重建，那么它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就可能难以经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