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一带一路”，输出“上海经验” 专家指出：作出多大贡献，直接决定上海未来建设成为全球城市的规格和能级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整体规划浮出水面，被重点圈定的18个省（市、区）目前正加紧编制、出台各自的任务清单。上海，如何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大合唱、发出自己的好声音？
　　“上海可以为‘一带一路’作多大的贡献，这将直接决定上海未来建设成为全球城市的规格和能级。”本月初在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上海必须对目前的“两个扇面”格局有清醒的认识：一个“扇面”是继续“面向太平洋”，扩大开放；另一个“扇面”是面向亚非欧。就第二个“扇面”来看，上海在地理位置上从最前沿变成了“后座”，但排头兵的角色依然不改。
                                                                                  “鱼骨型”时代来临，上海要有“重心向内”意识
　　3月28日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顶层设计圈定18个省（市、区），其中，新疆被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福建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具有“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的上海则被至少三次“点名”：加快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加强上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国际枢纽机场功能。
　　按照专家的看法，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未来30年，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形态会出现一个较大转变。这个转变主要表现为：从过去率先发展沿海经济的“1字形”时代，到沿海与沿江并重的“T字形”时代，再逐步过渡到随“一路一带”而生、城市相互联通而形成的“鱼骨型”时代。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认为，上海必须要把“鱼骨型”的城市空间形态纳入宏观决策考虑，无论是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还是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实现这些目标，上海不能“就事论事”，必须要有国际视野。这首先要求上海“在战略层面对前30年和后30年的发展关系有一个全盘梳理”。
　　学者们认为，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上海过去30多年来在引进先进技术、推进产能升级、打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高层次人才等方面积淀了丰富的经验；今后30年，上海的排头兵角色将同时在“两个扇面”上有所表现——除了继续“面向太平洋”，还必须有“重心向内”的意识，向我国中西部地区以及中亚、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二、第三世界国家输出“前30年”的经验。
                                                                                              服务国家战略，上海要发挥全球城市影响力
　　上海的愿景是成为全球城市，而全球城市有等级之分、功能之别。有专家举例说，要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具体服务和影响，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帝国”也称得上具有全球影响力。但上海定位的“全球城市”，显然不同于义乌，也不同于伦敦、纽约。
　　“伦敦、纽约等全球城市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输出要素，而上海则不同，一方面要继续引进、吸引各类要素，一方面要同时输出要素，辐射长三角地区以及全国更多的省市。”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党委书记彭震伟说。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一带一路”的影响，同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林善浪认为，上海完全可以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力争成为对外投资的融资中心，即“走出去”的企业可以在上海融到资，再到海外去。在融资、专业人才培养培训等方面，上海可以提供服务和支撑作用。
　　按照国家整体规划，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是港口城市、陆上丝绸之路重点是高铁城市，国务院对长江经济带的规划，基本锁定的是大河城市。诸大建说，纵观这“两带一路”三种不同的城市类型，在上海均有具体的体现。比如，与高铁经济圈相通的虹桥枢纽、洋山深水港以及崇明生态岛等。而在今后“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上海在深水港建设促进港口城市联动、高铁建设与高铁城市联动、作为长江口的口岸城市与内陆城市的联动等方面，都可以和更多的兄弟省市分享这些成功的经验。
                                                                                                        贡献“上海智慧”，学界可以先行一步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包括铁路、公路、水运、港口等重大基建项目在内，有统计显示，今年全国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一带一路”基建投资项目总规模已达到1.04万亿元。“过去30年，我们专注于国内建设，确实有不少经验。但‘一带一路’的建设肯定会伴随着国际空间地理格局的变化。中国如何协调各方关系、在国际上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如何对各种风险作出科学评估、主动规避风险，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问题需要好好研究。”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陈小鸿说，她曾出任2010年上海世博会交通总规划师。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累了实践经验，但按照她的看法，有些经验还称不上“成熟”，恰恰需要进一步总结、提炼。
　　“我们很多企业走出国门、承接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一般来说，以‘点对点’做项目居多，很少有机会参与当地的规划。”陈小鸿说，反观30多年前中国打开国门，欧美等国家带着资金、技术刚刚进入时，往往强调从规划层面开始做起，参与区域的规划和决策，从而在制度上形成了影响力。“不能把‘一带一路’简单地理解为资本输出、项目输出、产能输出。设法评估一带一路建设可能遇到的来自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风险因素，争取对沿线国家和城市形成相关数据库，上海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贡献智慧。”

 

本文来源: 同济大学

13.04.2015  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