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央视原台长杨伟光因病逝世 曾拍板开播焦点访谈[图]
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消息，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因病于9月20日晚去世，享年79岁。
另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微博消息，杨伟光系当晚在协和医院去世。
人民日报官微称，他是中国电视产业最早的拓荒者之一。
1985年，杨伟光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至央视担任副台长，主管新闻；1991年，杨伟光被任命为央视台长。这之后，他带领央视走上了电视改革的破冰之旅，直至1999年卸任台长职务。
这一段破冰之旅，足以让他在中国的电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初出茅庐
在央视的光芒，几乎掩盖了一位年轻人曾经的成长经历。回头来看，杨伟光一步步努力，对新闻的理念更是在学习和实践中一点点累积而来。
1935年出生的杨伟光是广东梅州客家人。
有“世界客都”之称的广东省梅州市，是著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洪秀全、黄遵宪、丘逢甲、张弼士、李光耀、叶剑英、曾宪梓、田家炳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出生和生活。
杨伟光是穷人家长大的孩子，靠政府助学金读到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那一年北大新闻专业在全国只招收28名学生，杨伟光就是其中之一。
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1年，杨伟光人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从此投身新闻行业。
“那时候我是穷学生，没有收音机，对广播一点都不了解，我就把所有关于广播的书、刊都拿来自学。”杨伟光后来回忆说。
在央广的24年里，杨伟光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变身业务骨干，由一名普通编辑、记者成长为部主任、副台长。
1982年，杨伟光出任央广副台长，提出“全台共同办好新闻部”。
当时，央广主要是转发报社、通讯社的新闻，独家新闻、重大新闻很少。杨伟光和他的同事们在此后的几年中，“炒”了新闻界一系列重大新闻，其中包括《天津静海县大邱庄坚持改革集体致富》。
当年，央广为这组大邱庄的连续报道还吃过“状子”。
那是1984年夏天。在几篇关于大邱庄的消息稿发出后，杨伟光意犹未尽，于是和台长杨兆麟一行8人直奔大邱庄做实地调查，写了5篇报道，掀起大邱庄宣传的小高潮。
杨伟光与记者康平合写的通讯《农村改革的带头人——禹作敏》播出后，天津市有关单位写信到中宣部，举报杨伟光等8人在大邱庄大吃大喝、报道失实。
“其实我连喝酒都不会喝。”杨伟光说。结果央广不诉而胜。
一纸调令
1985年7月，正当杨伟光专心致力广播新闻改革时，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要其调任央视副台长，主管电视新闻。
如果没有1985年春晚的“失误”，杨伟光可能不会接到这份调令。
那一年，央视把春晚舞台搬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从小舞台到大场馆，当时的直播能力却没有跟上，这一创新初衷遭到了观众的批评。
据说央视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批评信，当年3月2日央视在《新闻联播》里专门向全国观众道歉，表示：“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原广播电视部的领导把这届春晚的失败归因为把关不严，决定从电台“空降”一位副台长去央视。
之所以选中杨伟光，有报道称，是因为他的文章《广播会被电视冲垮吗？》引起了原广电部部长吴冷西的称赞。
这篇文章是杨伟光研究广播、电视后写的，文章的主题是：只要注意发挥广播的特点，广播的优势地位仍可保持。文章发在内部刊物《编播业务》上。
接到命令的杨伟光意外之余，心情也有些复杂。
当年，电台的境况好过电视台，处在辉煌期的央广可以说是中国新闻传播界第一大媒介。他作为副台长，管了大半个摊子，包括新闻部、记者部、工业部、农业部、军事部、民族部、研究室和广告部等许多部门。
在堵了时任广电部部长艾知生的门却被告知“已经定了”之后，他辞别电台同事做了央视的副台长。
“来CCTV的头两个月，我一句话没说。”杨伟光埋头调查两个月。
当时中央电视台只有两套节目，播出的新闻平均每天才28条，《新闻联播》半个小时播出的新闻在15条左右，信息量小，新闻价值不高，且“新闻不新”，时效性总是落在广播和报纸的后边。
为了改变当时电视新闻时效慢、报道面窄、信息量少的局面，杨伟光提出抓三个字：快、短、多。
快就是北京晚六时前的重要活动，力争当晚七时的《新闻联播》就播出；各地白天重要活动力争当天播出。
短就是以短为主，搞简讯，几十秒一条新闻，一句话一条新闻。
多就是汇天下之精华，增加信息量。
此外，他还提出要改变新闻结构，减少会议、外事和生产新闻，增加经济、社会和科、教、文、卫、体方面的新闻，提高可视性。
“杨伟光把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路子搬到CCTV去了！”央视的编辑记者们纷纷议论。
杨伟光还展开了与老东家央广之间的比拼。
1987年，广东全运会尚未开幕，杨伟光和同事得知央广把演播室搬到广东去的消息。他们赶紧商量应对之策，最终决定以打字幕新闻的方式保持信息发布的领先。
全运会比赛的结果，一般两三分钟即可传到北京CCTV播出机房，5分钟左右就可以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效大大超过了央广。
央广老播音员张之只好无奈地吐槽说，“你们这字幕新闻没辙了！”
新的尝试
在解决了新闻的时效性和信息量的问题后，杨伟光将注意力集中到转变电视新闻传播观念上。
杨伟光和同事们接下来在新闻节目中做了一系列新的尝试，创造了多个第一次：
第一次在《新闻联播》里打破常规，把国际新闻作为头条播出：《美国挑战者号爆炸》的新闻放在了《新闻联播》的头条，播了6分钟。
第一次播放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制定“破产法”实况，用电视纪实的方式报道人大常委会议，打破了神秘感，反映我国民主生活的进展。
第一次实况录播中外记者招待会，第一次运用滚动字幕播出……
1987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宣部召开宣传单位负责人会议布置报道工作。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在会上点了中央电视台的名，问今年报道记者招待会有什么新路数。
杨伟光意识到，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记者提的问题，最能反映“国内思想动态和海外舆论对我时局、政策方面的种种曲解和疑虑”，而领导人的答记者问，最能消除“曲解和疑虑”。
“如果把中外记者招待会实况的录像播出去，直接同观众见面，是一种最好的报道方式。”杨伟光说。
出乎他的意料，录像播出的方案连过几关，得到同意。
为了稳妥起见，时任广电部副部长马庆雄和他还组织了一个顾问组，请老同志当顾问，帮助在政策上把关。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中国政府通过电视向全国转播了数次记者招待会，报道了记者向国家高级官员提问的种种情况，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
在上世纪80年代，每一点小小的改进，都可能意味着观念上极大的变革。1987年的那次电视转播，对于中国电视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新闻立台
在央广和央视任职副台长期间的经验，为杨伟光真正掌舵央视后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1991年12月18日下午，杨伟光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不管做什么，马上到台长办公室来。”
他急忙赶到台长办公室，只见艾知生笑吟吟地拿出一个文件，向杨伟光宣布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杨伟光同志为中央电视台台长……”
担任央视台长后，杨伟光提出要把中央电视台建成“世界一流大台”的口号。他最重要的理念便是“新闻立台”。
“为什么要提出新闻立台呢？以前电视台被当成娱乐工具，主要就是放电影，转播舞台剧、话剧，放些新闻也是新闻简报，没有时效性。我到电视台以后有了新闻改革的思路，但是(20世纪)80年代还不具备这种条件，不适宜搞批评。到90年代，中央领导提出要抓一些热点问题，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就试着做，新闻单位应该敢于碰这些问题。”杨伟光后来回忆。
1993年，《东方时空》应运而生。
由现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牵头，7个颇有创新意识的年轻人组成了新闻改革策划班子，他们很快就拿出了一个策划方案。
这是一份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新闻栏目方案，栏目时间有60分钟，前20分钟是新闻，后40分钟分成四个板块，即《东方之子》《生活空间》《金曲榜》《焦点时刻》，栏目的名称拟叫“新太阳”，还有几个备选名称。
杨伟光看到这份策划案非常高兴，同大家对每个栏目的内容、定位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最后议到名称时他说：“栏目的名称不能叫‘新太阳’，容易引起歧义，去想几个新题目来，再从中选择。”
过了几天，这些年轻人又拿出20多个新名称供他参考。当杨伟光看见“东方时空”这几个字的时候，眼前一亮。
“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正好符合这个名称的‘东方’；‘时’就是时间,有一种历史感；‘空’则是无限的空间，有气势。”杨伟光回忆。
他毫不犹豫地在“东方时空”上画了个圈，于是《东方时空》就这样诞生了。
《东方时空》一经推出，立即引领了电视新闻改革的潮流。以此为发端，《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栏目相继问世。
杨伟光承认，这样的尝试开始时非常小心。
“1993年开办《东方时空》，里面的《焦点时刻》就是讲批评。刚开始做这个节目我就要放在垃圾时间，批评内容很难把握，我不希望很多人看，但是要做。”
那时，杨伟光每天早晨起来要先看《东方时空》，看完以后去上班。
“结果没想到，《东方时空》一出来大家7点也都看了，因为它的内容摆在那儿。一年以后把抓热点的节目从早上7点放在《新闻联播》的后面，就是《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创造了中国电视新闻的奇迹，收视率一度达到35%。
创办之初的《焦点访谈》聚焦社会热点、揭露时弊，很快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
曾有报道戏言：“当时中央电视台门前，两个队伍最长，一个是地方官员的说情队伍，一个是找中央电视台反映问题的老百姓队伍。”
在中国电视史上，《焦点访谈》是领导视察、批示最多的栏目。
1998年10月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与《焦点访谈》工作人员座谈，原本计划一个半小时，结果一谈就是三个多小时。
朱镕基调侃说：“自《焦点访谈》开播以来，尽管我不是最热心的观众，也是很热心的观众，对这个栏目我一直积极支持，热心宣传，你们没给我推销费，我完全是义务的。”
朱镕基为《焦点访谈》题写了力透纸背的16个大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他说这是他前一天晚上想了很久才定下来的词句。
“山东有一个法院院长，又喝了点酒，记者去采访时，他就说，‘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我怕谁，谁都不怕！’下面人把我们的采访车给放了气。结果记者回来以后，就跟我反映这个问题，问能不能播出。我就问，是真的么？记者说，是真的。我说真的就可以播，后来就播出了。当时山东正在开人代会，人大代表说把我们山东人面子丢光了，弄得很紧张，三天就把这个领导撤职了。”杨伟光回忆。
一片叫好声中，杨伟光和同事们却压力重重。
《焦点访谈》在黄金时间播出，风险更大了，怎么把握？
“当时，我们定了几条原则：第一，焦点访谈一定要尊重事实，不能是假新闻，必须实事求是；第二，焦点访谈必须与人为善，你必须是为了改进工作，不能人家接待不好，你就故意加码，不能感情用事；第三，焦点访谈不能过分集中在一个地方，一个省连续搞几个焦点访谈节目，省长、书记压力会很大；第四，在中央开会的时候，省长、书记都在北京的时候，不要指名道姓的批评哪一个省，要不然这个省长、书记没法见人啊，人家就会问，你这个省怎么回事啊？”杨伟光曾在受访时介绍。
杨伟光认为，焦点访谈要坚持办，但只有做到这几条，才可以长期办下去。
“美国一家新闻媒体在中央电视台采访《焦点访谈》节目后，感到很吃惊，他们一直认为中国媒体只能谈政府官员好，不能批评，没有想到中央电视台有这样的舆论监督节目，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表现。”杨伟光说。
广告招投标
“现在一些人谈到央视时不无调侃，但他们当时积累起来的新闻评论部，即使是现在，也还是保持着相当的清誉，经受了许多的考验。”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姚欣保告诉记者。
“他对中央电视台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姚欣保说。
除了对新闻栏目的改革，杨伟光担任台长期间，央视的广告和电视剧也获得了极大的突破。
杨伟光刚刚接手央视时，央视广告费和其他收入只有2.7亿，到1997年，收入则突破了45个亿。
广告增长快，与解放思想有关系。
在《新闻联播》之后插播广告，现在看起来很平常，当年确是个“禁区”。
“1993年底，广告部主任找我，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栏目之间加广告的话，那就能拿大钱。”杨伟光回忆。
“因为过去天气预报跟《新闻联播》连在一起，政治性很强，因此一直不加广告。我说这样，先加30秒，6个5秒标版广告，听听反映再说。”杨伟光决定。
这样播了半年以后，广告加到了1分钟，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在此期间投放广告。杨伟光拍板，以招投标的方式，决定谁的广告上谁的不上。
“还是招标为好，招标在现场，大家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公平合理。所以广告收入一下增加，这就是1995年从10亿翻一番到达20亿的原因。”杨伟光说，“招标严格不严格，广告界和电视界议论纷纷，什么话都有，我说这些很正常，都是公开的。”
姚欣保还记得，杨伟光曾谈到，他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是四大名著的电视剧得以播出，能够用电视的形式传播中国古典名著。
打造精品电视剧，亦是杨伟光的重要决定。
杨伟光认为，只有抓质量、抓精品才能使电视剧生产良性循环，才能有长远的发展。
随后，央视出台的一系列措施，使一批优秀电视剧应运而生：《外来妹》《情满珠江》《北京人在纽约》《三国演义》《水浒传》《开国领袖毛泽东》《雍正王朝》等，在当时俘获了大量粉丝。
此外，一批高品质的纪录片、文献片《毛泽东》《邓小平》《香港沧桑》《改革开放20年》《望长城》等相继问世，特别是大型文献片《邓小平》于1997年1月1日开播，引起国内外的轰动。
告别央视
1999年2月，64岁的杨伟光从中央电视台台长的位置上退下来。
在杨伟光任台长的7年多时间里，央视频道数量由原来的3套增加到9套；节目播出时间由1992年全台平均每天播出37小时，增加到1997年全台平均每天播出150多个小时；国际频道通过卫星覆盖全球96%的地区；节目固定栏目由几个增加到306个；广告、经营收入达到50亿。
1998年3月，杨伟光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还兼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等多个职务。
2002年，杨伟光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新成立的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职务。
姚欣保记得，初见杨伟光，可能会觉得这人比较内敛，甚至是有点木讷的，不太张扬，完全不会将他与部级官员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在话题打开以后，他是能够侃侃而谈、愿意交心的人。”
杨伟光不仅对于电视新闻有自己的想法，对于新闻专业教育也有他的思考。
姚欣保告诉记者，杨伟光意识到，现在的新闻传播教学，太多的从理论到理论，许多学生进入媒体后根本不能工作，应当增加实务性课程。
在师资方面，杨伟光认为应该“一人一半“，偏理论的教师占一半，偏实务的教师占一半，真正能够让学生学会动手。
姚欣保说，杨伟光的很多理念，放到现在看也还是先进的，对大陆大学新闻传播教学的薄弱环节针对性很强。
杨伟光因此还牵线搭桥，为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提供固定的每年到央视实习的机会。
记者本人与杨伟光的唯一一次联系，还是在2012年。
当时，记者正于上海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任职。为了制作院庆专刊，曾十分忐忑地致电杨先生，邀其写下寄语。不想杨先生在电话里毫无架子，欣然同意，并很快用短信发来自己的寄语。
“期待师生们：立足中国，胸怀世界，培养出更多全国知名、影响世界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名制片。为交大争光！为祖国争光！”
曾有记者问杨伟光，事业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他将之归结于不断的学习，尤其是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哲学使我注意辨证思维，注意‘度’的把握，注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紧跟时代潮流，关键时刻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战胜困难。”
“在新闻改革过程中，把握好‘度’是成功的关键。古人说，‘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这两句话是至理名言，是我的座右铭。”杨伟光答道。
（本文参考自《杨伟光：破译电视辉煌的一个密码》《杨伟光：CCTV要覆盖全世界》《央视前台长杨伟光：春晚是一台讲政治的文艺盛宴》《白岩松：没有杨伟光就不会有我们这批主持人》《杨伟光：电视人生不停歇》《杨伟光的电视人生》《杨伟光，中国电视改革的里程碑》《杨伟光：演绎央视演义》《对话央视前掌门杨伟光：打造CCTV黄金时代》等。）
来源：人民网 2014.0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