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路的精彩
马路修筑于清光绪33年，以法国旅华耶稣会主教命名为，“姚主教路”（Route Mgr. Prosper Paris）；1943年，汪精卫接收上海租界之后，以广西天平改今名，“天平路”。“姚主教”何许人也？姚宗李（1846年9月1日—1931年5月13日），是一位法国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会士。
1900年4月6日，教宗良十三世任命姚宗李为江南代牧区主教。1921年8月8日，江南代牧区分为江苏和安徽2个代牧区，姚宗李继续在上海担任江苏代牧区主教。1922年5月1日，江苏代牧区再度改称南京代牧区，不过，姚宗李仍然驻扎在上海。
姚宗李主教为上海留下了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在1907年创办的广慈医院，就是现在瑞金医院的前身，当时位于金神父路上，亦即今天的瑞金二路。
还有就是佘山山顶上的教堂。
1925年5月，佘山山顶的希腊式大堂拆除，新建二类大堂。翻造扩建时，由当时的姚宗李主教祝圣基地，教区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叶肇昌神父，领衔设计并参与施工。
遗憾的是，1935年11月工程峻工时，姚主教已经病逝，由当时的主教惠济良主持开殿大礼弥撒。“有轨电车”不要小看天平路“小”，过去，这里还跑过有轨电车，而且这条线路还是法商第一条有轨电车。1908年5月6日，这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自十六铺始发，因轨道尚未完全铺就，暂时先开到善钟路（现在的常熟路）为止，后来才延伸到徐家汇。
当时的徐家汇还不闹猛，但从十六铺过来的2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就在姚主教路这里；可能是姚主教路过于狭窄，以致电车轨道铺设是单路的，才所以在这段路上，辟出一股进、出候车的岔道，地点就在今天平宾馆的对面马路。
关于天平路上的有轨电车，贺友直老先生曾在新民晚报上，刊登过一段回忆文字：
我是1938年到上海在亲姐夫厂里做工，这爿厂开设在姚主教路（今天平路）。这条马路朝南走到徐家汇，朝北走到霞飞路（今淮海路）。情景是这样的：在这处岔道口设有红绿灯，并派有扳道拉电线工，开往徐家汇的电车若遇红灯亮着，就停住等待，俟从徐家汇开来的电车，由扳道工扳上道轨、搭上电线，将其引入岔道，如此两列电车才可各自前行。
“古钱”收藏家天平路40号，老上海熟悉的“文艺医院”。
这里解放前是国民党上海市市长机要秘书的私人住宅，解放后，成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所在地。
1960年，周恩来总理来上海视察，文艺界人士表示求医难，周总理当即指示解决。1961年10月，市文管会搬出天平路40号，这里改成“文艺医院”。而这栋房子的真正主人是中国近代的古钱币大王、上海滩的房地产巨商张叔驯。
钱币学家马定祥，曾在1946年到张府上参观过他的全部藏品，据说，总数大约有三万枚，可谓洋洋大观，内中孤品、珍稀之品不胜枚举。“松社”
天平路上，曾经还有一处的私家园林——“松社”，当年的位置就在现在的135号附近，原为徽商王效山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建造的私产，“余村园”。
民国7年，梁启超、李烈钧等筹款购得“余村园”，并于11月4日正式成立“松社”，同时筹设“松坡图书馆”，以纪念刚刚病逝的蔡锷。
根据当年的记载：
”松社“园内绿荫夹道，花木纷披；东南角有高楼如大殿式大堂中，供着蔡松坡的牌位；楼上悬蔡锷戎装像，楼内设”松坡图书馆“。
民国12年1月，梁启超将“松社”和“松坡图书馆”一并迁到北京，原址出售给了“同昌纱厂”，后来又改作了印刷所。
“南模”天平路200号，上海著名的重点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其前身为“南洋公学外院”。
“外院”什么意思？
南洋公学，大家都知道，是现在交通大学的前身，由盛宣怀在上海创建；当年，为解决师资与生源，公学创建第二年，就先后设立师范院与外院，外院相当于小学。
“南洋”二字有了，那么，“模范”的称呼又从何而来呢？1899年，外院取消后，考虑到中院学生仍招收不足，校长何嗣焜便建议：
在公学内，“先办一高等小学以立模范，再于江苏南北设同等之小学8所，使内地渐开风气，而将来中院生即从此取才”。 这样，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堂便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农历二月初一正式开学。但是，到了1927年，情况又骤起变化。
北伐军进上海，国民党派员接管该校，要裁撤附属中、小学，但遭到学生家长群起反对，南洋公学同学会也联合向各方呼吁。经过交涉，最后取得协议，将大学原有附中，改为交通大学预科，让高小及初中脱离学校，改为私立，仍在附小原址办学。
在另起校名时，大家都钟爱“南洋”这个名称，考虑到当时上海已有南洋中学，有人便建议，或可在“南洋”后面加“模范”一词，于是，即易校名为，“私立南洋模范中小学”。
“姚主教路200号”的地址，是在1937年迁入的，当年的“红楼”还是私家花园住宅。1956年，南模改为公立，又将邻近的成义中学和沪新中学高中部并入，一度易名为，“上海市七十一中学”，一年后，即恢复“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的校名。
南模的历史上出了大量名人、学者和院士，其中，中科院院士王选先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老南模”：1941年，进入刚刚设立的南模幼儿园
1942年，五岁进入南模小学
1948年，保送南模初中
1951年，以免试保送的优异表现，回到阔别三年的天平路200号，进入南模高中学习，并在南模的“一代名师”赵宪初先生的影响下，迷上了数学领域。
“大同坊”这里要说的“大同坊”，并非如今位于黄浦区境内的弄堂，而是现在的天平路91弄。
这是一条典型的上海老式里弄洋房，民国20年（1931年）建，有楼房49幢。弄堂的房子不算是石窟门房子，但一幢幢连体的三层楼房子内，有前后天井，有典型的亭子间、客堂间。
关于大同坊，沈祖钧先生曾有一篇回忆，可以作证，当年这里亦是名人汇聚之所：
后来苏州沦陷，贝家拥有的名园狮子林被日寇侵占，全家四散逃难，她这一房由老母亲陈宜寿，拖带三女一子辗转逃来上海，在法租界姚主教路“大同坊”，租得一个三层楼面住下。因我家也住在姚主教路上的“茅馆”，相距咫尺，远亲顿时变成了近邻，分外亲切，因此而过往甚密，其时我还很小，妈妈常带我和妹妹去玩，叫一声“大同坊好婆”后一定有糖吃。
“大同坊”，因为背靠爱棠路，就是现在的余庆路，所以，它还有一个称呼“爱棠村”。提及这个名字，就会有老上海想起当年震惊上海滩的“顾顺章灭门案”。
中共特科在得知顾顺章叛变后，决定对顾的家属秘密处决
这些文字来自当年的报纸，现在说起来汗毛零零，但是，查30年代弄堂地形图，的确，应该称“姚主教路125弄，大同坊37号、33号。
即便余庆路初名爱棠路，但是，在33、37号沿街面一段，也是案发后十年才辟通筑路，与麦尼尼路（康平路）以南的爱棠路接上，通路后才把上述两处地名，改名字为余庆路102号和110号。“茅馆”“茅馆”在哪里？恐怕只有住在天平路上的老上海才能脱口而出——现在的天平路222弄。
这条弄堂始建于上世纪20年代初，对于它的历史以及称呼的来历，有一位住在此地多年的陆耀国先生，在本地媒体上曾发文，做过详细的回忆：当时小区地处法租界内，比较冷落的地段，地名被称作：“姚主教路茅馆230号甲”。
后来经过多次更替，最终茅馆的所在，被命名为如今的天平路222弄。为了记住这段历史，这里的居民们依旧亲切地称它为“茅馆”。
据回忆，“茅馆”的房屋设施，就当时来讲是很完备的。比如，卫浴设备都采用“美标”品牌，有制式管道煤气，有盘管锅炉可供热水，会客室还有壁炉。
“茅馆”如今的规模，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末，原浦东川沙丁家的大房东离开后，新房东程先生，在网球场空地上再建了两列共七栋三层楼房。
随后，入住“茅馆”的人群，以知识家庭居多，因为离交通大学很近，很多是留学回国的学者专家、交大教授：
2号住的是教育家徐任民教授，当时任职于国民政府教育部，后在华东化工学院教数学
3号的徐小麟先生，经营大声无线电唱片行，编印的“大戏考”对我国三十年代的戏曲和音乐具有史料价值
4号早先住的是留美物理学家、交大裘维裕教授，它是我国电机工程的元老，后住的是留美化学家孙侃
7号住的阎世华医生，是留学法国的医学及法学博士，曾任南京中央医院院长
8号住有著名音乐家及指挥家，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
14号住有我国医药界老前辈留德化学博士张辅忠教授，当时是五洲药厂厂长，后任华东药学院首任院长
15号的卢宗澄教授，是我国国际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拓者，后来任我国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
16号是留美经济学家胡继常家，辛亥先烈秋瑾的女儿，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家黄璨芝女士，在抗战时期，也带了她女儿王莹华在16号住过
17号是交大的李泰云教授所住，他是早年留美的我国机械制造业先驱
18号住的是留美学者钱国纽先生，他的大女儿钱圣婴女士，是中央交响乐团成立初期的钢琴演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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