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教授：纠缠于大屠杀遇难人数是日本制造的陷阱
原标题：还原真相，将历史刻在人心
知名历史学家张宪文的记忆里，始终有个上世纪80年代的夏天：日本文部省审查批准的历史教科书中，公然把“侵略中国”扭曲为“进入中国”，日本右翼分子还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制造的谎言”。这些谬论引起中央重视，南京随之召开一系列的座谈会。
作为从1960年就涉及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学者，张宪文也获邀参加。他记得，那时是夏天，从南京各个地方赶来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济济一堂。来的人说到激愤处，便撩起衣袖向众人展示伤疤：“这里是日本鬼子用刺刀戳的！”又一撩裤腿：“这里也是！”当时的幸存者总体规模有两三千人，而如今，幸存者的规模仅为100人左右。拯救记忆、还原真相成为越来越紧迫的命题。
在张宪文以及他的团队努力下，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取得丰厚进展：他主持编写了72卷、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为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奠定了铁证。在首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前，张宪文所在的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联合南京部分学者，根据《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编纂了三部五卷有关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公祭公众读本，使公众更了解南京大屠杀铁的事实。
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有何难点及争议点？怎样厘清历史真相？近日，张宪文在南京大学接受钱江晚报记者采访。
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铁证如山
记者：作为中国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史，如何做到客观公正？
张宪文：南京大屠杀时，我只有4岁。我老家在山东泰安，属于沦陷区，我爷爷还曾被日本人关进宪兵队拷打。但我常说，我们历史学者要做“冷血动物”，要冷静地看待历史，不能热血沸腾，一热血沸腾就麻烦了。
举个例子，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时，有两个明显对我们有利的数据，我们都弃之不用，一个是有记载说，日军在南京草鞋峡大屠杀，遇难者人数达到57418个，统计到了个位数，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数得清楚吗？还有一个，日本战犯太田寿男说，日军动用30辆卡车和800个士兵，从城内运了15万具尸体丢到长江里，但这也不符合常规，我们没有采纳。
记者：近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其中资料是如何收集的？
张宪文：我们团队在过去10年里跑了8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德国等，近110位老师参与史料的整理和翻译。最终，我们征集了近4000万字，这些材料都是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无法被抹杀。
我们这次推出的公祭读本，收录了大量侵华日军的日记，比如，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曾在日记中写道：日军“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他还在日记中记录：一日日军高级将领去师团视察，院中正好有十几个俘虏，他便让那位将领“试刀”，将领一下子砍掉两个人的头颅。
纠缠于遇难人数
是日本制造的陷阱
记者：日本在南京大屠杀人数上一直有争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宪文：2006年，日本外务省曾派人来访南京，当时来了两位女领事和我谈话。不久后，日本外务省网站上报道，根据现存材料，日军在南京对于非战争人员的杀害是事实。每年8月15日，日本一些极右分子会穿着军装走向街头，举着“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的牌子。但是日本政府的官员，近几年并不敢在公开场合否定南京大屠杀存在。
现在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遇难者人数的问题，当时外务省网站的报道里也说，“对于遇难人数的问题，外务省不予置评”。我一直强调，纠缠于遇难人数的问题，是日本制造的陷阱，不能因为数字模糊焦点。30万的遇难者，我们不可能一个个数得过来登记。我在日本时曾说，谈30万人数问题有三个前提，第一，是否承认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第二，是否承认这是极度残忍的？第三，是否承认杀害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是违反国际法的？如果承认这三条，那么人数问题是可以讨论，但这种讨论必须是学者之间的讨论。
记者：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收集工作取得哪些进展，存在哪些困难？
张宪文：为了研究，我去了日本15次以上。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遇难者伤亡达20多万，战后还不断有人因核辐射等后遗症去世，广岛做了很多调查工作，我在当地的纪念馆看到，他们有一面墙满满放着幸存者的回忆录。但我们早年并没有做这个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幸存者还能找到很多，但现在只剩一百多个幸存者。我们通过多种渠道，找到了16000个左右的名字，必须承认，这距30万的数据还有很远。
南京大屠杀
应纳入联合国公祭范围
记者：不管是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或者遇难者来说，国家公祭日都是一种告慰。你怎么看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
张宪文：我希望大家理解，南京大屠杀并不只是南京的地方性事件，南京百姓和军人在大屠杀中遇难，应该说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牺牲。日军这种残忍的暴行，是破坏世界和平、毁灭人类的行为。现在，公祭上升为国家层面，但我觉得还要从联合国的层面开展，将南京大屠杀与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等一起，列入公祭范围，进行全世界的祭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