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挪威家族的中国情和复旦缘 《北极光照耀桃花仑》在复旦大学发布
一百年前，在共同的扶危救困事业中相遇相识；一百年间，在践行同样理想信念的路途中相伴相知；一百年后，面对更广阔的未来，再次相约。这便是一个挪威家族与中国、与复旦，跨越了一个世纪的不解情缘。
2017年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创建90周年，5月26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照耀桃花仑——一个挪威家庭的中国情》（以下简称《北极光照耀桃花仑》）在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和北欧中心发布。本书由北欧政治家、北欧部长理事会秘书长、挪威前卫生部长、国家议会前副议长达芬·霍博腾（Dagfinn Høybråten）为中国读者撰写。结合家庭日记、回忆录以及相关档案资料，霍博腾在书中生动讲述了一个挪威家庭与中国、与复旦的世纪情缘。
当日，霍博腾出席发布会并发表以“信任与美好社会”为题的主旨演讲。他与本书译者、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刘春荣，上海医学院创始人颜福庆校长后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教授颜志渊，湖南省益阳中心医院院长曾跃红，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钱益民等共同讲述了本书的缘起和故事背后的故事。复旦大学副校长许征出席发布会并致辞。
与复旦结缘：一百年前扶危救困
霍博腾家族与复旦大学的缘分，开始于复旦大学老校长颜福庆和霍博腾的外曾祖父约根•爱德文•倪尔生。
1911年，为了帮助因动荡而受难的人们，在湖南红十字会组织的工作中，约根曾与颜福庆一起，安排床位、床垫、床单床罩和采购其他设备，并建立了湖南第一所红十字会医院。这所湖南红十字会医院，就是现在的湖南省人民医院。而在1927年，颜福庆先生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医科大学，即为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约根与颜福庆的相识并不是偶然。事实上，曾在挪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约根早已于1902年便到达中国湖南，开设诊所，救助病困，并由此成为将西医带入这个地区的第一人。
约根在到达中国后不久便向挪威方面提议，在资江边的桃花仑建立一所新的医院，并很快得到批准。而医院建立的经费来自于挪威各地普通民众的个人捐款，这正是今天的湖南省益阳中心医院的前身。
1906年11月14日，约根打开了益阳历史上第一家医院的大门，开始了接诊服务。医院有一间门诊室、六十张分布在至少九栋楼里的病床。条件相当简陋，起初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管道，水都要靠工人搬运到医院里来。医院初成立，只有一名医生，约根不得不亲自培训中国护士。医院开张的第一年里，6000名患者在门诊室接受了治疗，200名入住病房接受治疗。
除了改善医疗设施，约根还将工作重心投入到教育事业的发展上。他建立了若干所学校，包括一所初中，一所盲人学校，一所残障儿童学校和一所孤儿院。数以千计的益阳本地及周边地区的孩子们从那里获得了基础教育，其中包括不畏纳粹淫威、勇毅救助犹太人的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被誉为“东方辛德勒”的何凤山博士。无独有偶，颜福庆对于教育也有着高度的重视，尤其在预防医学方面贡献巨大，被誉为中国近代医学教育先驱。他曾在湖南的雅礼医院同外国友人合作，共同创办了雅礼医学专门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前身。
源于共同的济世救人的理想与乐善好施的品质，在人道主义、公共卫生和教育事业中，约根和颜福庆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的颜福庆是红十字会的主席，而约根则在红十字会负责财务等工作。霍博腾在写就《北极光照耀桃花仑》的过程中，也曾专门向复旦大学校史馆寻求协助，并获得了颜福庆与约根在湖南红十字会工作时的珍贵合照。故事代代相传，见证了霍博腾及其家族与中国、与复旦长达一个世纪的情缘。
与中国同行：为人类健康践行“分享”与“服务”
2004年元旦，挪威庸医方案的历史正式被终结，新的替代性诊疗法案获得新生。这意味着，在挪威，自1936年起实行的关于任何医护人员以外的人不得“为病人提供诊治”的禁令就此被解除。这为改革打开了一扇门：在重病的治疗方面，替代性治疗可以作为正统的西医疗法的补充。这也为中医疗法进入挪威提供了机会。时任挪威卫生大臣的霍博腾正是这一改变的重要促成者之一。
从外曾祖父的经历中，霍博腾收获了一份滋养他成长的家庭精神遗产，这份遗产启发着他在中国和挪威之间发展健康领域的合作。1999年，霍博腾以挪威卫生大臣身份首访湖南益阳中心医院，医院中现代西医和传统中医共存结合的治疗模式，给他的工作带来了更多启发。2002年，“挑战西方医学界傲慢姿态”的霍博腾，躺在北京一家针灸医院里，身上扎满了针。随访的挪威国家广播电视台（NRK）报道了这一画面，当时在挪威的医疗圈中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令霍博腾深感欣慰的是，如今，挪威的健康服务体系中有了越来越多高质量替代性医疗。2011年的数据显示，半数挪威医院提供某种形式的替代性疗法，其中，40家挪威医院提供针灸疗法。正如他的外曾祖父把西医带入中国那样，霍博腾把传统中医带入了挪威。
除了医疗方法的相互借鉴，霍博腾也见证了中国参与到其他领域国际医疗合作中。2015，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第二次慈善筹资会议上，中国前驻德大使马灿荣宣布，中国将首次加入GAVI的援助国行列。“中国，作为曾经的 GAVI催化基金的接受方，如今跻身为联盟合作伙伴的一员，并创造了疫苗免疫的奇迹。”霍博腾作为当时的GAVI董事会主席，也是这一幕的见证者，并为中国的这一突破而感动。
早在十年前，中国与GAVI之间就已开始有了关于引进乙肝疫苗的大量合作项目。自2002年至2006年，中国政府和 GAVI共同注资7 600万美元，合作将乙肝疫苗普及到中国最贫穷的地区。这个项目一直延续到2011年，并一直被作为成功的典范。在中国西部的绝大多数偏远地区，疫苗接种的覆盖率从64％上升至90%。6660万儿童得到了疫苗接种，90万肝病患者避免了潜在的生命危险。
不管是在地方、国家还是国际社会层面，不管是作为国家的卫生大臣还是全球健康或其他国际事务的领袖，在霍博腾实践“分享”与“服务”理想的征途中，他越来越多地体会到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广泛和中国对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的关怀。也得幸于此，霍博腾与中国的情缘在沟通与交流中日益深厚。
与未来相约：助力中国与北欧的互信与协作
中国同北欧国家的关系源远流长，霍博腾家族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情缘便是这交往史的缩影。尤其近些年来，合作不仅是在医疗卫生领域，学术与文化交流是其中的一抹亮色。今年4月4日至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他在芬兰《赫尔辛基时报》发表了《穿越历史的友谊》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北欧经济发达、创新活跃，中国和北欧国家有着良好双边关系和真诚合作意愿，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扩大。次区域合作是中欧关系有益补充，相信中国同北欧的密切联系将为促进欧洲繁荣和中欧关系发展作出贡献。”复旦大学依托人文社会科学平台，密切联系北欧的学术伙伴，在教育和科研的合作中促进双方互信，从而为中国与北欧的区域协作提供必要的支撑。
复旦大学北欧中心于1995年成立，由当时一批和复旦教授有合作关系的挪威、瑞典教授提出，得到了时任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的大力支持。时任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出席了中心成立仪式。中心成立之初仅14所成员大学。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目前中心共有24所北欧成员大学。奥斯陆大学等5所挪威主要高校自中心成立之始即是成员，并与复旦大学建立了广泛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包括多个学科领域的师生交流、联合课程、合作研究、联合培养等。
日前，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到访挪威，出席挪威商学院举办的“中国日”活动。一个月前到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并参加“挪威日”活动的挪威首相索尔贝格与许宁生再次见面。索尔贝格表示，挪威商学院以及其他挪威高校与复旦等中国高校的合作，将让更多学生受益，让社会受益，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挪威政府对此积极支持。
为了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结合新型高效智库建设，2013年4月，复旦大学充分利用与北欧国家高校长期深度合作的基础，通过复旦发展研究院，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共建“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中心设立在北欧亚洲研究院（NIAS），并得到了北欧部长理事会的大力支持。霍博腾先生不仅在中心的年度论坛上做主旨演讲，也应邀受聘为复旦发展研究院的国际顾问，为复旦的全球战略贡献智慧。在上海论坛2016年年会上，他还作了《北欧区域合作及其对亚洲的启示》的主题演讲，启发中国的区域合作以及互联互通倡议。而在今年上海论坛期间，他将出席复旦大学国际智库中心成立仪式，并作为复旦发展研究院国际顾问在仪式上致辞。
2016年11月，许宁生校长访问哥本哈根大学并续签了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的合作协议，为该中心的第二期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目前，各种主题性的中国-北欧研究网络正在构建中，新型的暑期研讨活动“东西方对话学院”合作也将于今年启动。
复旦大学通过与北欧国家的学术合作，创造了中国与北欧学者、学生的交流平台，也通过合作研究知识共同体建设，助力中国与北欧诸国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和更有效的合作。历史情缘将持续增殖，合作成果将精彩可期。
（部分内容摘自《北极光照耀桃花仑——一个挪威家庭的中国情》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