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聚焦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 培养高层次应用型翻译领军人才

来源: news.shisu.edu.cn

从国际传播的角度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的报告，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国际传播的战略需求，也为我国翻译事业和翻译人才培养指明了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发展方向。

2022年9月，翻译博士专业学位进入国家《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我国高层次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翻译博士专业学位建设应聚焦服务国家对翻译和战略传播的需求，制度性打造融合高校、行业、企业和政府多方力量的协同机制，创新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和路径，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高层次应用型翻译领军人才。如何培养能够更好服务国家国际传播需求的高层次应用型翻译领军人才，成为当前高校和翻译行业共同面临的新课题和共同承担的新责任。

一、新时代对翻译事业和翻译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翻译是传播，新时代中国翻译的重要任务是服务于国家的战略传播和战略发展，这与现阶段国家发展大局和战略需求密不可分。 古今中外翻译活动始终与人类社会发展共生，是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借鉴的必经之路，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项目之一”。翻译的目的和功能主要是通过“翻进”了解他者，借助“翻出”向他者说明自己，实现讲不同语言人员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交流。陈福康先生在他的《中国译学史》中把中华悠久的翻译史划分为古代、晚清民初、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四个阶段，并依此加以梳理，是学界较早系统构建我国译介历史的尝试。通观四个阶段，中国历史上有组织翻译活动的一个显著共同特点是，大多数时间里以“翻进”或“外译中”的单向翻译为主，例如古代的佛经翻译、晚清民初的科技与宗教翻译、民国时期对西方各类文化经典翻译以及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翻译等。这些时期里，很少出现有组织的“翻出”或“中译外”活动。

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就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那些曾经被西方列强欺压的殖民地国家想要学习中国独立自强的经验，西方国家众多寻求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青年人也崇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各种语言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受到他们追捧。这一时期组织向外翻译新中国的政治文献成为一项回应国外需求的重要工作，这是中国翻译事业由单向的外译中向中译外及二者兼顾的重要转折，对翻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校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建会会长姜椿芳在回忆自己的翻译生涯时谈及上世纪50、60年代参与和组织《毛泽东选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政治文献外译工作时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困难的做法。他提到，外译中和中译外“完全不是一回事”。主要的挑战是外文不精通, “远不能把外文译好”，解决的办法是组织中文好的译者与母语者或精通外语者一起“对译”“集体翻译”，“正如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译成中文，要用集体的工序一样”。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翻译工作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他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2022年8月，总书记在给外文出版社外国专家的回信中指出： “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准确传神的翻译介绍，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对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 外国专家作为优秀译者有诸多优势，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民族特点、发展历程有着深刻理解”、能够“用融通中外的语言”翻译出优秀的作品。 这为我们理解新时代翻译由外译中到中译外平衡转向过程中的核心任务和翻译专业领军人才实践导向的核心素养、能力结构和培养方式指引了历史方向。

二、  高层次应用型翻译领军人才的能力要求

据中国翻译协会发布的《2022中国翻译人才发展报告》统计，当前我国翻译服务人员已达538万，翻译服务机构企业专职翻译人员约为98万。尽管队伍规模庞大，但仍面临高层次应用型翻译领军人才匮乏的问题。2022年9月，翻译博士专业学位进入国家《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这标志着我国高层次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基于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2020年颁布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以下简称《方案》）精神，培养未来成为行业产业领军人才的翻译专业博士，应与培养翻译学科的理论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不同，要重视专业博士四方面的能力。

（一）基本能力

一是文化定力。 高层次翻译人才应具有扎实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和政治理论素养，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能够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准确、客观、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立场，表述中国理念；应有敏锐的文化自觉，对语言的文化和政治属性保持敏锐的判断能力，对中外文化差异具有敏锐的自觉意识和批判意识，具有融通中外叙事的创新能力；具有开放的文化自信，既扎根中华大地，又坚持胸怀天下，秉持坚守与开放相统一的文化品质，尊重文化多样性，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海纳百川的开放姿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意识。 二是语言能力。 高层次翻译人才无疑应具备坚实的汉语和目的语的基本功与卓越的语言转换能力。同时，熟练掌握机器辅助翻译技能，也是加强翻译人才语言能力培养的重要内容。 三是专业能力。 高层次应用型翻译领军人才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具有政治、经济、法律、金融、军事等多个学科知识储备。因此，要注重翻译人才的跨学科交叉培养，形成翻译人才在某一学科领域的专精，拓宽高层次翻译人才的职业发展道路，也包括打通高层次翻译人才向全球治理人才和国际组织人才方向发展的路径。 四是话语能力。 话语是语言构成的概念，高层次翻译领军人才能够把对象语言与对象国家、文化及生活方式在概念层面上融会贯通，构建易于受众对象接受和传播的话语形式，特别是能够把中国概念、中国术语通过对象国语言表述出来，让受众从自身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去理解，形成自己新的概念。这需要有系统的国别区域知识，应深刻理解目的语国别区域的“历史文化、民族特点、发展历程”，形成基于国别、族别、群别、语别的分众化话语能力，特别是新概念阐释能力和融通中外的新范畴创造能力。

（二）理论研究与口笔译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我国目前培养的翻译学科高级人才——翻译学博士——的基本定位是理论研究，注重的是对科学的自由探究和兴趣，而非解决专业领域的实际问题。翻译学科博士生导师的研究焦点集中在“探索翻译作为一项人类跨语言交际行为的特征和规律，也即是“探索人类社会活动自然规律”。由此看出，翻译学博士的研究注重的是理论本体和学科本体，与翻译实践的关联不够密切。

《方案》把培养专业博士的实践能力放在突出的位置。未来应用型翻译领军人才应该具有创造性运用实践经验和翻译理论解决不同专业和行业场景下的实际问题的能力。此类人才具有丰富的口笔译实践的长期经验和扎实系统的翻译理论素养，能够围绕特定的问题或目标，创造性地运用理论去解决问题，形成在大量应用场景中进行知识生产和理论方法建构的自觉；能够不断从复杂多样的翻译实务中总结、提炼一般规律，使其上升为翻译理论，并进一步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使其不断得到检验和发展。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学术博士培养重在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服务于理论构建，强调理论和知识自身的完整性； 专业博士培养则要实践结合理论，理论服务于实践，突出统筹运用理论思维和实践经验去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整体性。

（三）大型翻译项目组织能力和翻译工程的专业领导能力

翻译领军人才不同于一般的翻译技术人员，应既是优秀的译者，也是优秀的翻译组织者，应具备参与组织“大兵团”作战的能力。 这类人才应该从一开始就依托大的翻译项目和翻译工程进行培养，使其广泛接触业务领域的实际问题，锻炼翻译技巧，总结积累翻译经验，培养专业精神；熟悉翻译的流程和管理、项目的组织和运作，锻炼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能力；学会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如政府、高校、行业、企业等共同参与，组织跨学科、跨组织的专业团队联合开展关键性翻译难点难题攻关等。

三、  翻译专业博士的培养路径

（一）共同培养

《方案》要求，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通过产教融合途径开展，要有力支撑行业产业发展，要形成国家主导、行业指导、社会参与、高校主体的发展格局。 翻译作为当前国家战略传播的重要领域，具有高度实践性和政策性，这意味着，翻译专业博士人才的培养需要行业产业和高校在国家政策框架内密切协同，形成行业、产业和高校“三位一体”的翻译专博培养联合体。 三方在培养过程中发挥各自优势作用，完成各阶段和各环节的培养任务，为最终培养出高水平的翻译专博形成合力。

三方相互间不是主辅关系，制度和机制确保它们共同的参与和责任，共同设定的标准、协同有序的培养方案、相互衔接的培养环节、合作运营的重大翻译工程、融合学位和职业标准的评估与证书体系、协同的师资和管理团队贯穿整个培养过程，构建起培养体系的框架，确保翻译专业博士培养的卓越质量。高校发挥在翻译人才基本能力培养和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的优势，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化定力、语言能力、学科能力和话语能力，提升学生的翻译理论素养。 行业、产业发挥实践经验优势，增加学生对翻译行业和翻译项目组织运作的了解，培养学生的翻译和组织翻译的实战能力。

（二）平台化培养

卓越的实践能力是翻译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保障，要练就这样的能力就离不开实践平台，博士生参与大型翻译项目是非常必要的。很多政府机构、行业组织、企业和高校长期承担着国家、部门和地方的一系列重大翻译任务，形成了高水平有特色的翻译队伍和项目组织体系。 要广泛充分地发挥其专业、行业和职业力量，以重大翻译工程为平台，形成联合的培养共同体。 依托平台采用项目化、组织化的培养方式，学生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大规模翻译实践中去，在其中适应现代化集团化的翻译组织和管理方式，锻炼专业能力、业务能力和组织能力，发现翻译和翻译组织过程中的普遍性问题，为理论深化和提升理论能力积累素材。

（三）专题化培养

在培养学生广博的知识结构和胜任多领域、多场合翻译工作的综合能力的同时， 培养单位联合体应结合学科特色、行业优势、地域特色等， 主动设计和对接国家、地方与行业的各类重大的翻译任务，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经典著作、红色历史文献、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制度、中国历史文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等综合性领域以及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国家战略发展所需专题，形成各联合体的特色，以持续深化培养基本功扎实、有突出专业和领域特长的翻译领军人才。

（四）科技化培养

人工智能对翻译专业建设的机遇大于挑战。翻译技术创新与发展迅速，各类翻译工具不断涌现，翻译与翻译技术的运用密不可分，翻译专业的课程体系要特别注重加强语料库技术应用、数据分析、智能翻译等相关课程建设。人才培养单位要支持人才的跨学科、跨行业发展，开展产学研合作，解决技术辅助翻译、口笔译语料库、术语管理、翻译本地化、人工智能翻译的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要强化对翻译人员的机器辅助翻译技能的训练，高度重视翻译语料库、国别区域数据库等核心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 利用现代技术为翻译专业博士研究生教育赋能。 翻译领军人才要善于合理利用新技术提高翻译的效率和质量，熟悉翻译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动向，对新科技可能对翻译领域带来的变化保持高度敏感，成为翻译技术发展的使用者、参与者和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