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的士"引发思考 学生的退出和导师的苦恼

　　原标题:激情和冷静：创新飞翔的两翼——“地铁的士”引发的思考

　　“地铁的士”，是一个有关未来公共交通体系的畅想。

　　两位大学生用视频和模型演示，努力想让记者了解并确信，这个创新可以极大地提高城市公共交通运行效率。“见过机场行李提取处不停转动的输送带吧，‘地铁的士’的创新点，就是使固定不动的地铁轨道转动起来，而车厢是一个个可以方便上下‘输送带’的‘行李’。”从理论上讲，假设长度不变，转动的轨道比固定的轨道可承载更多的车厢，换句话说，在单位时间里，前者运送的乘客比后者要多出不少。

　　再度在上海图书馆3楼“创·新空间”采访“地铁的士”创新团队时，记者开始意识到，从报道的社会价值而言，关注由“地铁的士”引发的有关创新的思考，要比关注这一创新项目本身更有意义。

　　3月11日，本报头版曾刊登报道《上图“创·新空间”吸引创客扎根》，上海大学袁其杰等3位大四学生由此受到校方和社会各界关注。机械专业的王勇告诉记者：“学院几乎每位老师都知道我现在忙着什么。”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出现在上图“创·新空间”里的时间有所减少，因为学校了解他们的创新实践后，提供了一个社团活动室暂借他们使用。

　　事实上，“地铁的士”创新团队的纠结，是激情释放和冷静滋长之间的选择，绝非像一个创新场地的临时解决那么简单容易。激情和冷静，是创新的两翼，缺一不可。前者关乎飞翔的动力，后者关乎飞翔的平衡。

　　 一个学生的退出

　　“怎么少了一个人？”在“创·新空间”，记者只见到袁其杰和王勇，汤卓楠没有出现。袁其杰挠挠脑袋，对于同班同学汤卓楠的退出，他说：“他也不愿跟我详说。”

　　汤卓楠和袁其杰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上一次采访中，项目的解说主要由汤卓楠负责。最早加入“地铁的士”创新团队的袁其杰则不时在一旁做一些提示，或是提醒：“说慢一点。”看得出，他们在团队中有各自的角色定位，各司其职有利于创新项目的顺利推进。

　　汤卓楠的阶段性工作是检索各类专利信息，为“地铁的士”的各类技术与设计申请专利做准备。正是在检索专利的过程中，冷静滋长盖过了激情释放，他的创新信心动摇了。“在公共交通方面，和‘地铁的士’的概念相比，国外一些已经申请专利的技术和设计也很巧妙，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有的专利已经过期了，却没见到有什么下文。”袁其杰说，因为涉及到城市公共交通这样一个庞大领域，要想颠覆一个即使缺陷十分明显的现成体系谈何容易，虽然他们已经做好了项目局部落地可能超过10年，甚至永远无法落地的心理预期和准备，但真正面对其他创新者“泯于时间”的结局，汤卓楠还是有些泄气。“汤卓楠在团队的位置仍设有一个保留期，导师说给他一点时间，等他考虑清楚。”

　　“像你们这样从事创新实践的大四学生多不多？”面对记者的提问，袁其杰和王勇的回答是否定的：忙着找工作、筹划出国和准备读研的是大多数。袁其杰告诉记者，反对他创新实践最激烈的，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不过，愿意从事创新实践的大学生还是有的，目前就有五六位大学生想加入到“地铁的士”创新团队中来，不过导师非常慎重，表示需要时间进行考察。创新是一条不平坦的道路，没有激情不行，只有激情也不行。他说：“父母对我的选择并不支持，因此，我给家长吃‘定心丸’，或者说给自己留了退路，坚持2年后重新选择再做决定。”

　　 一位导师的苦恼

　　袁其杰口中的“导师”是1972年出生的赵毅。去年，他在上海大学为学生社会实践项目担任金融导师，“导师”之称由此而来。“地铁的士”是赵毅4年前在地铁站台等车时萌生的一个点子。为此，他和父亲一起对地铁10号线进行过一次“量化分析”，发现从起点到终点，相当一部分时间白白地耗在等待之中，地铁的每一次启动、加速、减速、停止都在不断地浪费时间。

　　和上一次采访时一样，赵毅依然姗姗来迟。与学生们相比，“70后”的他面对更大压力。项目去年启动以来，已经投入约10万元。除了模型制作等费用，赵毅还负责学生们在项目期间的伙食，而即将大学毕业的他们，住宿成了更为严峻的问题。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拿什么去支付租房费用。给一个看不清的未来，是一般收入家庭所不愿接受的。袁其杰、王勇、汤卓楠，来自浙江和安徽普通家庭的孩子，他们都意识到大学毕业还向家长伸手已说不过去。

　　“我是托底者”，赵毅坦言已经做好一段时间内负责学生们毕业后食宿的准备。对于“地铁的士”来说，短期内的确看不到盈利点，而申请相关科研经费，营收额也是一个硬指标。这样的苦恼常常困扰着赵毅——“地铁的士”在一些权威的眼里，如何的不切实际，如何的难于推广，如何的异想天开，几乎成了“不准出生的孩子”。赵毅希望有一个对创新能更包容的环境，他认为这是决定着创新之树能否开枝散叶的一个稀缺条件。

　　“刚毕业的大学生是否并非最适合创新和创业的人群？”面对记者的问题，赵毅摇头。在他看来，创新是追求别人所未有的东西，经验反而是某种囚禁。“人的创新能力在12岁后就从巅峰走下坡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生是最具有创新能力的人群，但在生活保障上，他们又是最需要社会托底的人群。”

　　赵毅强调要区分创新与创业的概念，“真正的创新往往发生在盈利模式还不太清晰的时候。对创业来说，通常更关注利益点。有盈利的地方，人一定会多。创新比创业难百倍。”他说，创新不仅需要激情，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勇气和理性的评估。“我常常问学生们一个问题，如果我不做这个项目了，你们还会继续吗？”

　　 一位父亲的担心

　　“家里已经给我‘断粮’了。”王勇笑笑。倒不是因为创业，而是到了该独立的年纪。

　　“父母不担心你的前途？”王勇说，在报纸报道之前，家里只知他要创业，“看了报道之后，我父亲反而担心起来。他觉得，‘地铁的士’这样涉及到公共交通领域的项目，太大了。”

　　“创新者有时就像‘乞讨者’。”赵毅说了个故事，去年，他与老同学说了自己这个项目的想法，之后，那位朋友就一直对他退避三舍。“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创客’、提到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确实感到身边的氛围慢慢变了”，赵毅认可类似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这样的众创空间的功能意义，“其实也是给创新者一个‘抱团’的空间。”赵毅认为，要改变创新者的组织方式，让创新者作为创新领域的召集者，牵头组织其他创新者，而众创空间为这种组织方式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涉及到公共交通的变革，这样的创新太大了。”赵毅说，理解王勇父亲的担心。对于一些领域来说，民间创新力量的进入，恐怕需要社会管理体系的重构和创新奖励机制的建立。“政府如何后续接力？创新者的原始利益如何保护？”赵毅说，这些问题是和他们相似的很多创新者共同的困惑。

　　“越做越有信心了。”尽管面对很多不确定性，但袁其杰说，在设计研究“地铁的士”各环节的过程中，对项目前景反而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就轨道模型来说，我们可以作为展示道具进入各个科技馆，向人们展示一种全新的城市交通概念，既有的东西不是无懈可击的。城市和人类生活的进步需要创新，任何创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播下的只是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