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姑娘在魔都:听不懂上海话 跟老家的人共同语言少
星期日周刊记者 周亦鸣
阔别家乡多年,如今,每每回乡过年,霍艳红成了老家人眼中“从上海回来”的时髦女郎。“我跟老家的人共同语言很少,因为他们的思想跟我的思想不一样的,我看的世界很广。”
霍艳红17岁时在东北刚刚中学毕业“我的人生,就不是待在这个小地方的”
“我的人生,就不是待在这个小地方的,我觉得没意思。以后靠自己的努力,我会过得更好。”霍艳红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是果决的。十年前,她拒绝了母亲给她在老家安排的工作,离开黑龙江七台河,奔向大城市,那年她17岁。
背井离乡的念头是很小时候就萌发的。“我看到很多别人家的孩子从外地回来,回来都会带好多非常好的东西,孝顺父母,我觉得我也要那样努力去做。”异乡的名字在回乡人们的话语中一闪而过,像种子一样牢牢地扎根在她的心里。
她本不爱学习,自知胆子大、心思活、肯拼搏,中学毕业对她而言意味着自由,她早就迫不及待要张开双臂拥抱外面的世界。
“启动资金”是离家前在棋牌室帮忙积攒的四千元。她只拿了几件衣服,拎着一个行李箱,只身飞去了青岛。先是投靠母亲在那里的熟人,做抛光钻石和黄金的活计。不出一个多月,她就断定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随后应聘特步专卖店的店长职位。生意虽然做得不错,却苦于人事纠葛,想另谋出路。听闻母亲收养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孩在上海,她也想去看一看。
如同是四处迁徙的小鸟,不曾筑巢安顿,也就可以随时转变轨迹。当这个扎着很长的马尾辫、穿着白衬衫牛仔裤、见生人会脸红的东北女孩出发前往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时候,她不会想到,自己与异乡之间的隔阂将让她经历怎样的磨砺,她与家乡将如何渐行渐远。她也不会想到,她将做到奢侈品销售的全国第一,也将全面打开生活的局面,拥有自己的事业。
霍艳红(左五)与理疗馆里帮忙的专家和朋友们 霍艳红刚开业不久的理疗馆一角“明知道我听不懂,一直跟我讲上海话”
一个人的成长怎么可能不带着儿时的烙印呢?“为什么我会这么勤奋呢,因为我从小看我妈也是这么勤奋,所以我也不会好吃懒做。”霍艳红肯定母亲对自己的影响。
五岁时父亲去世,管理父亲的修理厂和抚养五个孩子的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后来还加上收养三个孩子的负担。
“没办法,我妈一个字都不识,没文化,她雇了几个人,自己把厂子就撑了起来,很厉害的。”除此之外,母亲还学手艺,烤糕点,从早到晚自己出去卖,或往超市送。“我为什么这么懂生意?跟父母教育有关。”
尚在上海租房安顿之时,她来到Jack Jones(丹麦男装品牌)淮海路店询问职位空缺,把自己过去做销售的经历添油加醋介绍一番之后,她被录取为营业员,做一休一。新环境的抵触接踵而至。
“他们很排外的,明知道我听不懂上海话,一直跟我讲上海话,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听不懂,我就很生气,又很委屈。”
语言的阻隔像一道墙把她孤立于人群之外,对工作的生疏也让她的融入困难重重。“前两个月,我生意做得很不好,我不懂服装嘛,天天被骂,我就特别要志气,我想我一定要做得很好。”
她下功夫仔细了解每一款衣服的面料、款式和工艺,适合什么样的人,怎么搭配好看。还整天在店里观察别人的说话方式,学习和顾客沟通。更关键的是,她试图笼络大客户,让他们每次下单只认准她一个人。
“有一个台湾客户,我接了他以后,我说留个电话号码。我说,很多新品,可能在你们还没来得及买的时候,就卖光了,我把你们要的尺寸每个都留起来一些,然后你来挑。他一听,也是,我在为他考虑。留了电话号码以后,过节了,我知道他们台湾人喜欢红酒,我就给他买了红酒,问到地址,给他送过去,他就很感动呗。然后他每次来,就给我打电话。最多的时候买了五万多。”
凭借这样的用心,两个月之后,她每个月都做到第一名。
出色的业绩引起同事妒忌,她一个人能接两三批客人,等到她的客人要买单时,同事就合伙把她的生意占为己有。“谁让你一个人接这么多客人,我们没生意了啊。”
在如此这般的打压之下,她申请调店。“别人都在欺负你,你就直接找老板,不要憋着一身气走了,这样永远没出息。”公司认可她的能力,把她调到港汇店,该店领导行事公允,霍艳红才感到扬眉吐气。
从此,她在上海找到了稳定的落脚点。她踩准了城市的节拍,每天从一早开门到晚上关门,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客人,反应敏捷地回应每个客人的需求。每两个小时为一个阶段,任何一个阶段如果不开单,个人业绩就会被扣去五百元。“每天时间都很紧张,很累的,脑子一直绷着,没有时间想别的,就想着我要订单要做生意,你要想做得好,要速度,抓客率准,拿货也准,很讲究的。”她急促的语速似乎重现了当时紧锣密鼓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