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交大·百年树人]李锡群：艰苦卓绝 中流击楫[图]

[ 编者按 ] 跨越三个世纪的上海交通大学，在120年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杰出校友，他们创造了一大批重要的科技文化成果，为国家建设、民族振兴、人类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星月交辉，照亮浩瀚长空，也在交大校园留下了美丽传说，历久弥新，激励交大学子奋发前行。新闻中心特别推出“学在交大·百年树人”专栏，展现杰出校友们的成长历程、卓越成就，营造“学在交大”的浓郁氛围，共庆交通大学120周年华诞。

李锡群 ，1939年生，江苏南京人。1958年考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63年毕业留校，先后任教于船舶电气和电器教研组。1972年，调至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712研究所,历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712研究所副总工程师，712研究所技术副所长。曾任所多种军品型号的总指挥，获多项国防科技奖，部级劳动模范，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读书5年、任教9年，14年的交大生活给李锡群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这里，他挥洒青春迅速成长，在这里，他遇见了毕生的亲密战友和敬爱的老师。离开交大后，他胼手胝足干事业，也曾驻守山沟在设备厂监造十余载，也曾经受质疑挑战新项目，终于博出了一片辉煌天地。    

口述： 李锡群

采访： 姜玉平、漆姚敏、刘岸冰、陈晓轩

时间： 2012年7月4日

地点：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2研究所（湖北武汉）

记录： 漆姚敏

编者： 漆姚敏

忆大学，时光飞逝

我是江苏南京人，就读南京大石桥的南师附小。中学六年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以前叫做南京市十中。    

我家住的地方，以前叫中央大学，后来叫做南京工学院，现在叫东南大学。我从小就住在里面，我父亲在里面工作，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是很差的。我在中学里当过学习委员、生活委员小干部，学习成绩还可以的，总想能够进一个好的大学。选交大，觉得上海离家近一些，电机系又很有名。我记得考大学的时候就在现在的东南大学一进门左手边那个五四楼里面考，考得还是比较顺的。考取交大了，当然很高兴啰。    

我1958年进交大，先是在共和新路的民晏路交大分部读书，现在那里是上海大学。当时隔壁一个化工厂的味道重得不得了。分校的条件也比较差，床是木板床，臭虫很多。开学之后并没有上课，而是劳动。安排我们装收音机，把喇叭搞一搞啦，把线圈绕一绕啊。后来又去修铁路，挑土填路基，到底修的是哪段铁路，到现在也没搞清。时间也不长，一个月不到。后来我们一些老同学一块聚的时候就想到大家一起劳动的场面，虽然苦，可那时候从来没有人叫苦，都觉得到交大来了很高兴，能上这样一个好学校了。劳动嘛，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那时候人的头脑比较简单，上面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第二年就搬到本部来了，我们住在”饮水思源”碑旁边的第一宿舍。现在这房子外面漆得好红，原来没有这么红，是比较深色的。    

当时的电机系有几个专业，我念的是电机电器专业的电器设计与制造，电制81班。当时还有绝缘、高压、发配电、船电这些专业,每个专业都有几十个人呢。我们进去的时候并没有马上分配专业，录取的时候就是电机系，没有讲哪个专业，然后到学校以后开大会宣布专业，好比你读电机、我读电器、他读船电，好像也没有吵着说不服从专业分配的。大会宣布我是电机电器专业的。宣布专业的同时，突然让我当班长，吓我一跳，因为中学时我没有当过大班长的。    

我们年级有个特点，就是有些“工农调干生”分到班里来。调干生是从工厂里选出一些素质比较好的干部工人，他们先在速成中学培训一段时间，然后就跟我们一起学习。他们在政治方面比较成熟，在团的活动方面把关，告诉我们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带着大家活动，大家很听他们的话。在学习方面，有些调干生相对来讲比较困难一点，但他们学习非常卖力，所以我们就帮帮他们。    

大学时，我们课余活动不多，大家最主要的精力都在学习上，想把书读好。刚到学校时的活动基本上是以班级为主的，系里的活动相对来讲不多。不过，有时团支部会组织大家到外面去看个电影啊什么的。我记得有一次在衡山路那里的衡山电影院看了《山涧铃响马帮来》，印象蛮深的。以前团支部对学生的学习、思想都抓得很紧的，经常开会了解情况。三年级开始，我当团总支组织委员了，所以经常与别的支部委员在一起开会，商量了解情况。电机系是这样子，其他系情况也差不多。    

现在想来，那时生活也蛮艰苦的。像我，在学校拿乙等助学金，每个月学校给我8块钱，家里给我寄5块钱，一共13块钱。我是很感谢母校的，母校在生活上的关怀使我能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我记得在学校里吃面拖黄鱼、还有鸡毛菜大排，那时候觉得吃得还蛮好。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闹饥荒以后，大学生活就很差了。不过，交大比其他学校好一点，因为当时海军经常给学校送东西。我记得有时候吃带鱼，大家说带鱼哪里来的啊？海军送来的！因为我们有造船方面的专业嘛，和海军有关系。当时不少同学吃不饱，少数同学控制不住自己了，在食堂里买饭时，在饭碗下面搞一点稀饭，伸进去买饭时黏一点饭票菜票出来，当时吃饭用饭票菜票的啊。还有个别同学，晚上跑到食堂里拿馒头，你说可怜不可怜？总的来讲，这种事情还是很少的，只能说当时生活实在太苦了。这些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讲是不可思议的。我记得当时团干部内部开会时，就传达校党委的指示：“不要公开批评，要关心这些同学”，学校号召大家尽量不要做一些太剧烈的运动。尽量控制住学习时间，学校对大家还是很关心的。    

就当时的感觉来讲，大家在大学里还是蛮开心的。我记得夏天很热的时候，我们就到新上院的楼顶放个席子睡觉。考试前呢，就把那种右边有个宽扶手，可以在上面写字的椅子，搬到工程馆边上去复习，那里凉快。我们在那里准备功课，拼命地看书，想考得好点。五年过得蛮快。中间三年自然灾害啊什么的，好像也没有感到很苦。这得感谢学校采取措施，在思想上和生活上对学生的关心。    

实际上我在交大呆的时间比较长，1958年进校，大学五年是团干部、班干部，学习成绩在班上还算是可以的，算是“又红又专”吧，当时就强调这个。1963年7月份毕业以后，我就留校了，住进了第五宿舍。我们这个班级只留了我一个,电机系里另外几个专业共留了三四个。当时学校要成立一个船电研究所，从各单位调了一批人去，于是我就分到那里去了。后来没多少时间，那个研究所不建了，刚好这时电器教研组的毛书记要调到北京去，电器教研组赶快把我调回来，回到自己的专业，当助教，同时还当我们这个专业一个班的辅导老师。    

各具特色的大学老师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印象比较深的不少。蒋公惠，是我们电器教研组主任，样子很像萨马兰奇。他留学过英国,又在上海华通开关厂当过总工程师。他知识面广，实践知识很丰富。他在我们教研组当主任，这位老先生非常好，对学生非常关心。后来，多少年以后，他到武汉来，我们去看他，他很激动的。    

还有李介谷老师，我们电气教研组的副主任。他在电气技术，低压电器方面的造诣是很深的，不多讲话。但是这两位老师在“文革”中都被搞得蛮苦。    

还有位教我们的老师叫吴智铭。2008年在学校里还看到他。他在电子电路技术方面搞得很早，所以在新技术、新知识方面，包括计算机方面，给我们打下了蛮好的基础。跟我一个教研组里的谢式绚老师，郑善简老师，杨文瑜老师,刘重庆老师人也很好。    

我们系里面曾继铎老师，是个老教授，他教“电机的瞬变过程”，这门课很难学的。他教这个课基本上不看讲稿的，非常熟悉。还有一位教电工原理的林海明老先生，留美的，那是没话说的，给我们印象非常深。还有陈章亮，他教我们的政治课程。这门课不大好讲的，但是这位老师讲起来不枯燥，大家听得很有劲。所以我觉得他对大家理解马列主义，起了蛮大作用。他讲的螺旋式上升啊，经济的发展啊，这些东西我的印象还是蛮深的。1958年我们的校长是很有风度的彭康先生，他还到民晏路交大分部食堂去看望大家。后来校长是刘述周，我的毕业证上是他签名的。还有张华，邓旭初等校领导，做起报告来很生动的，给大家印象是很好，很深的。    

我经历的交大“文革”

“文革”前期，我正在交大任教，记得老教师中最早是曾继铎和林海民等被拉出来，一起戴着高高的尖帽子，在学校操场上游街。曾继铎和林海明上课很好，对学生要求很高。你第一次考不及格，曾老师会说，你第一次都考不及格，你还考第二次吗?所以有人就怕他。    

这期间，有一件印象比较深的事，跟一位王老师有关。她是比我高两届电机系绝缘专业毕业的，留校后当政治指导员。当时“文革”一开始，有人贴大字报说她是“小爬虫、资产阶级…”。因为我们是一个系的，大家都是年轻的教员，相对比较熟悉。有一次在教师食堂里面，我看她压力实在太大了，就跟她讲话，我说：“你不要紧张，有问题就有问题，没问题也不会有问题”。我说：“这些学生(1966届)毕业以前这些问题都会搞清楚的”。结果呢，很快在学校老办公楼的侧面、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就叫“餐桌对话”。说电器教研组的李锡群跟资产阶级小爬虫，在餐桌上讲，要打击报复1966届，要等毕业分配的时候把他们分配到最差的地方去。这个大字报出来以后影响很大，市里就来调查组了。当时是张华出面协调这个事情，他派人把我叫去老办公楼的二楼还是三楼问我，因为我讲的话嘛。我坚决否认，说没有这个事情。这件事是交大“文革”期间很大的一件事。    

还有一件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当时学校的广播电台在大操场后面的大礼堂里。造反派往上面冲，保守派的人就挡在门口，互相争夺宣传工具。那个时代，那些折腾，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很难想像的。    

“文革”期间，很多人到学校里来“闹革命”，那时候学生到处串连，学校住满了四面八方来的人，学校里搞得一塌糊涂。工宣队也进来了，某造船厂的工宣队进驻我们交大。他们住了我们年轻教师的宿舍，我们只好住到实验室或到哪里去打游击了。    

1968年左右学校安排我去搞科研了，到上海计算机打字机厂，就是外白渡桥上海大厦后面的一座大楼里，到那里搞计算机。那时候上海计算机打字机厂跟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吧，还有几个单位合起来，研究设计计算机，那时候算比较早的。那时的电子计算机跟现在的不一样，我在那里设计一个走纸机构和打字机构，做这工作做了两年左右吧。后来回学校，又上了一段时间课，上低压电器课，也当班主任的。我毕业以后当班主任，一直当到1972年离开学校。我跟班里的学生关系都比较好，常给他们谈要好好学习的事。“文革”期间，有时候要复课，有时候要闹革命，学生一下子不读书了，一下子又读书了，中间是间隔的，我就这么断断续续地教书教学生。    

交大聚散总关情

我爱人卓景星是我的同班同学，毕业时分到“武汉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字251部队”。1966年我们在上海结婚时,在番禺路上交大的一个招待所借了一间房(在一个竹篱笆墙内,有几间小平房)，条件之简陋可想而知，住了10几天她就回武汉了。当时我是“四清工作队”队员，我们工作队长李子云(听说她曾任著名文豪夏衍的秘书)在华山路一座黄色十几层高楼她的家中，请了十几位同事，帮我们办了热闹的婚庆，我们夫妻至今仍在心底感谢她。    

1967年我的大孩子出生了，出生以后一直是我爱人带，出差也带着跑，有时放到我老家南京去。有那么半年放到我这里，我就把他放到上海衡山路上的宋庆龄基金会幼儿园。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后来，因为照看小孩比较困难，我就申请调出交大。当时我们系的革委会主任是以前的电机系的总支书记，叫柴紫清，解放前他是地下党。我找他时，他说：“李锡群啊，我建议你不要走。”他说，“这个局面不会时间长，我看很快就要改变了”。他毕竟是有经历、懂政治的人。当时我们看不清啊，学校里面乱糟糟的，不少年轻教师都在申请调动。1971年712所的申亚光政委给我爱人写了一封信，叫我打听看看当时校革委会副主任夏平，是不是他在新四军里的同事夏平。我到学校有关部门去打听，果然是的。我就把申政委信给校有关部门，以后，我就以支援三线的名义，调到武汉了。那是1972年的4月份的事。    

过了没几年，交大来信给712所，希望把我和卓工两个人调回交大去，因为学校要恢复正常的教学了，学校还提出假如712所不同意调的话，可以借调的名义把我们两个借回交大。可是，我们已经回不去了，那段时间搞得我很伤脑筋，我很想回学校啊。    

从武汉到宜都到湘潭

我是1972年调到武汉712研究所的，在武汉等了5天，就直接进宜昌边上的宜都山沟了。当时很多研究所都建在山沟里面。到那边去以后我老伴牙齿不好，我就自己给她针灸，找不到医生啊。出又出不去，没有车子，汽车很少，菜都没有吃。我记得我们研究所里一个大的实验室开鉴定会，请的人物就有卖肉的，你不请他的话鉴定会来的人都没肉吃啊。当时在山沟里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讲这个话呢，不是抱怨,当时很多研究所、知识分子都在山沟里，都面对这种状况。当地风景当然是不错的，青山，绿水，山沟里面娃娃鱼多的呢，看到河里面有娃娃鱼，有的人就冲进去抓。但是，那时哪有好心情去欣赏这些风景呢。    

我到那去以后让我搞一个冲击发电机的保护装置，我刚刚从上海交大调来嘛，在学校里做过电子电路这方面研究，我带着一个年轻人，很快地，两三个月就搞好了，把这样一个装置安装在冲击发电机实验室里了，后来一直用了好多年。交大的学生，在知识面的广度、学习深度、新技术新知识的掌握程度上总体来说是比较好的。交大的人就会做事，就想把事情做好，当然这也是交大人自己以前经常谈到的。    

在山沟里蹲了一年，1973年我又被派到湖南湘潭去了。我们是设计单位，我们设计的东西在湘潭电机厂制造，所以要派一个工作组在那边现场服务，设计中有什么问题或者制造中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帮助解决。当时因为交通很不方便,生活条件较差,大家都不愿意长时间出差，当时的研究室里的一个书记就要我和我老伴一起去，说你们两个都是学这个专业的，你们两个过去，就这样，我们带着儿子到湘潭去了。到湘潭工作组，当时那里条件很差，睡觉垫的东西也没有，盖的是自己带去的一床薄被，到马路上去买稻草做床垫，用稻草垫着睡觉。粮票所里面寄，什么肉票啊、什么豆腐票、煤票啊都没有，蔬菜票也没有。很苦，压力也大。    

我去的时候主要是搞我们国家自行设计的第一代常规潜艇设备。我跟我老伴负责我们第三研究室的断路器、接触器、变阻器等所有项目，两个人把那里都包下来了。在湘潭工作组11年，我女儿就在那里出生的。我觉得在那一段时间里每天在车间里面跑,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也解决了不少问题。另一方面呢，跟工人师傅、跟军代表打交道，这方面也学了不少做事做人的道理。    

在湘潭，我们从1973年一直呆到了1984年。1984年我从湘潭回武汉研究所回来以后，主要从事03x型潜艇的主断路器的研制。03x艇的技术指标，是在0x5第一代潜艇的基础上跨一大步的。这个方案能不能成立，关键就是看断路器，保护电机的叫电枢断路器，蓄电池的叫蓄电池断路器，当时压力蛮大。后来，我跟另外的同志合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此这个03x的动力系统设计方案才能够成立，我们国家的这代常规潜艇这个方案才能够成立。同时，我又在所里面搞一些合作项目，在外面搞了应急电站以及上海宝钢的二期工程的自备电站，从开始设计到整个系统的调整，我们很用心，后来得了很高级的一个奖状。    

勇挑重担博出新天地

我1984年回来后主要在基层做一些军品、民品的项目，搞一些技术。在1991年的3月份，北京的第七研究院领导通过考察，把我从基层调到所这一级来，开始当副总工程师，那时所里还没有总工程师。    

以前的潜艇里面两台电机,但03x是单轴,只有一台大功率的推进电机。所以这个电机的可靠性要求非常高，还有好多电子设备。推进系统全部由我们712所负责。调我上来的时候，我们所的03x的研制进度拖了整个系统一年多的进度，所以当时压力蛮大的。    

1991年10月，所里班子调整，我就当了技术副所长，实际上全所的军品、民品都是具体由我负责。那时，总装备部来人、海装来人、我们北京船舶公司来人，一天到晚上面来人检查,那基本上不是人过的日子。但是，我们所班子提出来，一定要在较短的时间里把技术攻关,很好完成任务。当时制定了一些政策，我跟下面签合同在经济上激励大家。我们把七项电子设备分几类，你搞完样机做出来实验成功，给你一个人几千块钱。1993年，我们全所的人均收入也就是一年三千多元。我那段时间可以讲，晚上没有哪一天夜里12点钟回家的，虽然家这么近。就这样，03x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我们敲锣打鼓，当场我们就兑现奖励承诺。后来这个项目的研制进度一下子就赶上来了。电机搞出来以后开庆功会。武汉市的有关单位、主办单位，我们集团里的，总装备部的都来人了。这个项目，对我们所来讲，老一点的同志都知道，是打了一个翻身仗。    

工作中还有一个印象极深的事情是我们所里面搞水中兵器。我们所主要研究电力推进装置与水中兵器(就是搞鱼雷)。鱼雷呢，前一段时间国家主要是热动力，就像那个发动机，噪声大，容易被发现。每做一次实验，就要换一次燃料,把发动机拆开，要换掉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国家一直想搞一个电动的，用特种电池供电给电动机、带动螺旋桨，简单讲就是这样。1996年初，昆明705研究所的郭主任，到我们所来找我，说能不能联合起来开发电动鱼雷。我跟他说，我们一定配合你把这个搞好!当时我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所里领导班子意见并不一致,这个压力很大的。并且，上面的又没有立项，没有给你经费，难度又这么高。科研人员呢，也是两种意见。后来做了好多工作把大家协调起来。克服了很多困难，2002年9月12日把这个鱼雷搞出来了，叫鱼X。在云南的抚仙湖，做水下航行实验。抚仙湖有100多米深，鱼雷在水下的运动航迹在控制室可以看得出来的。我还记得，那一次做实验的人,检查这项工作的领导,去了很多人，结果，那一次做实验做得非常好。我打电话给我们所长，我跟他讲，现在还有一分钟，还有30秒，倒计时，就这样子向他报告。实验做得非常漂亮！现场锣鼓喧天，鞭炮挂在大榕树上放，真是震天动地，完成了我们国家急需的一项水中兵器啊!这个鱼雷，就我们所来讲，就我们行业来讲，都是影响很大的。现在马上又有新型号的电池出来了，好多新项目就顺着这个技术延伸开发出来了。    

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就是我们国内引俄的潜艇。我们国家当时引进了有xx条吧。潜艇引进来了，电池是消耗品(每块电池800公斤重)，你自己不搞出来，只好听俄罗斯人摆布啰。我看到这是个机会，跟所里商量，说能不能让我们来搞电池国产化呢？虽然上级没有下达课题，也没有给经费，但大家克服了困难，几年后把它给研制出来了。我们自己搞的这个电池性能比俄罗斯给我们的还好呢。我们搞的寿命可以达到5、6年，俄罗斯根本用不到5年。今年我们所就这一个项目就有x个亿的收入。    

除这两个项目，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永磁电机的研制。因为潜艇性能要提高，噪声要小，还有在水下航行时间要长，这是基本的一些要求。假如把直流电机、或者交流感应电机换成永磁电机的话，它在水下的巡航状态，可以增加很长时间，噪声可以降低好多分贝。开始，这项目也没有立项，上面也没有给多少经费。前两年，我们做出来几个兆瓦的永磁推进电机，性能很好。现在，我们在向数十兆瓦的目标前进。    

我刚刚讲的这几个项目，归纳起来怎么讲呢。开始的时候，上面都没有给经费，也没有立题，但我们看准方向，敢于承担风险,采取一定的措施。做出来以后，倒过来，上面给你立项、方案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设计评审，最后给你经费。这几个项目都是这样倒过来的，所以决策的人要有眼光有勇气。另外，干事还要有股劲，这股劲呢一个人两个人不行，要把相关人员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把团队的力量集中起来。还有，要关心下面技术人员。这是我当712研究所副所长这段时间里面，感触比较深的东西。我在工厂里，在湘潭电机厂蹲了11年，跟大家在一起，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要跟大家在一起把事情做好。现在年纪大了，回忆起来，我在基层的时候比较长，在上海交大和712所基层，很长时间在基层搞课题，所以我晓得基层的人他想什么？他的困难在哪里？他需要你帮他解决什么问题？不是让你训他，是需要你跟他一起解决问题。从1991年开始我在副所长位置上也有12年吧，我基本上没训过人。大家跟我的关系都很好，一直到现在，我退下来了都很好。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干事吧。    

珍惜老校园老专业

对母校的期望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回交大去，就希望回老校区。当年我们在校的时候，徐家汇那边是很安静的。我觉得，交大徐汇校区的校园气氛可能需要有意识地去维持。这个老校园可能对国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交大的根在这里！    

我还有个具体的意见，我的那个专业——电机电器专业，被取消了，后来就变成了电气工程学院吧，有图像所，有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还有个光纤通信，成立了三个研究所。我们那个教研组的人很多都到图像那边去了。像我们这个电机电器专业，对国民经济，不管是军、民，都是非常重要的专业。并且，这方面的技术发展很快，过去的老观念以为，电机电器发展百把年了，没东西搞了。不是这样子的，国外的发展，就像美国的这个军品电机的发展，直流电机，感应电机，永磁电机/先进永磁电机，还有超导电机，发展得很快。我们这个专业交大没有了，像我们研究所现在要人，很难要到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像这种国民经济中很实用的、很需要的专业，现在没有了，这是件蛮可惜的事情。    

对交大青年学子有何寄语？我觉得：应该是踏实勤奋，努力攀登。首先，要踏实勤奋；然后要有想法，要努力攀登，人要有个追求，对吧。交大的学生专业素质还是很不错的，这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其他我就没有什么多说的了。今天能和母校来的老师见面畅谈，真是一次美好的享受。谢谢你们!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