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外国记者
■ 贝特兰所著《中国的新生》
■ 身着八路军军服的爱泼斯坦
■ 1944年，毛泽东与到延安的外国记者交谈
■ 1941年，希伯在苏北农村抗日根据地
■ 罗曼·卡尔曼
毛泽东会见记(毛泽东同志与卡尔曼的谈话) （1939年8月28日《新华日报》）
（以上图片由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当年中国抗日战场曾经活跃着一批外国记者的身影。这是一个公众知晓度不那么高的群体。他们中有的为中国抗战而被俘，有的在根据地的战斗中牺牲，还有的深入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为中外公众带来了被国民党重重封锁中的抗战红都的信息……
上海市档案馆曾围绕相关主题，在国内外多地奔波寻访，搜集了十多位外国记者当年留下的数百件世所罕见的历史档案、图书、照片及视频资料，力图还原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抗战。本文重点介绍其中几位以飨读者。
1 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记者
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新西兰记者、作家，曾经在伦敦《泰晤士报》工作。1936年，贝特兰来华后，成为中国抗战诸多重要关头的亲历者。
1937年上半年，贝特兰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可能会挑起更大的战争。为此，他专程深入日本采访。“七七事变”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争爆发的第四天即从日本到达北京采访，成为卢沟桥烽火的见证者。随后，他独自去延安采访。
贝特兰曾非常自豪地说过：“我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访问者。”他感叹于延安的自然美景：“我从没看见过像延安这样风景如画的中国城市，仿佛一幅宋人山水画似的。”他惊异于延安的艰苦:“外交部”“招待所”的床就是普通的砖炕，饭菜只是不发酵的中国面包或高粱饭；感慨于延安是中国的一个“进步的实验区”：西北人民的经济水准虽然低下，但农民的生活在红军到来后大大地改善了。
贝特兰在延安最大的收获是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接见，并就他提出的各种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后该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他还深入抗日前线，先后采访了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人。他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著作，让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得到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贝特兰成为一名志愿兵拿起武器战斗在保卫香港的第一线。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发起人之一,他去香港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宋庆龄救助抗战中的伤员和孤儿。香港沦陷后，包括英国、印度、加拿大等国在内的陆、海、空军队官兵一万余人沦为日军俘虏，其中英国战俘五千余人，贝特兰也在其中。贝特兰被关押在深水埗战俘营整整一年，1942年年底被运往日本的战俘营做苦役直到日本战败投降。
2 新华社的第一条英文新闻稿
1937年到1938年，身为美国合众社记者的爱泼斯坦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特别是在1938年4月奔赴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这是他头一回亲临战地采访。面对大炮轰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尸横遍野的惨烈景象，他和几个记者都感到十分紧张。当站在被击毁的日军坦克上，兴奋无比的他和著名纪录影片导演伊文思合影留念，欢呼中国军队的胜利。爱泼斯坦写道：“台儿庄大捷是值得纪念的，这有许多理由。它是华北、上海和南京沦陷以后，中国在正面战场上从敌人手中收复的第一个城镇。它大大鼓舞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战斗下去，并有能力取得胜利。”
1944年5月，爱泼斯坦参加外国记者团踏上了延安的土地。在给《纽约时报》的一篇长篇通讯中，爱泼斯坦写道：“我们这次旅程是六年来第一次有外国记者去访问在敌人后方的中国‘第二战场’”。
在延安几个月的采访中，爱泼斯坦发出了大量报道，让世界更清楚地知道了延安，了解了中共领导人。例如，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他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后面。”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发给《纽约下午报》的文章中，把毛泽东评价为“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在延安期间，爱泼斯坦还帮助新华社改写稿件，在延安的窑洞里向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电讯。从此，世界开始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鲜为人知的是，这次的延安之行，让爱泼斯坦成为将《黄河大合唱》译成英文传唱国外的第一人。《黄河大合唱》那激昂铿锵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给爱泼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特意向延安有关部门要了一套《黄河大合唱》的乐谱，从此一直珍藏。
当爱泼斯坦回到美国后，他执着地为把《黄河大合唱》翻译介绍给美国公众而四处奔走。他通过美国“援华委员会”请来一位对中国持同情态度的美国作曲家沃林德福·莱格尔来合作，增加了比延安演出时更多的伴奏乐器，使演奏效果更具震撼力。爱泼斯坦还得到了纽约州长查尔斯·爱迪生及报业大亨、《时代》和《生活》杂志老板亨利·卢斯夫人的赞助。他们都被爱泼斯坦的真诚所打动，并说服新泽西特伦顿的威斯敏斯特合唱团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黄河大合唱》演出。从此，《黄河大合唱》为世界所知晓，在国际友人间广泛传唱。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为人们所熟知，但知道哈里森·福尔曼所作《北行漫记》的人可能就很少了。
哈里森·福尔曼是一名美国记者。“七·七事变”前夕，他第一次抵达陕北苏区，采访了正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中国红军，会晤了彭德怀、贺龙等红军将领。他赞赏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满怀崇敬之情。
1944年5月，在不懈努力下，福尔曼随中外记者团再次踏上了陕甘宁边区的土地。福尔曼在边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其间，他冒险东渡黄河，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采访，在多个战场上近距离观察了八路军的战斗。在随军采访中，福尔曼还主动拿起武器，亲身抗击日本侵略军。
此后，福尔曼为了让全世界人民真实了解中国西北红军区域所发生的一切，撰写了《北行漫记》一书，把他在边区数月的见闻和八路军对日本侵略者作战的事迹写成故事。福尔曼还把自己在1944年8月至10月采访晋绥边区拍摄的照片编辑成书，出版了《西行漫影》画册，由此开拓了在华外国记者摄影报道的新领域。两书均在1946年出版。
《北行漫记》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抗战的情况详实地介绍给了全世界，其中写道：“八路军及新四军合并起来约占全中国对日兵力的1/15，不过共产党军队却和45．9%的今日在华的日本军队作战。在战争的七年中，共产党打了92000次以上的仗。他们曾毙伤了110万的日军，俘虏了15万的敌人。缴获物中包括32万支步枪，9000挺机关枪，6000尊大炮及一大堆杂色的军用武器。55个日本高级军官被击毙，其中除大佐、少佐外，包括一个中将、七个少将。在同一时期，共产党死伤超过40万以上，其中包括535个上校职位以上的军官。”这本书一经面世即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被誉为一本权威性的纪实文献。
4 为中国抗战献身的外国记者
汉斯·希伯（原名波兰语CRZYB，德文名Muller，英文名Hans Shppe，1897—1941），出生在原奥匈帝国现为波兰的克拉科夫，后在德国上大学并加入德国共产党。
中国的抗战爆发后，希伯曾数次采访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向国外公众介绍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情况。1941年9月，为打破日、伪的新闻封锁，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八路军在山东敌后艰苦抗日的真实情况，希伯前往山东采访报道。作为踏入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位西方记者，希伯以其卓越的政治敏锐感、生动的文笔和客观公正的报道，引起了外国读者对敌后抗日军民的极大关注。
日军大“扫荡”开始后，为了保证国际友人的安全，山东分局决定让希伯提前回上海。希伯说：“一个想有所作为的记者，是从来不畏惧枪炮子弹的。让我留下来吧！”部队首长劝他说：“你的任务是采访，是用笔当枪。”希伯笑着晃了晃自己手中的笔，又自豪地拍了拍腰间的手枪，说：“不，我的任务就是抗击侵略者，我要一手拿笔，一手拿枪！”
希伯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很快适应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流动生活，还学会了射击，熟悉了行军规则和夜间的联络信号，希伯已成为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了。而每当到了宿营地，他却又要忙于写作。于是，《反“扫荡”日记》等大量生动描写八路军反“扫荡”的通讯和特写诞生了。
不久，发生了鲁中南地区抗战史上最悲壮的一次战役——大青山战役。希伯所在的连队在沂南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附近与敌人遭遇，被敌人以一个混成旅紧紧包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连队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希伯也参加了战斗，不幸身受重伤，最后献出宝贵的生命，年仅44岁。曾与希伯并肩战斗过的谷牧同志赞誉他道：“为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各种方式进行战斗的外国友人很多，但是穿上八路军的军装，拿起枪来同法西斯强盗战斗而死的欧洲人，他是第一个。”
5 希望复兴后的中国人能看到老影片
罗曼·卡尔曼（1906-1978）前苏联著名摄影师，1906年11月26日出生在乌克兰南部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是当时苏联杰出的时事纪录片制作人。
作为苏联《消息报》的记者，从1938年9月到1939年9月整整一年，卡尔曼从兰州驾驶汽车，跑遍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又辗转到四川与陕北。他的摄像机出现在前线的各个角落。他拍摄了日寇疯狂轰炸，中国士兵英勇抗击的情景和中国妇女的不平凡事迹。
1939年5月，卡尔曼抵达延安。在短短20天的时日里，他拍摄了延安的方方面面。如今，在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音像资料馆还能看到卡尔曼当时的作品——一段长约2分37秒的视频资料，生动记录了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工作时的情景，展现了抗大、“鲁艺”学员上课和劳动、宣传队表演“活报剧”、托儿所孩子做游戏等场景，以及宝塔山、城门、窑洞等延安风貌。
卡尔曼这一年在中国跑了11 个省份，总行程约2.5万公里，拍摄影片资料1万多米。回国后，编辑了两部反映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与《在中国》，还根据自己的拍摄经历写作并出版了一本“电影记者笔记”——《在中国的一年》。扉页上注明：“作者仅以此书献给英勇的中国人民。”全书浸透着他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的赞美和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他十分珍视他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希望“有朝一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在复兴的国家的档案中找出这些影片来……”
反法西斯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而抗战的风云却永远定格在了外国记者的文字和胶片中。档案馆中的这些珍贵典藏，将永远见证正走在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中华民族那段英勇不屈的峥嵘岁月。
（李军摘编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