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上海飞地的人 大丰上海农场支部书记生活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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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茂君）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很多人都知道，那是上海的“飞地”之一——行政上归上海管辖，但远在江苏并不与上海接壤。

　　虽说知道，可在“飞地”生活究竟是一种怎样体验？人们大多不知，记者找到一位大丰人阮永根，他生于离上海农场不远的龙堤乡（今龙堤镇），1991年大学毕业到海丰农场工作，从供电所技术员做起，凭自己努力走上领导岗位。2014年，三块上海的“飞地”农场（上海农场、川东农场、海丰农场）合并，成立新的上海农场，他担任上海农场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46岁的他，一半岁月在上海的“飞地”旁成长，一半岁月在上海“飞地”上工作，听他说“飞地”故事，最有劲。

　　 大丰人最羡慕是“上海牌”

　　很小的时候，阮永根就知道上海农场，“因为农场生产的西瓜很甜，品种好，种植得好，口感确实比较好。”他顿了顿，“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更让人羡慕的差别，在口粮供应。到上世纪80年代初，城镇口粮定量供应，农场按照上海标准，和大丰当地不一样：上海每月31斤，大丰地方上28斤。不仅如此，阮永根还知道农场里很多上海人，生活条件比大丰人好很多，生活用品都是“上海牌”，比如大白兔糖，烟酒，甚至牙膏牙刷等，“上海商品非常好，用现在话说是‘高大上’的代名词。”阮永根说。

　　如今回头看，他觉得上海农场和大丰还有一个明显区别：“农场人不仅来自上海，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因此文化多元，农场人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概念，语言从早期各种口音逐渐变为标准普通话。特别是出生在农场的孩子，更是只讲普通话。”而大丰各乡镇，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讲方言。

　　农场和大丰，以往有明显的道路界限，比如进农场的路口，有类似检查站，如今界限逐渐被打消，农场内国道、省道、县道都四通八达，以至外地来人不会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与大丰融会贯通了。

　　随着交通的便捷，农场和大丰更是融为一体了：最初农场人外出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往返大丰县城单程要两小时，以后逐渐有些摩托车，再后来很多私家车，往来大丰只要十多分钟。

　　 要求学好上海话的“高薪”好工作

　　1991年，21岁的阮永根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这时海丰农场来招人。

　　阮永根对此毫无兴趣，他是大丰人，也了解上海农场，那时跳出农门的大学生，找工作最忌讳再和“农”字沾边，他一心想留城市，但择业并不顺畅，最终还是考虑了农场。

　　当时农场开出的三个许诺打动了这位贫家子弟：首先是收入比大丰地方企业高很多，其次是配偶也可以在农场解决工作，当然最重磅的，还是承诺逐步解决上海户口，十分向往大都市的阮永根采取“曲线救国”道路，进入农场从一名电工做起。

　　“我们刚到农场的时候，农场领导要求我们要过好语言关，不仅要听懂上海话，最好还能说。”阮永根这一关过得很好，不久后便能用上海话交流。

　　身在其中后，阮永根觉得“农场很大很广阔”，和大丰农村的小块田地相比，农场的田方方正正一眼望不到边际，农业设施及机械都远远先进于当地农场。和农村的分散居住相比，农场员工和大国企一样，宿舍楼成群集中在一起，公共设施比较健全，“和城镇很像，有一些娱乐设施，看看电影，逛商店什么的，年轻人觉得很满足，因为和周边农村比是另一个世界。”阮永根说。

　　“毕业两个月后我回到学校办事，班主任问我工资多少，我说120元，这让他十分惊叹，连说上海单位就是好，因为留校任教好几年的他还不到百元。”阮永根回忆，这也是第一次让他觉得，自己找了份还过得去的工作。

　　 落户上海，最受益的是农场下一代

　　可工作之初，满怀激情的大学生阮永根还能看到另一种景象：上海员工持续离开农场，拖家带口往上海搬家，尽管他们很多人直接回不到市区，而是先落脚崇明和南汇等地的农场再等待机会。“我至今记得他们搬离时那种狂欢，而这对我们来说是种打击。”阮永根说。当时的农场，不少人只是“暂时落脚”，状态不稳定，种地也不上心，农场人才流失严重。

　　这种局面持续到1994年，上海农场改制，成了上海市“农工商”的“子公司”，定位是农业为主，兼发展工商业，要将农场打造为上海的“菜篮子”和“米袋子”。目标如此宏大，新老农场人准备大干一场，“不少老员工都走了，我们成了储备人才，一下子有奋斗目标了，农场一下子生机勃勃。”阮永根回忆，就是那几年，农场很多土地从芦苇丛生的荒滩，逐步成为良田。

　　“我刚到农场时，水稻亩产七八百斤算是很高了，管理和技术都跟不上，而到了1995年后，亩产基本在1200斤以上，农场生产的‘免淘米’在上海很受欢迎。”阮永根说。

　　等到2003年，阮永根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上海户籍，按照当时政策，户籍迁入要有固定住所，只有4万元的积蓄的他，在众亲友的帮助下，买了套位于闵行颛桥的二手房，总价15万多元，借款不到5年便还清，他“没太费劲”便成为上海有房族，至今让身边亲友羡慕不已。

　　2006年，农场加入光明集团，这对农场人是更大的激励，阮永根说：“大家觉得上‘航母’了，收入每年递增。”如今农场人的收入水平，依旧高于大丰当地，作为农场中层干部的阮永根，年薪近24万元。当时为吸纳人才的落户政策如今虽已不再，但归属光明集团的农场人，和全部市属企业一样，可以办理上海市居住证，满足落户条件后还能落户口。

　　落户上海，最受益的还是孩子。农场人有一方户籍是上海的，孩子便可选择上海教材，在农场读完小学初中，农场学校的活动及交流也多数和上海对应，与大丰的交流沟通不多，初中毕业后直接考到上海读高中。但是随着上海户籍的员工日渐变少，农场学校生源减少，规模萎缩，一些班级不到五人，形不成好的课堂氛围，一些农场家庭，因此有了新苦恼。

　　阮永根的女儿，农场下一代，已在宝山高境中学读高一。每隔两周，阮永根携妻“回”上海，看女儿。每逢踏入上海境内，他往往会想一想：自己成了上海人。

　　题图来源：张海峰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