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饮水思源话“南洋”[图]

交通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896年的南洋公学。它在许多方面奠定了交大后来发展的基础。 

南洋公学中院

洋务巨擘力倡新学

20年代的交大校长凌鸿勋曾说，盛宣怀“对于南洋公学则为一首创之功臣”。盛宣怀长期从事轮船、电报、纺织、铁路、矿冶重要洋务企业的创办和管理，是晚清一位通晓中外、财权兼备、亦官亦商、长袖善舞的实业巨擘。张之洞称其为能承上注下，可联南北、中外、官商的“高手”。  

盛宣怀深感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早在1873年即倡议设新式学堂。1880—1897年间，他先后在津、沪等地开办电报、西医、冶金、铁路等多所学堂，培养办厂修路亟需的专门技术人才，促进了中国近代实业教育的发展。但这些短期训练性质的技术学堂有很多局限，促使他在甲午战后进一步认识到“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转而进行创办正规教育的积极尝试，培育技术、外交、行政、法律、经营等各方面的专家。  

盛宣怀计划利用所办洋务企业的盈余，在各地捐助设立2所大学堂、23所小学堂，形成正规、系统的教育体系。1895年10月，他先在天津创办北洋中西学堂（1903年改称北洋大学堂），分普通、高等两层，各分年限、依次递升；到高等再分若干专业，以培养具有精深学问的专才。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近代意义的大学，受到各方关注。  

1896年，盛宣怀又在上海着手创办第二所大学——南洋公学，并亲任该校督办。该校每年的办学经费出自“招商、电报两局众商所捐”10万两白银，仿照西方“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之例，“故定名曰南洋公学”。这不仅为公学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经费，开创了商款办学的先河，也有利于减少办学的阻力，增强办学的自主权。近代状元企业家张謇曾说：“中国公学之兴，自南洋始。”  

从实际需要和人才培养循序渐进的规律出发，公学先设师范院，续设外院（附属实验小学）、中院（中学）、上院（大学，分政治班、商务班），形成比北洋中西学堂更加完备的三级学制及师范教育。其章程、课程、管理制度等，在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中，成为许多地方兴办新式学堂的蓝本。  

南洋公学奠定基业

1897年4月8日，经过精心筹备，为培养合格的中小学和大学师资，南洋公学师范院经过严格考试录取的首届学生入校开课。此后每年的这一天，就成为交大的校庆日。师范生初期课程为“上午习算学，下午治舆地，夜习西文”，后增加物理、化学、理化试验、历史、科学教育、矿物等必修课，国学等自修课，外文（英、法、日文）等选修课。对学生的管理、要求都很严格，尤其注重道德情操培养，分五层格随时考核，合格者逐次升格，优秀者予以奖励，不合格者即行淘汰。  

师范院6年后停办，前后就读学生共81人，多为江苏和东南数省已有生员、举人功名的读书人，入学年龄皆在20岁以上。师范院学生起点高、素质好，教学水平高，很多人尚未毕业即开始翻译西学书籍、编写新课本，到外院、中院兼课任教，体现了学教结合、知行并进的特点。毕业学生或被派往国外留学，或被外省新式学堂聘请为教师，或自行创办学校。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师范教育，真正具有探索、示范作用，培养出辛亥烈士白毓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钮永建，民初政要章宗祥、张一鹏、雷奋，教育家张景良、沈庆鸿、吴馨、王植善、侯鸿鉴，史学家孟森，地理学家张相文等很多名人。当时担任公学监院的美国人福开森后来说：“南洋之得今日之精神，实师范生有以启之。”  

为打造人才之基础，1897年11月，公学开办了外院，即附属实验小学，招收10岁左右的少年入学。随着外院学生很多提前升入中院，1899年，外院改为外班。1901年改为公学的“附属小学堂”。  

1898年4月，作为公学“二等学堂”的中院（即中学）成立并正式开课，课程中学、西学并重，约各占一半；强调德智体三育并重。1904年，按照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制”规定，中院改为公学的“高等预科”，至1908年夏废止。中院教学水平较高，教学质量已超过美国教会在上海所设的圣约翰大学、中西书院等。由于要求严格，中院五届学生仅毕业42人，其中35人被派往国外留学，占83%。  

公学还于1900年12月至1902年1月开设铁路班，专为安置南下避乱的北洋中西学堂、铁路学堂18位学生，聘请麦基、马贺、王宠惠等为教员。  

从1899年开始，南洋公学最早选派6名学生到日本留学深造。其中有后来的教育总长范源濂、著名军事家蔡锷等，他们都成为组织留日学生爱国团体、发动辛亥革命的骨干人物。从1900年开始，公学还先后选派3批本校和北洋大学堂师生王宠惠等24人赴美留学，成为继19世纪70年代派幼童赴美留学之后，最早、最多的留美学生。从1901年起，公学还选派3批18人分别到英国、比利时留学。他们都得益于公学从常年经费中的拨款支持，离不开盛宣怀的筹款帮助。而这些学生也都能直接免试进入欧美各大学开始专业学习，三五年后大多能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都能在各自领域做出成就。他们中出现了第一位物理学博士李复几，著名物理学家夏元瑮、何育杰、张大椿，数学家胡敦复，地理、历史学家张星烺，金石学家马衡，教育家蒋梦麟、俞子辛、杨荫杭，以及一些政治、经济、司法、外交、铁路等方面的优秀人才。  

原为培养政治学人才而计划开设的上院（大学），因生源缺乏一直无法设立。1902年7月，公学奉盛宣怀之命开设大学预科性质的政治班，同年的中院毕业生全部入班学习。  

早在1897年10月，贵州学政严修即奏请在传统科举考试之外开设经济特科，选拔实学人才。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中加以采纳，盛宣怀闻讯亟表赞同，但因变法失败此举未能实施。1901年夏，清廷下诏重开特科。盛宣怀决定在公学率先开办经济特科班，给学生“专教中西政治、文学、法律、道德诸学”，以“应经济特科之选，储国家栋梁之才”。5月，公学登报招生，经考试录取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等40多名学生，其中29人已有秀才功名，不少人学养深厚，才华出众。盛宣怀对特班学生寄予厚望，亲聘蔡元培、赵从蕃等为专任教员，辅以3名英文、算学兼任教员。9月，特班正式开学。后来，这些特班生大多成为政界、实业界、教育界之翘楚。  

为满足培养西学人才之亟需，盛宣怀还于1898年7月奏准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主要由公学师生结合外文和西学课程的教学，译书并出版，效法日本以此来兴学育才。到1902年11月，译书院已译出包括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西学著作59种，其中军事22种、经济14种、史地8种、政法6种、教育学3种、社会学1种、宗教学1种、教科书4种；刊印发行了30种，《原富》、《蒙学课本》等书供不应求，多次再版。译书不仅使学生的外语和专业水平显著提高，而且引进了西学的传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扩大了学校的影响力。当时主持译书院的张元济也由此积累了组织图书翻译、出版工作的经验、建立了译者群体，为他后来主持商务印书馆及其翻译所、成为近代著名出版家奠定了基础。  

1901年8月，根据译书的需要，盛宣怀又奏准附设公学的东文学堂，培养日语人才，聘请罗振玉、王国维分别为学堂监督、执事，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为正、副教习。招考录取学生46人。虽然在校学习仅1年多，东文学堂学生仍翻译出许多重要的日文图书，并涌现出一批优秀人才，如近代地质学鼻祖章鸿钊、文学家吴梅、银行家周作民、名中医丁福保、近代农学开山许璇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03年初，由于接替盛宣怀接管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的袁世凯中断每年的捐款支持，加上1902年11月学潮影响，迫使盛宣怀决定缩小南洋公学办学规模，裁撤其附设机构。1903年2月，公学的东文学堂、译书院和特班、师范班同时停办。1904年10月，商部尚书载振提议将南洋公学改归商部办理，盛宣怀表示同意。次年3月，他奏报将公学移交商部，并辞去督办职务。学校也改称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  

清末上海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城市，盛宣怀在这里创办南洋公学，开始中国最早的高等教育，使南洋公学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有企业捐款支持，延聘许多优秀教师，汇聚东南英才而育之。短短数年间，名声鹊起，享誉中外，培育出许多精英和栋梁之才。盛宣怀为此创榛辟莽、力排众议，克服诸多艰难险阻，义无反顾地坚持汇通中西、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南洋公学人才荟萃的优异成绩，既证明了这种办学追求的价值，也为后来交大奠定了务实的优良传统。  

正如福开森所说：“使后世不忘公者，当为设立南洋公学一事”夏东元教授也认为：“南洋公学是我国最早兼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的完整教育体制的学校，促其成者为盛宣怀。”因此，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交大校园内就曾有盛宣怀的全身铜像和宫保广场。在今天的上海交大徐汇校区和闵行校区，又重新矗立起他的塑像。（二） 

来源：《团结报》 2016.03.10 第05版：文史周刊1 

原文： 饮水思源话“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