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大学以育才为本[图]

人们对大学功能的定位虽日渐丰富，但归根结底仍以育才为本。能否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决定着一所大学的成败和声誉，也决定着其科学研究、文化创新和社会服务等功能的水平与贡献。120年来，交大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它培育出大批优秀人才，并且形成了培养优秀人才的机制和传统。这些无疑是最为宝贵的经验。  

聚名师 树风范

育才必先待名师。早在南洋公学时期，盛宣怀就非常重视延聘蔡元培等名师，并从兴办师范班、中院（中学和预科）、外院（高小、初中）、特班等入手，从中学打基础开始，多层次培养、选拔青年才俊，资送优秀毕业生至欧美名校理工科专业留学，并要求他们返国后先回母校任教。此后各个时期，交大都坚持选送优秀学生、青年教师留学深造。他们获取国外名校的博士等学位后，有很多再到国外大公司、企业、实验室工作，然后回国成为理工科各专业、领域的泰斗和领军人物。其中不少人回到母校创建相关系和专业，承担主要课程，逐渐形成具有一流水平、世界眼光和实践经验、相对稳定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他们是交大的办学主体、育才基础和关键。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交大各专业就有一批影响很大、深受学生爱戴的名师。如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专业的胡敦复、裘维裕、徐名才教授，指导研制出国内第一台交流发电机和电动机的电机系教授钟兆琳、著名的铁路专家淩鸿勋教授、机械及热能工程专业陈石英教授、机械工程专家程孝刚教授，等等。  

1949年，交大有专任教师273人，其中教授113人、副教授34人，占53.9%。1952年4月统计，交大的112位教授中，有留学资历的81位，高达72.3%。1956年，高教部在全国评定高校工科一级教授61人、二级教授201人，其中仅交大就有一、二级教授8人、22人，分别占13.1%和10.9%。而在新中国成立初院系调整中被调往外校的原交大50多位教授中，有不少人被评定为一、二级教授，后来仅当选两院院士的就有10人。这些都反映了交大教师的整体素质和水平。  

高起点 严要求

交大一直坚持精英教育，特别注重人才培养质量。早在1913年，校长唐文治即提出，学校课程“以功课密、管理严六字为主”。此后，培养学生一直坚持高起点、严要求。  

首先是严把学生入学考试关，选拔最优秀的生源进行培养。每年报考交大的学生很多，入学考试竞争十分激烈，经常是百里挑一。对此，许多交大校友到晚年依然刻骨铭心。陆定一回忆说：20年代“青年学生非常向往读交大，每年投考的人很多。一旦考上了，学生都能认真读书。”著名史学家戴逸曾在1944年考入交大铁道管理系，两年后因个人兴趣转考北大历史系。他回忆道：“交大教学非常严格，入学考试也很难。我记得考交大的试题，英文考试是翻译《桃花源记》，把文言译成英文。国文题目是‘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据此写一篇文章。”“相比之下，北大的入学考试就容易许多，其英语考试题目是‘ship’，即写一篇有关船的文章，信手舒展，随心所欲。”所以，交大素有“门槛高”之说。  

二是从学生入学开始，即由名师授课，严格要求。戴逸说：“交大和北大都是名校，当时很多名校都有一个特点，即名师都给一年级学生上课，学校强调，学生一入学，就让他们接受名教授思想的熏陶。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因为大一的基础很重要。”1934年毕业于交大的水利专家张光斗“对大学印象很深，尤其是一、二年级。学校有很多严格的教师……物理课每周小考一次，不及格的比比皆是……物理、化学实验报告要求用英文书写，写得整齐，结果正确，如果做得不好须退回重做。这种科学精神、工作作风锻炼了我。由于一、二年级很严格，当时有句传言：念上海交大，一、二年级通过了，就可算大学毕业了。”  

著名数学家、2000年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文俊院士，1940年毕业于交大数学系，他回忆说：“裘（维裕）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只要有问题，就决不容许草率解决，必要时还会对学生进行严厉的批评。因此，交大物理课被一些学生称为‘霸王课’，但听过‘霸王课’的学生总能从中受益，多年难忘。我也是当年裘先生的一个追捧者，也因此更加地热爱物理，甚至在大二的时候，我还一度想要转系。”  

戴逸回忆：在交大，“数学、物理等课发下来的题目简直是题海，做也做不完，如果学生有丝毫的懈怠，不听课，不做题，很快就会落后。而且学生上课绝不能睡觉，也不能倦怠或随便缺课，如果缺课太多，会被学校取消考试资格”。学生“虽然身心疲劳，没有偷闲玩乐的时间，但学期结束，明显感到了大的进步，收获丰富，心情欢悦”。  

交大所用课本，多为国外原版教材，很多教师也直接用英语授课，并要求学生用英文写作业。这使学生的英文水平也得到提高，赴国外留学毫无障碍。其毕业生留学美国时，在交大所学课程得到很多名校认可，可抵算它们的学分。  

吴文俊回忆，即使20世纪30年代后期学校被迫迁到上海法租界租房办学，条件很差，但仍然严格要求学生，数学系每届毕业生仅一两个人。当时，交大“从教师到学生，大家都在认认真真地念书、学习与工作”。1944年毕业于交大、2008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徐光宪院士回忆，20世纪40年代初交大化学化工系功课很多，4年要修160多个学分。进校时全班有28个学生，毕业时只有18个学生，淘汰率高达35.7%。  

这种高标准的办学风格也得到延续。2000年11月19日《文汇报》在头版头条报道，截至10月底，交大当年已有45名学生因成绩原因被退学，100余人降至试读阶段，面临退学可能。  

厚基础 重实践

交大很早就形成了重视数学、物理、化学和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学的传统，不仅工科各专业，即便是管理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在一、二年级学好这些基础课程。从而在开始专业学习之前，就为学生打好坚实、开阔的科学和语言基础，使学生深受其益，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1930年秋入校的张煦教授回忆：“一年级的主要课程是数学、物理、化学，由胡敦复、裘维裕、徐名才三位大教授亲自到教室讲课，另有辅导老师配合指导实验。”当时，教中文的陈柱教授、教英文课的唐庆诒教授，“都是一流水平……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老师，要求很高，也很严格。”  

进入专业学习阶段，教师会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进一步自主学习和钻研。吴文俊回忆，“当时武先生给我们讲授高等代数、实变函数、高等几何。武先生课讲得形象生动，十分有趣，他不仅追求本质，而且重于解答疑难，精彩极了。从此以后，我就喜欢上数学。武先生见我对数学有兴趣，就经常从家里带一些数学方面的书籍给我看，那是他私人的藏书，有些书在一般地方是找不到的……他把这些书借给我了，这对我有很大帮助。我有时也到他家去，他对我也特别关照，给我开开‘小灶’。”“我的数学底子就是在交大打好的。”  

交大始终以培养学以致用的高层次技术人才为目标。民国初年，唐文治校长即提出：“惟工程一科，理论与实践相辅而行者也。能致其用而不能言其理，所用必不达；能明其理而不能致其用，所学亦不成。”“工程问题在在不同，非得之经验无以喻其旨趣……故学者必期学理畅明，试之实践，以资经验而辅助学理之未通，夫然后工程问题之来，可以迎刃而解。”为此，学校在十多年间相继建成电机厂、金工厂、木工厂等，供学生实验、实习，并把实习、实验列入正课，形成严格制度，还选派学生赴各大厂矿实习，切实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毕业后胜任工程技术方面的实际工作。1913至1921年，学校还派出41名专科毕业生到美国各大电厂、电讯、铁路公司实习。重实践也成为交大的传统，一直得到重视和继承。1935年毕业于交大的罗沛霖院士说：“学校课程安排的不错，比较均衡。有一点很重要，不管哪个系，都注重实践，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金工、木工、翻砂、打铁，都要学，一共2年的课程，每学期3小时……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做学问，既要动脑，也要动手，两者都要。”交大学生动手能力强、专业素质好，毕业后到实际工作单位深受欢迎。  

求真知 善创新

交大还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生们到了四年级要按不同专业，跟随各专业的教师分头学习、上课和作实验。每位同学还要各自写一篇专题报告，在教师指导下轮流向班上同学宣读。各专业教师在指导学生作实验和毕业论文时，也都能把该专业领域重要的学术课题同实际需要相结合，使学生能够通过严格训练，既可解决实际问题，又在相应的专业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  

徐光宪院士回忆，1935年他四年级时，毕业论文是顾翼东先生指导的，题目是“用萘为原料以气相催化氧化法合成制备邻苯二甲酸酐”，要求用不同于已有文献记载的新催化剂和方法，以降低实验的反应温度，提高产量。四五十年后，化工生产中用樟脑合成邻苯二甲酸酐仍然在使用这种方法。这表明“当时顾先生让我做的这个题目还是很前沿的”。  

交大化学系1951届毕业生黄文魁，在教师指导下，以当时国内急需的氯霉素原料合成，作为自己的毕业实验和论文题目。他通过27次实验，最终成功合成生产氯霉素的关键原料。1951年11月9日的《解放日报》等对此成果进行了专门报道，称这种新方法比美国方法所用原料便宜一半；“在反封锁斗争中更增加了一份力量”。时年23岁的他也因此荣获上海市劳模称号。后来，已留校的黄文魁先生跟随他的老师、著名有机化学家朱子清教授调往复旦大学；1955年又随同朱先生到兰州大学创建有机化学专业，在天然产物化学和有机化学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化学家。  

黄炎培、李叔同、邹韬奋、钱学森、吴文俊、徐光宪……群星璀璨的交大杰出校友，不仅书写了培育卓越人才的辉煌篇章，也能为人们破解“钱学森之问”、创建一流大学提供极有价值的历史参照。（五） 

来源：《团结报》 2016.03.31 第05版：文史周刊1 

原文： 大学以育才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