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墨水瓶底起波澜[图]

1902年11月16日，著名的南洋公学突然有200多名学生集体退学。该学潮震动上海和国内外，堪称交大校史上乃至20世纪前期一系列学生爱国运动的先声。后来人很难设想，它的起因竟然是一个普通的墨水瓶。 

“墨水瓶事件”后部分离校学生合影

学潮起自墨水瓶

1902年11月5日下午上课铃声响过，秀才出身的国文教习郭振瀛像往常那样，踱着方步走进南洋公学中院五班教室，一眼看到讲桌上摆放着一个装了清水的墨水瓶，这令他勃然大怒，认定是在嘲弄自己为胸无点墨的“半瓶水”，于是严厉斥责学生不敬师长，并要追查肇事者。13日，郭某找到公学总办汪凤藻，要求将座位离讲桌较近的该班学生伍正钧及同桌的其他两人一并开除。  

汪凤藻曾是上海广方言馆、京师同文馆的高材生，精通英文，中西学兼优，翻译过《公法便览》、《富国策》等西方法学、经济学著作，享有盛誉。1883年（光绪九年），他考中一甲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到驻俄使馆、总理衙门任职。1891年（光绪十七年），被清政府任命为使日大臣，赏二品顶戴，1894年8月初因甲午战争奉命回国，自此脱离外交界而专注教育。盛宣怀称赞他“学术宏正，兼贯中西，足为多士矜式”，于1902年保奏他出任南洋公学总办。孰料，他缺乏现代民主意识和管理新式教育的能力，竟然轻信郭某的一面之词，未经调查核实，即以侮辱师长、不守校规为由，宣布将伍正钧等3人开除，还给该班学生每人记大过一次。当晚，该班学生开会商议，想请求校方收回成命。汪总办闻讯后，竟变本加厉地做出开除该班全体学生的决定，引起该班和全校其他班级学生的强烈不满，决定采取一致行动抗议校方无视学生权益的做法。  

次日，特班、政治班和中院八个班级的学生集体罢课，推举代表找总办申辩，要求撤销开除五班同学的决定，辞退郭姓教习，遭到拒绝。15日，200多名学生再次到总办处为五班学生申辩。汪总办仍以“学生私自聚众演说，大干例禁”为由，坚不让步。学生与校方的对立情绪更趋强烈，导致事态升级。下午，学生们列队赶往公学督办盛宣怀住所请愿。盛以丁忧期间不便见客为由，拒绝会见学生。  

学生们大失所望，纷纷准备集体离校。在公学担任特班总教习的蔡元培一再劝留。当晚他去找盛宣怀试图挽回，也同样吃了闭门羹。16日上午11时，自清晨即在操场等候的200多名学生彻底失望，齐呼三声“祖国万岁”，按自低到高的班级顺序，离校而去。汪总办、郭教习眼见无法收场，竟然也一走了之。  

盛宣怀至此方知事态严重，急忙派人劝说挽留，但仍有特班和中院各班145名学生“不肯受龌龊教习、糊涂总办压制”，毅然放弃上可留学欧美、下可保送京师大学堂的美好前程，集体退学以示抗议。突发的学潮对南洋公学造成极大影响。大批学生集体退学，使全校学生总数由此前的320人，一下减至190人，面临关门危机。蔡元培等有新思想和声望、深受学生拥戴的教师纷纷离校，国内外舆论的抨击，使公学的形象、声誉和生源、经费来源等严重受损，不得不收缩规模、裁撤部分班级和机构。这对创办者盛宣怀也是沉重打击，袁世凯等政敌也借此大做文章，企图关闭南洋公学。  

虽然盛氏和校方尽力采取劝导学生返校、补招学生、整顿秩序、新订规则、加强监管等补救措施，但直到次年7月，学界风潮被官府查禁，南洋公学才渐趋平静。1905年，全校学生数勉强恢复到239人。盛宣怀也只得辞去督办之职，将学校移交商部办理。  

一石激起千层浪

“墨水瓶事件”还引发连锁反应，南浔浔溪公学、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浙江大学堂、上海广方言馆等东南多所学堂学生，为声援、响应南洋公学学生，反抗校方压制，相继发动一系列学潮并引发清末一些重大事件发生。  

为了不让愤而离校的学生中断学业，由蔡元培等人在1902年4月发起成立的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于11月20日召开专门会议，决定立即募款成立学校，接受退学学生。次日，成立爱国学社，由蔡元培任总理（校长）、吴稚晖任学监，教员由中国教育会成员和原公学特班学生担任，其中有章太炎、蒋维乔、黄炎培等著名学者和爱国志士。他们全部义务服务、不取分文报酬。学社初期的55名学生，全部是原公学退学学生，后来又相继接收其他学校退学学生和慕名而来者，半年后增至132人。  

爱国学社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机构和宣扬爱国主义的自治团体，分设平常、高级两班。学社内部设评议会，监督校务和学生品行，学生思想高度自由，关心时事政治和国家命运，倡言救国、革命。学社还关注、支持其他地方的学潮，派人到各地建立分设。蔡元培等还同主办上海《苏报》的陈范达成协议，将《苏报》作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资助学社部分办学经费，聘请章士钊为主笔，学社师生为该报撰稿，专设“学界风潮”栏目，报道南洋公学及各地学潮情况，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及清政府的警觉。  

1903年6月，清政府准备查禁爱国学社。学社与教育会发生分歧，脱离教育会而独立。月底，清政府串通上海租界当局，逮捕章炳麟、邹容，蔡元培、吴稚晖等被迫离沪走避。7月7日，《苏报》被查封，酿成影响很大的《苏报》案。爱国学社亦遭解散，部分学生经蔡元培介绍，到徐家汇马相伯处求学。马老出手相助，捐出家产，专门为此创办“震旦学院”。还有很多学生转往别处求学，或由此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莘莘学子爱国情

小小墨水瓶引发的学潮，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发生最早、规模较大的一次学生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它集中体现了20世纪初新旧两种教育思想、观念意识和文化的激烈碰撞。身处上海这样华洋杂处，开放、进化程度颇高的新兴都市，南洋公学学生在接受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其爱国、民主、平等精神和独立、自主、崇尚真理的意识也会随之萌发，必然要冲破三纲五常、尊卑有序等传统的束缚，不再是只会俯首帖耳、唯唯诺诺、追求功名利禄的旧式读书人。  

而当时即便是盛宣怀这样的洋务大佬，还是汪凤藻这样有过出使经历的校长，以及多数像郭振瀛这样熟读圣贤书的教师，尚不懂现代教育和大学的本质，无法理解、接受学生思想、行为的新变化，依然恪守学生必须绝对服从、非礼勿行的旧观念，将学生的合理诉求和行为视为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而严加惩处。双方的矛盾、对立不可避免。  

清末，像南洋公学这样的新式学堂和众多青年学生，期待着一代具有新思想的名师和教育家。蔡元培等也以此而深受学生的认可和爱戴，并且成为近代中国真正大学教育的开创者。接受了新思想的学生们，为了追求公正和自由，反抗校方压制、颟顸和对少数同学的不公正处理，宁可放弃当年令人仰慕的南洋公学毕业生大好出路和前程，毅然决然地冲出校园，寻找、接受更加民主的新教育，进而成为近代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这是何等可贵的勇气和精神！难怪力倡“新民说”的舆论界骄子梁启超虽远在日本，也在自己主编的《新民丛报》上撰写长文，高度赞誉该退学事件“实中国国民前途关系第一重要事件”，勉励退学学生“以此精神、以此魄力必造一新团体”，成为爱国学生界的楷模，“必为将来中国教育史上一最大之纪念”。  

历史证明，交大师生无愧于梁任公昔日的赞誉和期待。此后，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抗战及战后“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中，交大师生始终保持这一优良传统，身先士卒、忘我牺牲，为国家、民族做出重要贡献，一度赢得“民主堡垒”美誉；而且成为在办学过程中淘汰不称职校长和“南郭先生”，参与学校管理、维护学校质量和良好声誉的重要途径。  

20世纪前期学潮的多发与普遍存在，是中国民族独立和解放过程中的突出现象。凡是著名高校，往往也都是学潮的发源地。五四、一二·九等一系列著名爱国运动，抗战结束后国统区的学生运动，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全国性学潮。近代的学潮及其成因、作用与影响，共产党人在其中的贡献等，都与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高等教育史和大学史有密切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但尚待深入开拓的研究领域，也是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渊薮，值得进一步关注。（三） 

来源：《团结报》 2016.03.17 第05版：文史周刊1 

原文： 墨水瓶底起波澜